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優秀論文
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都寫過論文，肯定對各類論文都很熟悉吧，論文是討論某種問題或研究某種問題的文章。怎么寫論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論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關鍵詞：
波普爾證偽主義
作者：
向力
作者單位：
華中師范大學政法學院
卡爾波普爾（1902~1994），是二十世紀一位在科學哲學和社會哲學領域都有著重要影響的哲學家。身處英美哲學圈中的他似乎是一個異類，這不僅表現為他與諸多主流英美哲學家有著直接的思想論爭，更在于他對語言分析方法的自覺抵制。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波普爾忽略了語言的重要性。通過細致的閱讀，我們會發現，語言其實是波普爾哲學的一個重要論題，其文本中對語言的論述隨處可見。然而直到目前，其語言觀尚未受到國內學術界的足夠重視。波普爾的語言觀內容豐富卻從未得到過系統研究，論者往往是在研究波普爾的某一哲學見解時，捎帶指出他關于語言某一方面的主張，而這無疑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為，對波普爾的語言觀應給予足夠重視，而它將成我們理解波普爾哲學的一個新視角。本文擬就波普爾的語言哲學思想做一些初步的探討，以期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就內容來看，波普爾的語言哲學思想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日常語言論、語言存在論、語言功能論。
一、捍衛日常語言
波普爾對語言的論述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語言觀是一種基于日常語言的語言觀（如波普爾自己所說：“我始終是一個常識哲學家。”[1]（360））。對日常語言的不同態度，最能反映出波普爾和他常與之論辯的分析哲學家在語言觀上的不同旨趣。分析哲學家，尤其是早期維特根斯坦及與維氏有密切思想關系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們，對日常語言是極度不信任的。在他們看來，日常語言中的詞語，其意義缺乏精確性，極度混亂，而這恰恰是由它所負載的哲學常常陷入兩難悖謬的根源。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視詞語缺乏精確意義為哲學的“語言病”，認為哲學的功用就在于治愈這種語言病。邏輯實證主義者也認定，日常語言中充斥著許多既不真也不假的無意義陳述，這些陳述表達了許多偽裝深邃而實際上沒有任何內容的偽問題。于是，他們設想能撇開混亂不堪的日常語言，建立起一種理想化的人工語言：這種語言準確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詞語的意義，因此能夠倚靠它來展開哲學討論。
為什么日常語言的詞語會缺乏意義，而人工語言的詞語卻能富有意義分析哲學家們指出，癥結在于：日常語言的詞語多數是未經定義的，一個詞語只要是未經定義的，就意味著該詞語缺乏精確意義，不能被合理使用。于是，分析哲學家們希望能夠對人工語言所有詞語進行嘗試性的界定，以此消除語言中的模糊不清之處。他們相信，語言的精確性是最重要的，語言的精確性又決定于詞語意義的精確性，而為了獲得詞語的精確意義，就需求助于定義方法。定義決定了詞語的意義，通過定義的使用，可以使語言變得更加精確。分析哲學家們這種“定義決定詞語意義”的主張被波普爾稱為“語言上的本質主義”。基于捍衛日常語言的立場，波普爾對這種本質主義語言觀進行了多方面的批判。首先，定義的目標不可取，語言的簡潔清晰比精確更重要，簡潔才是語言的最高要求。在波普爾看來，哲學的起點只能是日常語言。日常語言的確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是，詞語的意義用不著定義來決定，它可以在使用過程中將自身理性化，并始終保持清晰標準以達到合理交流的目的，我們無需另行構造一種理想化的語言。波普爾矢志不渝力行簡潔清晰的語言風格主張，他的著作給閱讀者的觀感即是：表達清晰，論證簡潔，結論明確（這大概是其被譯介到中國后很快就產生廣泛影響的原因之一）。波普爾甚至視此標準為學者的一項道義責任：“力求簡潔清晰是一切理論工作者在道義上的職責，矯揉造作與缺乏明晰性則是一種罪過，把事情說得言簡意賅、通俗易懂才算稱職。”[1]（50）在另一處他也說到：“知識分子有責任盡可能簡單、清楚、謙虛地描述他的研究成果。”[2]（83）波普爾哲學思想的清晰性是一直為人稱許的，以至于有人說他的清晰性甚至“掩蓋了他的深度”。
其次，追求語言的精確性容易導致忽視問題。在波普爾看來，精確性總是相對于問題而言，是由要解決的問題所要求的，不應該試圖做到比問題境況所要求的更精確，或者預先使詞語或表述更精確，否則，為了精確性而增加精確性，要么會以喪失明晰性為代價，要么將在無用的枝節上浪費時間和精力，從而忽略掉真正的問題。邏輯實證主義者通過將語言的表達劃分為真陳述、假陳述和無意義的陳述，取消了大部分的哲學問題。維特根斯坦更極端，認為根本就沒有所謂哲學問題。波普爾針鋒相對，指責邏輯實證主義最終瓦解的原因即是對重大問題（這些問題被他們認為是偽問題）的興趣的衰退，埋頭于細節，尤其是詞的意義。至于維特根斯坦，波普爾則不惜與其當面爭執“有無哲學問題”（這就是哲學思想界津津樂道、1946年10月26號發生在劍橋道德科學俱樂部的“撥火棍事件”）。波普爾認為，的確不存在“純”哲學問題，真正的哲學問題總是根植于哲學之外，例如宇宙論問題、邏輯問題，哲學家應試圖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借語言消除問題。波普爾不無自負地說：“我主張有哲學問題，并且甚至我已解決了一些。”[4]（30）總之，波普爾認為，如果離開一個明確的問題，而想通過分析“本質意義”來改進詞語，獲得更豐富的內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稱這種做法為“未達到大橋之前，就試圖通過大橋”。[5]（91）此外，波普爾進一步從技術層面上論證了定義的不可能——定義的先決條件的不可能，我們可以將其論證概括為“定義的無窮后退困境”。波普爾向我們指出，定義項并不能夠確認一個被定義詞語的意義，而只會將意義的問題向后轉移，轉回給定義項，而定義項中的詞語依然都像是以其作為起點的詞語一樣含糊和混亂。無論如何，定義者都必須繼續循環地定義它們，而這些詞語又會引發出新的也必須予以定義的詞語，如此反復不已，直至無窮。波普爾向我們表明，追求界定所有詞語，是不能實現的。而要擺脫“無窮后退困境”，必須承認有所謂“原始的詞語”，即未界定的詞語。定義鏈都必須是從未定義詞語開始，其意義只能夠被舉例說明，而不能夠被定義。因此，使用非定義詞語就不可避免：“如果我們不能定義一個詞語沒有什么東西會防礙我們把它們當作非定義詞語來使用，……任何定義了的詞語最后還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義詞語來定義。”[6]（365）波普爾認為，對于一個詞語，妥善的做法是：首先直覺地使用它（而非直覺地定義它，它的意義可由習慣用法確定，或者已經知道其它概念與它的邏輯關系，其意義在使用中足夠確切），然后才可嘗試對它進行定義。未定義的詞語可能被定義的詞語取代，之所以要用到定義法，是因為定義過的詞語能夠更簡潔而非更有意義地完成未被定義詞語所擁有的意圖。
最后，波普爾還指出了“定義語言”的惡果：定義往往不會使境況得到改善、使詞語獲得精確性，而是常常事與愿違，比定義前變得更糟，以致出現許多冗言贅句、貧乏的煩瑣哲學。煩瑣哲學之所以出現，在波普爾看來，是因為：其一，每個定義，都意味著用一個長的敘述代替一個短的敘述，而這將導致許多無益而又貌似精妙的分析；其二，對意義的偏執，對定義是否正確、是否真實的爭吵，只會導致一種咬文嚼字的空洞爭論。分析與爭論并不關心理論的真理性問題，只關心詞語的意義性問題。波普爾認為，試圖通過定義，用詞語問題來代替事實問題，所成就的無非是一些蠱惑人心和善于制造混亂的形而上學體系，在他眼中，黑格爾哲學即是此類典型。波普爾拿科學與哲學作對比，來說明定義傾向對哲學的傷害有多大。與本質主義的定義方法不同，科學奉行的是方法論上的語言唯名論，波普爾稱之為“操作主義”：科學中作出的陳述不依賴于詞語的意義，不是為了決定詞語的意義而使用定義，也不試圖從定義推演出任何信息，詞語只是為了方便而引進的簡單標簽，雖然有點含糊不清，然而研究者已經從操作上懂得其意義，并通過學習使用它們，來調整、簡化，直至獲得精確性。波普爾認為，科學尤其是物理學，擺脫了詞語及其意義的煩惱，避開了定義，只關心事實，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精確性。
二、“三個世界”中的語言
“三個世界理論”是波普爾為解決“身心二元論”或者說“物質與精神關系問題”所作的哲學努力。在“三個世界理論”框架內，世界1是物理客體或物理狀態的世界；世界2是意識狀態或精神狀態的世界，這些都與傳統的區分相似。“三個世界理論”中最富特色的部分是有關語言的世界3。波普爾的世界3是一個以語言（無疑，此處的“語言”也是日常語言）為載體的客觀實在的知識世界。對于這樣一個世界的存在，波普爾用了兩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加以論證：在實驗一中，波普爾設想所有的機器、工具連同使用它們的主觀知識都遭到毀壞，然而書本和人類的學習能力仍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世界會很快再次運轉起來；在實驗二中，波普爾設想所有的機器、工具連同使用它們的主觀知識都遭到毀壞，而且，書本和人類的學習能力也被毀壞，這一次，波普爾悲觀預期：人類文明在幾千年內都不會重新出現。“語言”在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理論”里具有非常廣泛的內涵和外延。實際上，語言不單單屬于世界3，同樣也屬于世界1和世界2。對此，波普爾有著清楚的表述：“就語言由物理作用或物理符號組成這一點來說，它屬于世界1；就它表示一種主觀的或心理的狀態而言，或者就把握或理解語言能在我們主觀狀態中引起變化這一點而言，它屬于世界2；就語言包括信息而言，它又屬于世界3，理論或命題或陳述是重要的世界3的語言實體。”[1]（180）世界1中的語言是作為書寫與聲音符號而存在的語言；世界2中的語言是作為表征思想的內在形式而存在的語言；世界3的語言是作為知識與信息載體而存在的語言。大多數情形下，這三種語言是重合的，當然，最值得關注的是世界3的語言或者說語言的世界3。
世界3由語言造成，又大體上是一個語言的世界。波普爾沒有對世界3作出一個前后一致的界定（也許這跟他反對定義有關），多少顯得有些含混不清，有時他直接說世界3是一個語言的世界，有時又似乎表示世界3包含著幾個子世界，語言世界只是其中的一個，并且是最富特色的一個（“用語言簡潔陳述的人類的知識的世界最具有世界3的特色”[6]（103））。但波普爾明確地告訴我們，作為世界3最重要的客體（無論是就全部還是部分而言）的語言，不是有計劃的結果，就像鳥巢一樣，其本身是針對其他目的而活動（最初是表達與發送信號）的預料之外的副產品，隨著語言功能的漸次進化，在這個副產品上又產生出副產品——世界3。所以，世界3是語言活動無計劃的產物，是隨著語言的描述功能而出現的，在語言的描述功能階段，世界3最終得到承認。它在出現后，基本上成為一個自主發展的世界。語言中介作用的無計劃結果，使主觀性知識變成了客觀性知識，也開辟了通往“世界3”（語言世界）的道路。在此基礎上，波普爾確定了世界3的實在性、語言的實在性。語言的實在性跟語言的描述與論辯功能有關：只有在功能不斷豐富的語言內部，客觀意義上的論據與知識才有可能，才可能出現由語言系統闡釋的客觀理論，它們才可能變成人類本身之外的對象，變成向研究與批判開放的對象，而語言的實在性反過來又是語言功能得以發揮的前提：沒有一種類似于工具的語言在身體外部的發展，就不可能有批判討論的對象，不把語言構造物看成世界3的實在客體，就不可能有語言的描述與論辯功能。只有在語言的世界3中，理性批判的問題和標準才能夠發展。由此，波普爾又將我們引入到對語言功能的分析當中。
三、語言的功能
有關語言功能的思想是波普爾從他在維也納教育學院的老師卡爾比勒那里學來的。比勒從生理機能的觀點來認識語言，在比勒看來，語言不僅是狹義上的人的語言，而且包括了生物體同環境、生物體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名義之下的各種語言。比勒還第一個提出語言功能的思想，并且最先討論了語言低級功能和高級功能之間的差別。他將語言的功能分析為三種：表達、發送、描述。這三種功能具有像金字塔那樣上下層次的關系，第一、第二種為低級功能，是人類和動物共同具有的功能，第三種功能則是人類所特有的高級功能。對這種語言觀做出修正（描述功能）和補充（論辯功能），在波普爾的哲學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對語言低級功能的認識，波普爾完全繼承了其老師的看法。第一種，表達功能。波普爾認為，語言的表達功能是突出的，且不說動物與人，即使是無生命的植物，甚至一種簡單的工具，例如一只溫度計或者一盞交通燈，只要能夠通過它們的行為來表達它們的內部機體狀態，在另一有機體中釋放出一種反應，就可以將此種征象稱為語言。第二種，發送功能。發送功能以表達功能為前提。溫度計借表達向人發送信號：天氣非常寒冷；交通燈借表達發送通行與等待信號；植物與動物都能發送信號。在波普爾看來，人類語言的發送信號功能也是明顯的，人的自我表達在其他人中導致一種反應時，都可以說它同時發揮了發送功能，發出了一種信號。
在由語言的低級功能過渡到高級功能時，波普爾提醒我們，當語言的高級功能存在時，總是同時出現上述兩種低級功能，總是可以用低級功能的詞語，來解釋每一種語言現象，因此就容易得出一種“物理主義”的錯誤看法：“物理主義”只看到語言的低級功能，把語言解釋為說話者狀態的表達，或者看作是說話者對另一位說話者的語言行為做出的反應，而忽略人類語言和動物語言截然不同的特征，忽視人類語言制造真實和虛假陳述的能力，以及從事有效和無效論辯的能力（就語言的論辯功能而言）。波普爾認為，僅從所有的語言現象都具有這兩種低級功能來看，即可以斷定，“集中在表達和交流上的人類語言的所有理論都是無益的”，[1]（138）與高級功能相比，人類語言的低級功能不具有重要性。人類語言的最重要功能，是其他所有語言都不具有的描述和論辯功能。這兩種高級功能，是在對語言的低級功能和環境的適應進行更好的控制下發展而來的。語言的描述功能以表達和發送兩種低級功能為前提，如上文所述，在波普爾看來，它使得客觀實在的世界3成為可能。然而使其特征化的東西，或者說突現了描述功能對人類的重大意義之處，則是伴隨著這種功能，人類語言第一次具有了制造真實和虛假陳述的能力，產生了有關真理的調節觀念，同時也需要進行真假的判別。陳述也許與事實相符，也許不相符，既可能為真，也可能為假。為判別描述是否合乎事實，邏輯實證主義者提出了實證主義標準：符合要由語言的陳述和事實之間的對應關系來解釋，且這種對應關系具有唯一性。邏輯實證主義所說的假陳述和無意義陳述，意指它未能與事實取得一一對應，在事實上得到證實。而波普爾認為，實證主義是不能接受的觀點，為此，他反駁道：有許多含糊和模棱兩可的陳述可能符合于現實，反之亦然，然而它們與事實并沒有一一對應關系。
在否定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實證主義標準后，波普爾借用塔爾斯基的真理符合論，發展出一種語義學元語言的陳述判別標準。波普爾認為，沒有一種語言會包含定義自身語義學的方法，所以，要談論一個陳述對于一個事實的符合，談論有關陳述所述及的事實和有關陳述本身，必須借助于這種語義學元語言。元語言，簡言之，就是用來談論語言的語言，是用來談論某一待研究語言的表述句的語言。例如，可以將用英語寫的德語文法作為元語言，借以談論德語。除了一般的邏輯用語（謂詞）外，元語言有三種語句可供使用：描述對象語言所討論的事實的陳述，對象語言的語言學表述句、陳述的名稱。元語言斷言的一般形式是：（對象語言）陳述S是正確的，當且僅當S與相應的真值條件相符。在此種元語言與對象語言的相對關系上，就可以判定陳述是否有意義，進而談論可調節性真理觀念、真理的內容和逼真性了。語言的論辯功能又以描述功能為前提。語言的論辯功能所要求的是一種理性的批判性論辯，它能給前三個功能增添論據，使它們都擁有有效和無效的涵義。
論辯所用到的論據，基本上是有關描述的論據，論辯的形式通常是從調節性真理觀念、真理的內容和逼真性上對描述表示贊成或反對，這是論辯功能一定要在描述功能之后出現的原因所在。描述性語言的出現使進一步的步驟——“批判”成為可能。波普爾認為，語言以爭論的方式進行的相互間的“批判”，是語言描述功能和論辯功能之間的決定性區別。論辯功能所以能夠和描述功能清楚地區別開來，是因為可以描述而無須論辯。批判是語言論辯功能的主要工具和最高形式，是科學增長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批判是有意識的挑選，即不再是對理論的自然選擇而是對理論的有意識的選擇，因而導致了選擇一個新階段，它允許我們有意識地批評地尋求和消除我們的錯誤，能有意識地判斷一種理論不如另一種理論。只有人類采取通過批判性論辯來檢驗自己的理論。因此，波普爾認為，發揮語言的論辯功能，使我們可以用語言之爭來代替武器之爭，通過理論間的競爭來淘汰不可用的理論，在采用一種不適合我們生存的理論之前，除去這種適應性很差的理論，通過批判我們的理論可以讓我們的理論死亡，而不是我們死亡。
四、簡短的評價
波普爾的許多思想，如證偽標準、三個世界理論、猜想與反駁方法、反歷史主義與零星工程等等，都流傳深遠，廣為人知。論者常以“批判理性主義”來總括波普爾的哲學，但對于“批判理性主義”名目如何能涵蓋這些不同的觀點，似從未加以深究。通過以上對波普爾語言觀內容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波普爾語言觀在其批判理性主義整個環節中所占據的位置，發現其與波普爾幾乎所有其它重要思想都有著密切聯系，語言觀是貫通波普爾整個哲學的一條思想脈絡。無論波普爾是否有此自覺，事實上，基于其特有的語言觀，基于其對語言性質與功能的特有理解，才使得前述哲學思想能夠得到前后一致、相互印證的解釋。
一方面，對于日常語言的辯護，反映出波普爾哲學的一般旨趣：一種向常識、向理性主義開放的旨趣。波普爾覺得過分強調詞語意義的重要性近乎蒙昧主義。他之強烈反對“定義”，原因在于，波普爾認為，重要的不是給事物的真正本質下定義，而是描述事物在各種情況下的狀態，而且，詞語必須看作是實現這個任務的工具，而不是看做本質的名稱。換言之，波普爾的意思是：“怎么樣”的問題要比“是什么”的問題重要。由此出發，考察波普爾的社會哲學內容，我們會發現那不過是其語言觀在此領域中的實踐結果。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波普爾的語言觀與其科學觀、方法論等的關系，這主要表現為語言功能進化的積極意義。基于表達、發送與描述功能基礎上的批判性論辯是一種控制的手段，是一種排除錯誤的手段，是一種選擇的手段，它導致了控制的觀念標準或調節性觀念的出現。與此同時，批判也就成為科學進一步增長的工具。我們已經熟知的、由波普爾主張的科學進化圖式：P1—TT—EE—P2，現在借助于系統的理性批判（語言論辯功能），通過消除錯誤，而變成科學知識增長的方式，變成探求真理和內容的圖式。科學依賴于理性批評，依賴于批判性論辯，這是決定性步驟。在波普爾所說的意義上，我們的理性能力只不過是批判性論辯能力，形式邏輯本身即可以描述為批判性論辯的推理法。把我們的人性和理性歸之于語言高級功能發展結出的果實，是并不為過的。語言的高級功能對人類理性思維能力有決定性的影響，當我們能自如地使用描述性語言和論辯性語言時，我們就能系統地批判我們的猜想、推測，這就是科學的方法、科學發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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