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哲學視角下的當今道德現狀
有不同的態度，自然會有不同的觀點和碰撞。國民不時就對道德指指點點，那么，中國哲學視角下的當今道德現狀是怎樣的?
中國是號稱五千年的禮儀之邦，但是，今天也沒能逃脫赤裸裸被談論的命運。在今天這個轉型時期的國度，人們會因為傳媒刻意、過激的報道而察覺“道德淪喪”，又會因為“感動中國”、某少年獨自撐起一個家，這樣的催淚故事而安慰“道德依舊”。我們迫不及待地去追問，也試圖用中國哲學的視角去看待更多的道德問題，道德現狀。
面對那個曾被千古傳誦、引以為傲的道德，人們總是會態度曖昧。一方面，貶低道德，不相信道德，因為法律才是關鍵;而另一邊是，義憤填膺、明白無誤地宣稱中國正面臨一場道德危機，急需救道德于水火。孔子強調“克己復禮”，恪守周禮的規矩，認為有禮才有德;孟子也主張“以德服人”，只有用“德”才能使人“心悅誠服”。德行的重要性，在整個儒家的思想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盡管時代不同，但孔孟中的關于“德”的哲學，至今依舊受用。因此，道德無論如何都是必不可少的，這是我的基本觀點，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前提。
有不同的態度，自然會有不同的觀點和碰撞。國民不時就對道德指指點點，掀起一場關于道德的大討論。當國家批判道德滑坡、建議重塑道德時，會有人譏笑，“請先去治理好腐朽問題再說吧!”;當評論家試圖評論一個道德現象時，又會有人立馬跳出來指責他們——試圖“道德暴力、道德綁架”。其實在百家爭鳴的年代，對于“道德”的看法，也是這樣各執己見。老子在《十九章》中曾說，“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1];強調“無為而治”的道家認為，社會之所以混亂，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講究虛偽的仁義道德，要使天下太平，就必須取消道德。只有像剛出生的嬰孩一樣，完全處于自然狀態下才好。即便如此，老子的整個設想也是基于“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更好地相處這一人本角度。因此，只要出發點是積極的，關于道德的討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裹挾道德，試圖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發號施令的人。
世上沒有圣人，也沒有完美的人。我堅信每個人都有道德戒尺，只是有時，邪惡的一面壓倒正義的一面，便會體現出不道德的行為。正如孟子的“性善論”，他認為，性善，也是向善，是一個需要持續引導的過程。我們今天對于道德的追求，恰恰也是在追求一個更加完美的社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妨汲取一些老子的思想，“不要去爭論，也不要去追求巧利”，只有這時候，才是真正在接近道德的本質“復歸于無物”——即使沒有把道德掛在嘴邊，道德也在自己心中。或許當有一天，中國淪落到需要大肆宣傳“某市某路公交有某人給某老人讓座”這類新聞的時候，才是真正道德的缺失，時代的悲哀。
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中曾直言不諱地說，中國歷史上有兩大問題，一是缺少數目字管理，二是以道德代替法律[2]。當下中國是不是出現了道德去裹挾法律?盡管沒有定論，但是確實出現了這樣類似的情況。2010年藥家鑫殺人一案，占據道德底線的大眾不斷用輿論向最高法院施壓，得出了死刑判決書。一個剛成年的孩子，案發后在父母陪同下主動自首，在法律上本罪不至死，但是我們卻用道德扼殺了一條生命。在這里，不禁讓人憶起墨子的“兼愛”，即使罪行可惡，但同樣貴為生命，同樣是父母之子的觀念，并沒有真正使我們產生共鳴，法律在這里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當人人都被憤怒沖昏了頭腦，以道德裹挾法律時，“兼愛”的存在也便只停留在古代。“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多一點寬容，以律法來約束個體，用法律去公正客觀地解決，用道德來寬恕撫慰每一個人，真正“兼愛”、“非攻”，才能消除社會的戾氣。
當這類事件不斷發生的時候，我們自問：道德是否和法律糾纏在一起了?老人跌倒扶不扶，是不是立法之后才會更好?單靠道德，力量是否有限?其實，道德與法律本來就沒有孰大孰小之分，也沒有誰先于誰存在這樣的問題，道德和法律可以互為良藥，同舟共濟。孔子在《為政》中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3]。運用禮治德化和政令刑罰相輔而行，就可以預防犯上作亂于事前，引導他們不敢想和不會想犯上作亂的事，人心自然歸服了。用現代學者熊培云的話來說就是，“善法可以提升道德的水準，道德可以打破惡法的堅冰”[4]。二者本就須臾不曾分離，我們也便不需刻意去規避他們各自所帶來的分量。
今天，我們談論中國當今道德現狀，并不是只有談論“道德滑坡”這種人云亦云的結論才是正確之舉，我們更多的是想結合法律之角度，來探討道德之存在，借助中國哲學先賢們的思想，汲取力量，展望未來。貝多芬說，“在患難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殺的，除了藝術之外也是道德。”道德分量很重，中國道德并沒有完全覆沒，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是一時的遮蓋，一時的迷茫，總有一天還是會煥發它原本具有的光芒，正如性善，也是向善，也需要規勸和引導。老莊強調消極厭世，對人生取虛無主義的態度，對各種制度竭力反對，對當時統治者所宣揚的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規范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是對道德的批判，并沒有使得當時的社會變得更好，將道德陷入眾矢之的，并不是最好的結果。社會需要規范，需要向導，并不是每個人都超然避世，可以做到“無己”，“無待”。正如一開始所說，道德是必須品，如何與法律結合，改善當今現狀，既體現著我們的智慧，也延續著先賢的哲學理念。
相信未來的中國道德現狀，會更好，會更自覺，會與法律配合得更好，真正實現一個我們都希望的和諧社會，也正如中國古代的哲學先賢們所期盼的那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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