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收益分配政策 論文提綱
企業收益的分配問題設計到直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如何分配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探討問題。
企業收益分配問題的探討論文
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企業分配制度經歷了多次變遷。本文通過分析我國當前企業收益分配的現狀，并結合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提出企業收益分配問題的改革方向。
關鍵詞 ：稅利分流;投資;收益分配
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遷，對企業收益分配制度的探索一直在相應變革當中。目前理論界對企業的稅后利潤應不應該分配的問題已無爭議，因為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市場化原則，國家作為企業的投資者就應該取得相應的回報。既然要分配，那么歸屬主體、上繳比例和使用去向這些后續問題也就成為目前討論的熱點問題，另外與分配體制相配套的法律、體制等的健全建設也就需要提上日程。
一、企業收益分配制度的現狀
2013 年2 月，國務院批轉，發改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下發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中第十條規定: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全面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國有資本收益，擴大國有資本收益上交范圍;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間在現有比例上再提高5個百分點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
從整體來看，相對于1994 年至2007 年央企只交稅不上交利潤來說，2008 年以來央企按比例上繳利潤的政策無疑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使得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狀況有了一定的改善，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根據財政部提交的報告，2012年，中央企業上繳的紅利970. 83億元，2011 年為765.01 億元，2010 年為558.7 億元。但是由于適合目前經濟狀況的國有資本收益分配制度沒有現存的模式，而國外的相關經驗在為我所用時也是存在一些國情差異的限制，所以雖然經過了六七年的發展和完善，目前的國有資本收益分配制度在很多方面還是存在一些問題的。
二、企業收益分配制度存在的問題
1.企業收益分配中征繳比例不合理
目前的利潤分配制較過去已經有了較大的改進，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國有企業的巨額利潤與較低的利潤上繳比例不協調的矛盾日益突出，并且與國際上國企35%的利潤上繳比例有著巨大的差距。另外，雖然目前上繳比例是按照行業劃分層次來制定的，但是在每個層次內部并沒有再具體細分，這一方面還有待改進。具體來看，在每個層次內部，雖都屬同一行業，但是每個企業的具體情況不同、盈利狀況自然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若均使用同樣的上繳比例，顯然有失公允。最后是沒有考慮地域方面的差異，雖同屬于一個行業但是分布在不同省份的企業利潤率差別也是很大的。
2.企業收益分配的征繳對象不夠合理
在收繳對象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過去的征繳范圍遠不能適應新時期發展的要求，一方面過去的'規定使部分新興行業的國有企業沒有被納入紅利上繳的經營范圍之內，在一定意義上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和人民群眾權益的受損;另一方面大量高收益、高盈利能力的中央企業沒有被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來，部分企業鉆了現行制度的漏洞，導致民財不能為民用。
3.收益分配制度在企業內部的不合理現象
雖然有一部分利潤留在了企業內部，但是這并不表示這部分利潤就屬于企業、國家沒有任何過問的權利了。國有資本收益在分配時留給企業的那部分，其實質是國家基于對企業之前生產經營的認可而對企業的再投資。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這部分利潤應該投資于有發展潛力的行業，但是目前不同行業的國有企業之間的盈利能力和行業發展前景差別很大。鑒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國有企業高管年薪過高、職工福利待遇過好的認知，對這部分利潤進行有效的監督并且及時將相關信息予以披露，讓人民能夠對這部分利潤的去向予以了解，不僅對公眾有利，對于國有企業的形象和發展也是有幫助的。
4.企業收益分配未明確公共支出比例
國有企業的性質是全民所有，因而相對于普通的上市公司來說，其“股東”更具有社會普遍性。既然國有企業占用了那么多全民所有的資源，而其資源的運用是否恰當與全民利益密切相關，那么民眾就有知情權，國有企業應該適時地披露相關信息并且應該比普通的上市公司披露的更多。如果國有企業認為自己成本高、利潤少、上繳比例太高，那就應該將相關成本數據披露出來，只有讓公眾了解了實際情況才能得到公眾的理解;如果國有企業認為自身需要投資和發展所以利潤不能上繳，那就應該將相應的投資計劃和預算執行情況披露出來，來證明其合理性，讓公眾予以理解。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保障公眾的知情權。不管在哪種情況下，充分的信息披露對于國企和公眾來說，都是有益處的。但是我國目前沒有針對國有企業信息披露的相關規定，國有企業和普通的上市公司披露一樣的信息，這完全沒有體現其全民所有的性質。
三、健全企業收益分配制度的建議
1.企業收益分配中征繳比例要穩步提高
目前，我國企業利潤上繳的最高比例是15%，即使再加上現行25%的企業所得稅，聯系到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每年的巨額利潤這一基數，每年留存于企業的利潤數額仍然很是巨大。本來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的存在就是依靠國家的政策保護和全社會共享的社會資源，在不用承擔競爭風險的同時獲得超過市場回報率的高額利潤，若再不將利潤上繳、用其超高利潤回報社會，就根本體現不出其存在的價值。
2.改善企業收益分配征繳范圍和對象
我國2010 年發布的《關于完善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有關事項的通知》中規定，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范圍的有2 戶中央管理企業、623 戶教育部所屬企業、3 戶文化部所屬企業、2 戶農業部所屬企業、1 戶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所屬企業和21 戶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所屬企業，總共652 戶，上繳比例也調整為分別按四類企業稅后利潤的15%, 10%, 5%和免稅。從2012 年起，新增工信部、體育總局所屬企業等301 家，且按照中央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政策第三類企業歸類，上繳利潤比例為稅后凈利潤的5%。從以上范圍來看，目前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支范圍的還僅限于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中國煙草總公司、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很多中央企業(金融類)和地方國企都沒有納入，而另一方面這些企業的高盈利同樣離不開國家政策的庇護，不上繳利潤也違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因而為了更好的保障國家作為出資人獲得分紅的權益，逐步擴大國有企業利潤的上繳范圍是大勢所趨。
3.改善企業內部收益分配制度存在的不足
對于改善企業內部收益分配制度，企業需要強化人力資本參與企業收入分配中去，關鍵是要完善人力資本參與企業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和人力資本流動方面的各項制度，并能通過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必須構建完整的適應股票期權推行的法律體系。首先，構建人力資本產權的法律制度。一是在法律上確認人力資本所有權屬于人力資本載體;二是完善人力資本流動、人力資本使用方面的制度，包括勞動報酬、人員招聘、選拔、晉升、調動、解雇解聘等方面的法規:三是在《公司法》、《企業法》等中明確規定人力資本所有者有權享有企業的剩余分享權和控制權;四是通過完善企業內部控制機制和法人治理結構的相關政策，對國有企業實行股票期權計劃加以政策引導與保護。五是對現行規定中阻礙股票期權計劃的條款進行修改，例如目前證券法規定個人持股不能超過公司發行在外總股份的0.25%，顯然不利于發揮股票期權的激勵作用。六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形成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
4.企業收益分配要明確公共支出比例
在企業收益分配中，要明確公共支出比例就需要實現企業人力資本參與收益分配，目前很多學術界人士都認為我國的國有資本收益對于民生的支持力度太小，沒有體現國有資本收益應該為全民受益的初衷。社科院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就認為央企上繳的紅利應將相當一部分投入到與民生直接相關的領域中。那到底怎樣決定國企內部的福利、企業投資與對外分紅之問的比例關系呢?首先是要建立起完善、科學的國企利潤分紅指標體系;其次是在再分配時能夠合理利用這些收益，使國有資本收益能發揮最大化的作用、全民福利最優化。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高效有序的運行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而投資方面要留足資金;同時，改革開放以前，國家對國企自留的那部分利潤的使用進行過規制，這些相關的經驗可以供我們借鑒，在今后的核定相關福利支出的最大額度時，要根據現實情況酌情制定，并且要加強監督和檢查，以限制企業過度分紅。
通過對于我國企業收益分配制度的現狀解析，我們發現我國國有資本收益分配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成績，但是由于沒有現有的模式可循現行的分配制度仍然存在著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我們仍然需要繼續努力，改革的步伐也要加快。目前，新的收益分配體制已初見雛形，但是十八大以后，我國的經濟形勢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產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收益分配體制的建立也要適應這些變化，進而努力解決這些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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