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文人”魯迅和周作人：兩腔才情，一生恩怨
【大先生：魯迅】
一個人是否有所作為，開始做什么并不重要。魯迅先學醫，繼而從教，然后從文，最終在文學的路上走到極致。考察魯迅生平，專業寫作的時間并不長，《狂人日記》發表于一1918年，那時候他已經38歲了。
魯迅少年是布鞋踩雨，中年是撐傘避雪，中年總是積累了一肚子經驗。白色恐怖時期，有人挨過打，有人被暗殺，有人關進了牢房，盡管魯迅也避難，也逃亡，但他從來不是風塵仆仆，不是喪家之犬，而是衣衫干凈，步履從容，面帶微笑地從北京到廈門，從廈門到上海，真不行，躲進租界的小樓。這正是中年人世事洞明之處，讀魯迅的那些雜文，就知道他的老辣。魯迅有段評價胡適與陳獨秀的話，十分出名：
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
這段話變一下，用來評價周氏兄弟也蠻合適：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魯迅的那門半開著，里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你看不清楚。周作人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什么也沒有。有些時候，魯迅高明得如同設空城計的諸葛亮啊。
魯迅走從文這條路，多少與心性有關。醫學枯燥，教學乏味，以魯迅后來雜文中流露的個性看，他是做不了醫生的。魯迅文章的深刻與偉大，有厚重的傳統文化作為底蘊，現代作家只有他一個人能常讀常新、溫故知新。他的很多文章，我讀了二十遍以上還覺得像剛泡的鐵觀音一樣醇厚，很多人的作品讀上兩遍已成甘蔗渣。
魯迅是極少數能讓文字與思想共同抵達文學內核的人，他在思想上的深刻，漢語上的深刻，至今無人匹敵。
雜文成就了魯迅，也毀了魯迅。不管別人怎么高度評價魯迅的雜文，在我看來，以魯迅的眼界、才華和學養，寫那些東西絕對是大材小用，暴殄天物。當然，我只是把魯迅和魯迅相比。魯迅去世后，有人寫文章說：
無疑地，他是中國文壇最有希望的領袖之一。可惜在他的晚年，把許多的力量浪費了，而沒有用到中國文學的建設上。與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應該愛護這樣一個人，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需要休養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
這樣的話里面有一份另外的懂得。
魯迅是在乎自己文章的，也在乎自己在文壇的聲名。身為文人，這一點當然無可厚非，但也是致命傷。因為太在乎別人對他的評價，太在乎別人對他作品的看法，于是被動主動地卷到一些沒有必要的爭議中，最后陷入漩渦，真是太可惜。這一點，他的弟弟周作人顯然要豁達得多，很少參與文壇的各類糾紛。
魯迅是自負的，周作人也自負，魯迅會用一切方式維護自己的形象，甚至絕交。很多時候周作人卻不屑維護自己的形象，由你們說去，只要自己自在，所以即便后來落水，他也不想為自己做太多的解釋。所以魯迅的敵人格外多，搞到后來，看不慣的事，寫文章批評，不順眼的人，寫文章諷刺，連“落水狗”都要痛打。
現代文學史上那么多文曲星，打起筆仗來，沒有一個是魯迅的對手。魯迅是塊老姜，大情懷與大境界中藏著小心眼，這樣的人，吵起架，首先就以絕對的氣勢壓倒了別人，可惜偶爾尖酸刻薄過了頭。我甚至想，魯迅晚年弄得自己老發脾氣，筆頭冒火，浪費了學問不說，也傷害了身體的元氣，這或許是他不能長壽的原因之一。
記憶中在鄉下，老中醫塞給病人藥包的時候也拿幾塊老姜，說是藥引子。藥引子——引藥歸經之用也。魯迅也是藥引子，這么多年，魯迅的臉譜不斷在改變，這是魯迅生前的偉大，也是他死后的悲哀。
【二先生：周作人】
這些年有不少人將周作人和魯迅做比較。在文章的高下上，他倆究竟誰領先?排列起來實在非常困難。鐘叔河先生就曾旗幟鮮明地認為周作人應該放到第一。我以為在文章上，中年以前，他們不相伯仲，都是潑辣淋漓，典型的紹興師爺手筆;中年的時候，應該說魯迅更勝一籌，思想的精深與人世的洞察，都有超過周作人的地方。但魯迅享年55歲，周作人享年83歲，他比魯迅多活了近30年，扎扎實實多讀了30多年的書，經歷了20多年的世事，這樣下筆成文自然與過去不同。
魯迅的聲音，鏗鏘斷語，刀砍斧劈，有如刻在青銅鼎上的律令。周作人的文章是溫文爾雅，渾厚懇切一路，彌漫其中的人間煙火氣，令聽者親切縈懷，字里行間點到為止的弦外之音常常引得讀者會心沉思。
和魯迅一樣，周作人也創作了一座高峰，他的作品不要說在整個民國首屈一指，放到古今中外，也是濃濃的一筆重彩，輕描淡寫出中國文化的意境與情韻。雖然自云“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閑來隨分種胡麻”，其實卻是“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周作人的文章，非常老到，沒有酣暢的視覺快感，卻能引發內心哲思，其文字深美閎約，波瀾老成，人所共知。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從容展示了一個中年男人心性之平和、安詳、家常、世俗，以及有節制的譴責和愉悅的放松。
魯迅、周作人的出現，給現代漢語一個語驚四座的開端。
我不止數十次聽到當代一些作家朋友說：“讀來讀去，只有魯迅、周作人常讀常新。”常讀常新，正是關乎文學高下的最重要的原因。
周作人這個人，骨子里一介書生，要他救國，干不來，干得來也未必愿意干。周作人不是個優秀的國民，也不是個好兒子。魯迅生前一直照顧著自己的母親，自他去世后，老太太說：“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居然回答：“我苦哉，我苦哉……”對生母尚且如此，對國家又能如何?后來落水實在不足為奇。
1939年1月，周作人當上了日本偽北大圖書館館長。從此，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苦雨齋中那個一臉平淡超然的知堂翁，脫去了教授的長袍，穿上狐皮衣裘。周作人落水后表現出來飛黃騰達的洋洋得意，讓后來熱愛他文字的人不敢面對。大家不敢想象，不愿相信，那個絕妙的文人會是漢奸。有人辯護說周作人是由地下組織安排，在后方潛伏的。有人說他有苦衷，有人說他是違背本意的，各方人士巧立名目，為他辯護。
關于落水問題，歷史的白紙黑字擺在那里，周作人自己坦誠地承認：
關于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因為自己相信比較可靠，對于教育可以比別個人出來，少一點反動的行為也。
有人據此說，這是周作人善良的想法，為了不讓淪陷區的教育落入日本人手中。木已成舟，爭辯無益，這一點鐘叔河先生看得清楚，人歸人，文歸文，認為“周作人其人可廢，其文不可廢也”。周作人，真是生不逢時。
據說清算漢奸時，有一個叫張二的人，賣過牛奶給漢奸。審訊人問，你的牛奶為什么要供給敵人用?張二說：“他們是訂戶，我就賣了。”
“日本人是我們的敵人……你這是以物質資敵，知道嗎?”
“我怎敢拒絕，又有誰保護我呢?”
法官一拍桌子說：“你不會去報告警察嗎?”
“拒絕，他們會說我抗日。”
有時候我想，假如魯迅還活著，面對周督辦，該是何態?
周作人晚年有篇文章反映了他人性的另一面。1962年胡適去世，他寫了長文《回憶胡適之》，那個時候談論胡適幾乎是一面倒的批判與謾罵。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細數了由胡幫助出了幾本書、得了多少錢。特別說這些錢，買了墳地，埋了母親、女兒，至今念念不忘。在那個年代里，在大陸敢寫紀念胡適的文章，周作人是第一人。
(來源：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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