王昌齡崇道與隱逸

時間：2025-10-11 13:14:48 王昌齡

王昌齡崇道與隱逸

　　王昌齡的主導思想是儒家的，同時受時代風氣濡染，心傾佛門，也顯受道教及隱逸思想的影響。

　　一、道教的興盛與隱逸的風行

　　唐代文化政策寬容，“三教”并用，“佛學發達，禪風大熾，而且亦是道教發展的全盛時期，而盛唐則更是其盛之又盛時期”。具有自然浪漫氣質的道教與青春浪漫的盛唐精神自有相契之處，而統治者的推崇備至與盛唐道教的興盛密切相關，如道教經典成為科舉取士的考試內容,士人可以通過道舉入仕。道家先于道教，道教依道家而起，二者關系若即若離，同異并存。道家隱逸思想鮮明而豐富，講求“道法自然”，清靜無為，主張遺世隱居，以此來“保身、全生、養親、盡年”(《養生主》)，逍遙于天地之間。道教求經問藥、尋仙訪道為的是長生不老，道家隱逸山林、遁跡江湖為的是避世保全，二者目的不盡相同卻有著內在必然聯系。例如山林湖海等隱居之地多為修道成仙之所，隱居與求仙常常和諧統一，則隱士即道士，道士即隱士。而盛唐道教的興盛和統治者對隱士的禮遇無疑促進了隱逸之風的暢行，由隱入仕成為當時士人階層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本文試結合王昌齡的主要生平和詩作分析其崇道隱逸思想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及其原因并與儒家入世思想做比較。

　　二、耕讀隱居到科舉入仕

　　唐統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文士們隱居多也不過是求仕的手段。王昌齡對這條由“隱”而“仕”的基本路徑十分清楚，在《上李侍郎書》中即說過：“昌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于道義，然后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對于這條“終南捷徑”王也是身體力行。

　　隱居生活往往少不了尋仙訪道之舉。王昌齡隱居嵩山時，有幸拜謁到當時著名的道士焦煉師，喜出望外，寫下《謁焦煉師》一詩：“中峰青苔壁,一點云生時。豈意石堂里,得逢焦煉師。爐香凈琴案,松影閑瑤墀。拜受長年藥,翩翩西海期。”隱幽閑凈的環境渲染了出世高人的仙風道骨。末寫詩人得到長生藥，期盼著從此羽化登仙。

　　隱居學道，道經的學習必不可少，入仕以后，依舊用功不輟，可見于汜水尉任上所作的《趙十四兄見訪》等。《就道士問周易參同契》一詩中詩人虔誠地“稽首求丹經”，最終感動得仙人“乃出懷中方”。可惜“我”“披讀了不悟”，老道士只能 “嗟余無道骨,發我入太行”。末兩句用王烈典，意義雙關，謂在嵩山學道不成，乃有北上太行之意。

　　學道不成而北上太行，是為了進一步求道還是由隱轉仕的借口呢?公元722年(開元十年)，王氏二十四歲，離嵩山北上太行入山西。聯系《駕幸河東》一詩，此行當與唐玄宗的太原之行有關。那么王昌齡結束隱居生活，離開嵩山北上，似乎是為了功名。

　　詩人的謁君之行致仕未果，投筆從戎，從軍不成，便轉試科舉。進士及第前，王昌齡在石門谷隱居近一年，重溫耕讀的日子，旨在應試。

　　《秋興》：“日暮西北堂，涼風洗修木。著書在南窗，門館常肅肅。苔草延古意，視聽轉幽獨。或問余所營，刈黍就寒谷。”這首詩描繪的大約正是詩人隱居石門谷時耕讀的情形與感受，何等清靜與幽獨。但躬耕、隱居皆非王昌齡的理想，故而他與鄰相邀出谷謀仕。在他入仕后所作《鄭縣宿陶大公館中贈馮六元二》一詩中王昌齡回憶道：“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所騖。”與隱居嵩山時相比，這次隱居謀仕的功利色彩似乎更鮮明了。在詩人看來，入仕為官才是他所要走的暢通恒久之道，可見發奮進取、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是他的主導思想。

　　三、入仕“資本”到精神“良藥”

　　如果說早期崇道隱居更多的是走“終南捷徑”不可或缺的“資本”，那么入仕后則是為自己解脫心靈束縛開的一劑良藥。王昌齡兩中科舉，惜其一生所任不過丞、尉之類，又兩竄遐荒，可謂仕途坎坷。理想與現實產生了巨大的差距，滿腔抱負無法施展。而苦悶的精神壓力需要釋放，受傷的靈魂需要安撫，這就導致詩人由積極“入世”而轉為消極“出世”，以尋求另一片精神家園。

　　(一)公元727年(開元十五年)春，王昌齡登進士第，授為秘書省校書郎。《放歌行》作于其初授校書郎時：“望塵非吾事，入賦且淹留。幸蒙國士識，因脫負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營數斗祿，奉養母豐羞。若得金膏遂，飛云亦可儔。”詩人對于終遂入仕夙愿雖心存感恩之心，但這畢竟與詩人的理想還有很大差距，故詩人在末聯表示了得仙藥以飛升的愿望，實際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對現狀的無奈與不滿足。

　　這從他上任當年秋后所作的《鄭縣宿陶大公館中贈馮六元二》一詩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云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為黃綬羈，余忝蓬山顧。” 五年了，也試過了干謁的路子，可惜仍未遇合于君，你我擔任的不過是些小官。“拂衣易為高，淪跡難有趣。”詩人感嘆隱居容易，然而沉淪下僚的我們高蹈遺世名跡卻難顯于當代。詩人不愿默默無聞地隱居，而隱居留名在他實非易事。詩的末句“屈伸備冥數”是說窮達一聽于命，以道家清靜無為、順其自然的思想來消解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二)不滿現狀的王昌齡于公元734年(開元二十二年)，又應博學宏詞試，并且登第，就由校書郎改為汜水尉，卻仍然是個不起眼的小官。《緱氏尉沈興宗置酒南溪留贈》大約作于汜水尉任上。詩的開頭描寫了南溪幽深清寂的脫俗奇異之境，進而萌生“永然滄洲意”的歸隱之意。“古時青冥客，滅跡淪一尉”，聯想到古人淪為一尉后便隱身不出，如今躊躇滿志的沈興宗怎會被縣尉這般微職帶來的紛繁瑣事而束縛呢?“吾子躊躇心，豈其紛埃事。緱峰信所魁，濟北余乃遂。”相信沈興宗必將前往王子晉得仙處緱氏山得以隱居避世，自己也將從濟北黃石公遨游，成就成仙飛升之愿。“齊物亦已會，息肩理猶未”盡管莊子的齊物之論已會意，但彼此仍未擺脫世務。接著詩人表示要沖破世俗所謂賢哲之論的牢籠，全方位地舒展身心，所謂“卷舒形性表，脫略賢哲議”，并決定仲月時隱居到嵩陽寺。全詩表現了詩人對小官任上瑣碎俗事的厭倦，對隱居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對仙人的追慕，顯示出道家超邁脫俗、返樸歸真的精神氣質。

　　(三)王昌齡被貶時間在任汜水尉之后。赴嶺南貶所途經衡山所作的《奉贈張荊州》表現出詩人感到險禍逼近時的不安：“魚有心兮脫網罟”，用比喻表示希望早日逃脫困境，“王君飛鳥仍未去，蘇耽宅中意遙緘”二句用典故表現當時現實政治的惡劣，也勸張九齡退出政局。盡管如此，王昌齡依然保持樂觀精神。《出郴山口至疊石灣野室中寄張十一》一詩中，豁達的詩人同張十一開玩笑說：“陰火昔所伏，丹砂將爾謀。昨臨蘇耽井，復向衡陽求。同疚來相依，脫身當有籌”。意為如今既近蘇仙之故里，又可求嶺南之丹砂，我們同病相憐之人則有辦法得道成仙，解脫世網了。

　　(四)公元739年(開元二十七年)王昌齡遇赦北返，后被任命為江寧丞。《送韋十二兵曹》為其任江寧丞時所作。這首詩充分表現詩人或仕或隱的矛盾心理。“縣職如長纓，終日檢我身。”而相比之下，故人身仕心隱，“跡在戎府掾，心游天臺春”，視富貴如塵埃，唯自然之清風明月，白云凈海“長相親”，體現了清心寡欲、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道家思想。美麗的大自然和自由無拘的生活何嘗不是王昌齡所向往的，但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仕濟世思想又時刻催促詩人忠君報國。盡管“平生馳驅分，非謂杯酒仁”，自己平生志在建功立業、報效朝廷，并非尸位素餐之徒，無奈位卑職微，“忠貞何由伸”，抑郁憤懣之情溢于言表，故而產生“出處兩不合”的矛盾心理，于是乎“ 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綸”，生成歸隱之念以暫時逃避現實。

　　(五)王昌齡天寶六年又以所謂“不護細行”的罪名貶為龍標尉。詩人貶赴龍標初抵武陵后作有《武陵開元觀黃煉師院三首》：其一寫了黃煉師做法事的情景后，又寫詩人欲從溪路尋訪桃源，終不可得。其二有承接其一之意，桃花源中人“至今不與人通問”的原因是“塵忝何堪武陵郡”，即無法忍受武陵郡賦稅徭役之擾，其中的諷刺意味不難體會。其三則寫自己“從官役吏擾塵喧”，整天被繁瑣的塵事所擾,便想要脫離塵網，皈依道門，尋個清靜，“欲使投誠依道源”。與之前相比，詩人對現實似乎更加失望，更加抗拒，對“此岸”的失望更刺激了他對“彼岸”的向往。在武陵期間，詩人誠心求道問經。《武陵龍興觀黃道士房問易因題》便是此期作品，詩云：“齋心問易太陽宮，八卦真形一氣中。”詩人于龍興觀太陽宮中虛心向黃道士請教，以力求了解構成天地萬物的基本質素。“仙老言馀鶴飛去，玉清壇上雨蒙蒙”，以景作結，把黃道士仙化如駕鶴歸去，黃鶴已去，言余未盡，其中奧妙自須細細體悟。當王昌齡離武陵赴龍標時作《留別武陵袁丞》，再次透露出他在仕欲隱的真正原因。“從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桃花遺古岸，金澗流春水。”詩人對世外桃源的向往源自現實中“誰識馬將軍，忠貞抱生死”的憤懣不平之氣。

　　綜上可知王昌齡向往方外，崇尚道教，入仕后的詩作也能時感其崇道歸隱之心，自然與其早年習道有關，更是由其政治失意、仕途偃蹇所致。

　　如果說道教是滿足人們對長生仙界之渴求的宗教，那么道家更多的是給人提供一種生存哲學與思維方式，具有一種理性精神，而這也是王昌齡崇道的重要原因。王昌齡對道家經典特別是對同為儒道二家奉作經典的《周易》的學習使他對于人事自然的體認有了更高的境界，明白了其中盈虧屈伸、否泰窮達自有其道，即某種規律性，得以一定程度上化解理智與情感之間的沖突，求得安身立命之道。王昌齡的理性精神和曠達樂觀的情懷，使他面對坎坷的仕宦生涯多了一份從容不迫，少了幾多悲戚哀怨，得以履險若夷，處變不驚。

　　王昌齡受時代思想風氣的濡染，心傾佛門, 也顯受道教及隱逸思想的影響,與道士、隱者多有來往，且時常不忘研讀道經，陶醉于自然美景，表達了自己對清靜虛明之境與身心自由的追求。盡管如此，生活在大唐盛世開元天寶年間的王昌齡，面對較為開明的政策和寬廣的出路，他和其他人一樣渴望建功立業，樂觀進取、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觀中占主導地位。王昌齡入仕前隱居學道除了享受自由虛靜，也不免是“身隱心仕”。入仕后時有崇道歸隱之念或可歸納為“身仕心隱”，而究其根源，就會發現其實為“身心俱仕”，便難怪詩人一生沉淪下僚，卻終生未嘗請辭歸隱，每每失望又滿懷希望，暫時的“心隱”還是敵不過根深蒂固的“心仕”，只因為對儒家入世的執著，這或許是傳統儒士的可悲處與可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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