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生命意識的思想文化淵源
“三曹”生命意識的思想文化淵源
有關生命意識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想使人類不斷地看清了宇宙存在的本來面貌，認識了人類在宇宙中的真實處境，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當人們越來越自覺，越來越深入地思考人類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思考人類自身與自然、社會、宇宙的關系的時候，生命的存在也越來越趨于理性、合理、自由，歷代文人從此更熱衷于對其進行詩意的表現，生命之歌千百年來吟唱不斷，生命意識也由此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一個歷久不衰的主題。而其中，魏晉建安時期的“三曹”起了首開風氣的作用，功不可沒。為此，我們有必要探討一下“三曹”生命意識之所以產生的種種原因。筆者認為，“三曹”生命意識的產生原因有其各自地位、個性等具體情況的不同和差異，也有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所接受的文化影響等共同的因素。
就共同的時代背景的因素來講，漢末的大動亂導致的社會慘狀使對生命的思考彌漫于整個社會。“……整個魏晉南北朝，恰似一幅充滿動亂、流陟、兵燹和屠戮的難民圖。”[58][P207]一方面生命沒有保障，人為的因素不斷帶來死亡，另一方面漢末疾疫流行，“建安二十二年，疾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59]真是天災人禍俱全。面對滿目瘡痍、刀兵不已、民不聊生的社會，一般人都會不由得心中充滿悲哀憂傷，更何況極富詩人氣質的曹氏父子三人呢？同時，“三曹”（特別是曹操、曹植）均為志向非凡之人，又都是時代的睿智之人，他們都要有所作為。曹操渴望治亂世、創盛平，統一中國，曹丕要依靠文學“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曹植主要想在疆場上建功立業，達到“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永生人生境界。在效力于軍中、突刃于沙場不得的情況下要“馳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不管追求如何，他們都是要大有作為之人。不管“三曹”要有什么樣的建樹，但有一個嚴峻的事實擺在了他們面前：時光匆匆、人壽短暫、功業未成。時間的遷逝使他們感到了生命的可貴。他們對于生命短促的悲哀除了常人對人的壽命的物理軀體生存的認同外，更主要的是在有限的歲月里要建功立業的覺悟。他們追求延年益壽雖說有渴望在這個活生生的現實世界多享受人生樂趣的成份，但他們追求的最主要的不是軀體的不死，而是功名勛業的不朽。另外，還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就是“三曹”同為詩人，詩人具有高超稟賦的心靈是敏感而多思的并且都有著豐富、深沉、熱烈的氣質，沒有充沛的激情成不了詩人。詩人多愁善感的靈魂在人生的痛苦中咀嚼、煎熬，對人生的世相百態認識當然也最深徹，這種詩人獨有的氣質也更激發了“三曹”的生命意識。
在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三曹”所接受的文化影響。“三曹”詩歌內在的生命意蘊和美學意蘊是我國儒道互補的文化積淀的精髓。在生死問題上，儒家思想從一種理性的態度出發，把死看成每個人不可逃脫的必然歸宿，認為“眾生必死，死必歸土。”[60]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但儒家不談死后，不論鬼神，認為在有限的現實生活中就能夠創造出無限的超越價值，即使死了，也能不朽，強調生命的意義在于現世，引導人們在生機盎然的此岸學做圣賢，而不是去虛無縹緲的彼岸去尋求靈魂的解脫。自孔子始，歷代儒家學說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至高地位和價值，并從“人貴于物”重人賤物的思想進一步指出“泛愛眾而親仁”，[62][P18]“仁者愛人”，[63][P595]“事人”“務民”的人本主義主張，從而形成儒家重視人的現實社會生活，以天下百姓為己任，濟世救民的人生價值觀和以“仁”為核心，通過自身行為和內心修養，實現忠孝禮義德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行為準則。儒家追求一種在加強自身修養過程中安然處于“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64]的境界，認定“朝聞道，夕死可矣”，[65]這是一種既注重個人修養又強調群體和諧的積極的人生態度。
儒家以“仁”為本，重人愛人，救世濟民的生命價值選擇和進而倡導的憂患意識，即“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66][P119]轉化為一種憂國憂君憂民的悲患情感和入世精神普遍存在于中國文學藝術之中成為中國詩詞的特種基調。《詩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最早詠嘆出憂患悲愁之調。一部《楚辭》悲患之聲不絕于耳，聲聲血淚。“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67]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68]一聲聲訴說著詩人文學家們的生命價值情懷。他們將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向了濟世救民的人生選擇中，個人生命價值、人生意義 與君王、國家、人民的命運和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只是，自我的生命價值取向與人生理想的實現之間存在著巨大而深刻的鴻溝。他們越是強烈的渴望入世參政，弘揚生命價值，他們的生命便越是遭受壓抑和痛苦，這就注定了他們人生的悲劇和中國社會歷史的悲劇。
在對待人的生死問題上，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認為，生死有如春夏秋冬四時運行，是自然規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儒家將人生的意義、生命的價值與社會國家聯系起來，要求志士仁人以深重的道德責任感積極參與和維護社會政治秩序，立功立德立言，通過實現社會價值來實現生命的價值。道家老子“天大、地大、人亦大”的思想，也是對人的生命的偉大的肯定。莊子“天地與我為一，萬物與我并生”的思想，逍遙自由、適意自得的人生追求，使個體生命與宇宙自然和諧融洽，其超生死、超形骸、超世俗的人生態度富于生命的詩意和創造精神。但道家卻認為人治的社會國家充滿罪惡，道德立交全是虛假，如若將人生價值投向這樣的社會和道德中就失去了生命的意義，因此道家把超越社會國家、放棄世俗功利、反叛道德禮教，回復和保護自然生命視為人生的最高價值。道家的生命意向在文學中便成為那些看透社會政治、國家君王、仁義道德的詩人的精神取向。
盡管儒、道在人生價值取向上相互排斥對立，但他們卻并沒有離棄對生命價值和現實人生的關注，儒、道雖各譜一曲共一個主旋律，那就是對生命的肯定、熱愛、投入和把握，是對生命意識的張揚。主宰中國文人精神的儒道等政治、哲學思想與文學緊緊地聯結在一起，形成了包含生命意蘊的中國古代文學的內在精神。作為儒、道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儒家和道家傳統的文論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關注生死問題，尋求人生意義的實現。入世與出世、承擔與解脫、執著與逍遙，這相反相成的矛盾促成文人的復雜心態和文化的多樣性，對人生命運、藝術風格和民族精神有深遠的影響。不少文人詩人儒道思想兼而有之，出則求功名于世，從中獲取生命價值，退則自奉養生于野，借以豐富生命內涵。當他們無法實現拯世救民的生命時便轉而尋求道家的生命道路。“當他們在無可奈何的現實歷史境況面前面臨著生命存在的威脅時，在詩的想象中翱翔，在酒的沉醉中微笑，在山水的空靈中暢游時，他們充分地體現了道家思想中那種審美化詩意化的生命意識；當他們置身于社會歷史的結構種，試圖改變其所生存于其中的社會，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和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時，他們則顯著地體現了儒家的生命價值觀。而且，這兩者在中國人文知識分子身上是那么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不僅僅成為一種人生策略，而且成為一種人生境界。”[69]因此儒道學說及其在文學中的表現仍是相互補充的關系，這也構成了中國文學注重生命本體和生命價值的思想內蘊。儒家重生命價值與生命意義，道家重生命的淳如、不被異化，追求精神的自由，恰恰形成了生命意義的兩端，而兩端的互補，形成了中國古代生命意識的豐富的多元文化內涵。“三曹”皆為飽學之士，對前代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深知孔子提出的“任重而道遠”的責任、使命意識，積極肯定“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的人生價值。他們對其個體生命價值的設計完全符合儒家傳統的道德倫理生命觀。“三曹”立功濟世、成就功名的生命價值意識深深地烙入其生命觀之中并成為其精神生命的支柱。他們始終不改為人生、為理想而奮斗以實現其個體生命價值的道德倫理價值生命觀。漢末的儒學式微并不代表這種儒學的文化積淀已失去它的傳承性和影響力。儒學的根本命脈在于修齊治平，以天下為已任，志在拯時救世，為萬世造太平。“三曹”的功業意識和英雄意識正是他們繼承儒文化的表現。“世積亂離”的漢魏之際，正是社會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漢自桓、靈二世以來，內亂不斷，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在這種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歲月里，人之本能最強烈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對生活的留戀和對生命的珍惜激發起潛藏人們心底的主體意識。因此漢末亂世，儒家逐漸從獨尊的地位退卻，壟斷學術界的兩漢經學也漸漸為玄學所取代。加上東漢政權的瓦解，思想禁錮冰釋，使得當時社會上各種思潮并起，既有名、法、儒的激揚奮進，砥礪用世；也有佛、道、玄的清談品藻，游身物外，于是入世與出世，激進與頹廢，積極與消極，務實與弄玄，兩種對立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奇跡般地并融于一體。當然從根本上說，漢魏之際的思潮，主要還是憂傷生命的短暫不居，人們方將生命追求轉向精神追求，力圖通過建功立業或名垂青史以延長生命，這就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種以道為內核以儒為外殼的時代精神。“三曹”深受時代精神的影響，儒道思想兼收并蓄。他們都有著執著的拯世救民的生命價值追求，渴望建功立業實現人生理想弘揚生命價值。當理想的實現遭遇挫折和阻撓他們借助詩的翅膀翱翔，舉起酒杯一醉以解千愁，追求心靈的超塵脫俗和人格的獨立完整。正是因為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對生命價值和社會人生的關注，他們并沒有沉淪于生命意識的悲哀之中，而是用獻身功業的悲壯戰勝這種徒然的悲哀，塑造了一種崇高的人格范型，并且影響著其后一代又一代的人。尤其是曹植儒道互補的人格模式的建構是中國古代士人基本人格模式的雛形的形成。一方面，曹植奉行儒家理想，其人格中多功業意識、英雄意識與拯世濟民、匡時救世之志，雖屢遭挫折但并未泯滅反而更為強化，這是得力于他所深受的儒家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曹植的人格中亦不乏超越性的部分，已擺脫儒家純功利的道德藩籬，而自有逍遙于無限之境、遨游于自由之鄉的情趣。在中國古代文化中，莊子思想及道家學說最具超越性。從建安后期開始，曹植便自覺向莊子靠攏，用莊子哲學來安慰受傷的心靈，以求暫時的解脫。曹植后期創作的大量游仙詩即受惠于莊子。曹植的這一融兩種不同文化性格于一身的性格特點對后世二元乃至多元的人文性格的雛形的形成和我國古典文化格局的建構有著深遠的影響。
結語
雖然因個體情況的不同，“三曹”生命意識的特征和表現形態、對生命存在和價值的理解、生命超越的方式、文學審美觀等各有差異，但卻都是我國儒道互補的文化積淀的精髓，受觸發于魏晉苦難的社會現實，其中既有對時光流逝、生命短暫的深沉慨嘆，更有對人格理想、功業抱負的執著追求，都始終沒有放棄對生命價值和社會人生的關注，因此可以成為我們經由傳統文化的反思而認識自身心靈世界的基本途徑之一。文學真實地體現時代的人文精神，展示出人類靈魂最深處的感悟與發現，因此而贏得了自身存在的品格。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行駛到今天，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已滲透到炎黃子孫的血脈中，其影響彌久深遠。對于傳統文化的觀照和解讀，我們的態度當然是要立足于當代中國，從我們的實際問題或我們的精神需要出發。既然我們已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那么，我們就到了充分地喚醒人的生命意識、關注生命存在、觀照生命本身的時候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肯定人的自身價值、開發人的生命潛能、增強人的生命活力、提升人的生命境界，讓生命之光把世界和自身照得更明亮更耀眼。在人類步入21世紀之時，面對當代人的精神困境、生存意義和人格價值的人文思考，回眸歷史，在與歷史的對話與溝通中構建新的人文精神是很有必要的。研究“三曹”的生命意識及其張揚生命意識的文學審美觀，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要把我們現代人的生命意識加以呼喚，從中進一步發掘存在于個體生命之中的生命潛能和生命活力，而這一點并未引起眾多研究者注意，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此外，筆者在文章中曾提到：盡管生命意識是人類所共有的精神現象，但處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時代中，在不同的個體那里的“生命意識”的內涵、特征和表現形態也會有所不同。如中西方盡管都存在著生命意識，但生命意識的具體內涵、特征和表現形態及其在各自的人文精神領域中所居位置卻迥然不同。對中西方生命意識的比較，實質上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這些差異實際就是對兩種不同文化本質的探尋。反過來說，中西方文化傳統的差異直接影響了中西生命意識及表現生命意識的作品的風貌的迥異。顯然比較分析中西生命意識及表現生命意識的作品在某些方面的差異，對于中西比較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是一個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和研究的問題。只是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討在筆者對此文的理論構想中不可能進行展開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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