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哀痛：魯迅周作人兄弟恩怨揭秘
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魯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別人談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著，長久地犧牲自我，這使魯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對一個具有鮮明現代意識的人來說，這種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魯迅有了更深的悲劇色彩。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記憶，周氏兄弟后來對此都閉口不談。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斷交信。信中說：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魯迅日記中寫道：
“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記有過這樣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
可見問題已很嚴重了。事情發展得這樣突然，是旁觀者始料不及的。他們的好友張鳳舉和川島對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語焉不詳。許多年后，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兄弟兩人的沖突，點明其中原委。文章寫道：
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經營的。他原來在1919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來住，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于兒童的游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魯迅那時并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鐘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
……
魯迅對于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他對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癥的。她對于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涂，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于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于后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魯迅搬出以后，就借錢購得西三條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書室。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里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是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決裂直接導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誣蔑委屈，搬出了八道灣，又生了一場病，而對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這是筆者在他死后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周作人對許壽裳的解釋，頗為不滿。談及與魯迅的決裂，他說：“這回講到1923年與魯迅失和的事件，因為要說明我不辯解的態度，便想到那篇東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論，所以拿來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襯的廢話本來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實只是最末后的一節罷了。關于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日記上7月17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十個左右，8月2日記移住磚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沖突，也只簡單地記著沖突，并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這里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賓’，如許季弗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于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
不辯解，是高明人的做法，這里有人間最深切的無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對此的感悟，是異常悲涼的，這對雙方都是巨大的打擊。先前的一切友愛、溫暖、親情，在瞬間變成了粉末。遙想當年，兩人手足之愛，同游東瀛，共譯洋文，后輾轉京城，于“五四”風潮中并肩吶喊。而今卻各自東西，目不相視，形同路人，確是人間的大悲苦。
魯迅與周作人分手后，兩人均給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態度很明朗，站在了魯迅一邊。周建人理解魯迅，恐怕也是對羽太信子有看法，或與大哥意見一致，這是肯定的。細說起來，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經濟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來，大家族親人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時不太節儉，花銷頗高，搞得經濟上頗為緊張。周建人后來回憶說：
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著錢不夠用。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里趕緊另包餃子……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
雖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較講究一些，但還不至于這樣。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揮霍，不敢講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攜帶家眷回國居住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癥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的“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平日里，一講起日本，她總是趾高氣揚，盛氣凌人;講到支那，都是卑賤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逆來順受。
與周作人的決裂，對魯迅的打擊是巨大的。他忍著屈辱，搬出了八道灣。婚戀的悲劇與兄弟的失和，在魯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陰影。他變得更加沉默寡言起來，家庭的概念已經徹底瓦解了。
沉默，長久的沉默纏著魯迅。他的心在絞痛著，撕裂著，他幾乎被窒息了。這位在新文化舞臺馳騁的猛將，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負要把他拖垮了。在這一年的8月，魯迅遷居到磚塔胡同六十一號暫住，不久，為了安慰母親，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錢，在阜成門內西三條買下了一處房子。從此，他與多年相親相愛的周作人，永遠地分手了。
周作人惡語諷刺魯迅的愛情
有人說，男人的拯救，有時是要依靠女人的。魯迅與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獲，是重新選擇了生活。如果不是與二弟鬧翻，他或許還在舊路中徘徊著。魯迅后來所以有了振奮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氣，在于他選擇了生活的新的伴侶，他終于在兩性的愛情中得到了人性的升華。
1925年3月，魯迅結識了自己的學生許廣平，開始了通信的交往。這是他一生的重大轉折。如果不是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現，他后半生的狀況，或許更壞。一個多月后，魯迅與許廣平的情感由師生漸向情侶的方向發展，隨后不久，雙方都投入了熱戀之中。這時魯迅已是人過中年了。被強烈的傳統所壓榨的魯迅，帶著沉重的歷史重負，果敢而艱難地邁出了愛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么樣的人了，我可以愛!
魯迅的這一選擇，透著蒼涼的悲壯，也帶著雄渾的生命內驅力。1926年，他的南下，實在是愛情的緣故。他們預計暫時分手一段時間，再投入新的生活。但這卻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風波，文壇上圍繞魯迅的私生活，時有諷刺之語。但最為令人難解的，是周作人對魯迅的婚姻選擇，持一種蔑視的態度。在他看來，魯迅與許廣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舊文人納妾之舉。一貫主張個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時竟不容忍自由戀愛的人生之旅，想起來，很是令人費解。
舒蕪先生在《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中，曾例數周作人在愛情婚姻上對魯迅的諸多諷刺，頗為詳備。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紀念》、《周作人書信.序言》、《論妒婦》、《責任》、《蒿庵閑話》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魯迅多妻、納妾、色情等，這樣的惡語，在他一生中是少見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為自己當漢奸辯解時亦說，自己的兩個兄弟，均拋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魯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棄妻”。羽太信子也把魯迅與許廣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為。《兩地書》中，魯迅記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魯瑞面前，講魯迅、許廣平壞話的字樣，想必周作人夫婦對魯迅擇偶的不滿之情，甚為深切。
其實，周作人在男女愛情上，是很明義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戀愛乃人類的進化。但為什么偏偏對魯迅如此苛刻呢?筆者覺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結下的怨恨，二是從朱安的角度考慮問題，覺得朱安太可憐。后一種原因，筆者以為頗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認為，愛是不能給他人帶來痛苦的，否則，便是非道德之舉。魯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來，魯迅此舉，多源于欲，而非愛。此事拯救的是魯迅，犧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許多文章里，痛罵中國的多妻主義。
魯迅的悲劇意識非周作人能領會
問題是，魯迅與朱安的結合，在道義上是否合于人性?倘這個前提不弄明，結論便不好下。包辦婚姻在晚清是一種風俗，談不上什么愛情。一個人和自己不愛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從人性的理論看，亦無道德可言。對于像魯迅這樣一個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選擇自己的愛，現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朱安沒有這種選擇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犧牲品。這確是一個殘酷的選擇。人要在自我超越中，達到“自他兩利”，是多么的艱難!魯迅內心深處，或許也有這種無奈吧?
魯迅在選擇對許廣平的愛時，并非沒有考慮到朱安的存在。在處理愛情問題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萬分。《兩地書》中，魯迅曾談及自己性格中妥協的一面。讀起來亦有傷感之嘆。但這種傷感，正如王得后先生(魯迅研究專家)所談，并非什么“負罪”之感，而是充滿了悲劇意識。許廣平針對魯迅的憂慮，曾這樣說道：
你的苦痛，是在為舊社會而犧牲了自己。舊社會留給你痛苦的遺產(按：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舍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里就難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有時也想另謀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這生活還要遭人打擊，所以更無辦法。……我們也是人，誰也沒有逼我們獨來吃苦的權利，我們也沒有必須受苦的義務，得一日盡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邁出這一步，走向愛的王國，這在魯迅那里，是極其艱難的。讀《兩地書》，可感受到兩性間純粹而博大的愛。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在中國現代史上，是難得的兩性摯愛的文本，其中隱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現代先驅者，在傳統的壓迫中，怎樣艱難地爬出人生的苦門，以人的聲音，向世間發出的苦訴。周作人對這一世界的領會，其吞吐、敵意的口語，大概是不得其真義的。
也許，愛永遠是一個謎。我們永遠繞不過這一存在。但人們一代又一代地承受著，尋覓著，創造著。生命的價值，或許就存在于這種艱難的選擇之中。
(本文作者為魯迅博物館館長、著名魯迅研究專家)
（摘自《名人傳記》2007年第11期，作者孫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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