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成都近代最早報刊的發展
摘要 本文概述了清末成都報刊的發展，分析了清末報刊呈現出的諸多特點，
關鍵詞 清末 成都 報刊
清末，成都，作為典型的腹地城市，地處內陸，交通不便，思想文化相對落后，近代化起步也相對較晚，較之沿海開通商城市報業的發展晚了半個世紀。成都第一份近代報刊是1898年宋育仁創辦的《蜀學報》，它于1898年5月15日(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五日)創刊，同年8月停刊，共出13期。館設尊經書院，由蜀學會主辦。總理宋育仁，協理吳之英，總纂廖平。初為半月刊，第4期起改為旬刊。此外，另出《叢書報》一種，為該報附刊。顯然，《蜀學報》主要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而創辦，意在昌明蜀學，開通風氣。
《蜀學報》的創辦更大的意義則在于拉開了成都近代報刊史的帷幕。從1898年的《蜀學報》到1911年底在監獄中創辦的《游藝報》，其間共跨越14年，成都報業經歷了初創啟蒙的漫長過程。據統計，14年間共有48份報刊在成都出版，平均每年3.5份。
如果排除前后更名和增出等相關性報刊，實際在成都出版的報刊為38份，按年份分布如下：
從1898年的《蜀報》起直到1910年，成都報刊業都基本上處于一個緩慢的啟蒙階段，計13年共創辦了22份，其中還有4份是舊報刊改名。1911年成都報刊業突然崛起，一年之內出版了26份報刊，這一數量堪可比北京、廣州等地。而且再加以仔細分析，我們發現除去創辦具體月份不詳的5份報刊外，于1911年6月前出版的報刊共4份，6月以后出版的報刊數量則高達16份，另外還有《蜀江》報也于12月復刊。之所以在1911年，成都報刊業出現了迅速的增長，約略有以下兩個因素：
一是1911年成都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從6月起，保路運動進入了一個相對緊張激烈的階段。群眾性的運動推動了大眾傳播業的發展。保路運動的領導機關保路同志會非常重視報刊的輿論宣傳，積極利用報刊宣傳“破約保路”。保路同志會成立后，考慮到“政治法律之觀念不能盡人而具。至于條約解釋，更不能望于眾人：若非白話報淺明剖晰，不能盡人皆知，若無雜志日報，亦不能收羅宏富，印證明確。于是鄧慕魯、朱云石之雜志(《蜀風雜志》)，池汝謙之《西顧報》，江敘倫之白話報，應時而起焉”。在保路運動期間，僅僅保路同志會就先后創辦了5份報刊。
其次，保路運動突破“和平保路”的范疇之后，社會動蕩，政局迭變，時局混亂。各個社會勢力群體都急需在動蕩的社會局勢中尋找到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取得輿論的支持與信任。成都報業的發展營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氛圍，辦報性質也開始從啟蒙民智向政黨宣傳工具的角色過渡。在1911年12月一個月之間，創辦的報刊就多達6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由軍政部門組織創辦。
縱觀清末的成都報刊，主要呈現出四個方面的特點：其一，這一時期的報刊處在初發期。對主辦者而言，缺乏辦報的經驗。辦報往往缺乏理性的考慮，多體現出文人辦報的特點。報刊創辦者基本都具備有一定的知識水平，但多注重刊物開通風氣，鼓吹思想的方面，而較為忽視刊物的經營管理，缺乏長期經營的長遠意識。許多報刊僅存在一、兩期便因種種原因停刊，如《中醫雜志》僅出1期，《算學報》總共僅出兩期，幾乎沒有一家民營報刊能有較大影響力：相對讀者而言，讀者剛剛處于一個對新事物的接觸了解的過程之中。直到1911年保路運動，在這場大規模的民眾參與與民眾動員運動中，報刊在保路運動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才逐漸為普通民眾所接受。以至于有人講：“四川人知道報紙勢力，就在這爭路風潮時代”。
其二，這一時期成都報刊辦刊時間長短不一，大部分刊物存在時間不長，各報層次參差不齊。這一時期，存在時間較長的報刊寥寥可數。14年間，只有《啟蒙通俗報》、《四川官報》、《成都日報》、《四川學報》持續時間在5年之上，而且這幾份報刊在持續的幾年之中大都變換過報名，經過多次改良。如《通俗啟蒙報》，1904年出改良本，1906年改為《通俗日報》。1910年改為《通俗報》，1911年又改為《通俗日報》，同年閏六月再改為《通俗新報》。報名的不停變換，版本及內容的不斷改良既是滿足人們需要適應新形勢的需要，顯然也是報刊內外矛盾沖突的結果，反映出初創時期報刊生存狀況的殘酷現實。
第三，民營報刊舉步維艱，官營報刊則相對穩定。持續時間在5年之上的4份報刊中，只有《啟蒙通俗報》是純粹的民營報刊，其余報刊都與官方相涉，由官方操辦的3份報刊較之其他民營報刊真可謂財大氣粗、資本雄厚。《四川官報》由總督錫良直接奏請開辦，《成都日報》是“地方官府的言論機關”，《四川學報》則由四川學務處直接負責。這3份官辦報刊一是經費有足夠的保障。二來可以向下級單位大量攤派，有較為穩定的銷量。因此，在民眾對報刊缺乏認識、市場不成熟的條件下，政治統治的需要與強大的官方資本是這些官方報刊能得以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而就民營報刊言，閱讀對象的單一與狹小，辦報理念與運作方式的稚嫩，新的公共領域發育不夠成熟，這些都是造成民營報刊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
其四，與東部沿海城市報刊相比，西部成都的報刊啟動從一開始就與外國人無涉。中國的報刊事業最初主要是由外國人啟動的，這種情況以廣州尤為典型，而成都早期的報刊啟動則是在辦報已成風氣的維新時期，最初的《蜀學報》創辦顯然是受到清末維新思想的影響。《蜀學報章程》稱：“《時務》、《求是》各報既已暢行，蜀中更立此報者，意在昌明蜀學，開通鄰省，故與各報體例略有不同”；“首恭錄諭折，次論撰，次近事，及分纂官、士、農、工、商五門成就”；“取有關實用，可以考鏡得失。不分中外”。從《章程》中可以看出，《蜀學報》主要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意在昌明蜀學，開通風氣。事實上，《蜀學報》不論是在辦報思想，還是體例上都深受《渝報》的影響，以至有人認為它就是《渝報》在成都的繼續。在成都最早出現的由外國人主辦的報刊是1907年由華西差會顧問部負責的《華西傳教士新聞》(The West ChinaMissionary News)，這份報刊最早于1899年2月在重慶創刊，1900年8月左右遷至上海出版，半年之后再返回重慶，直到1907年1月才遷至成都出版。與沿海口岸城市相較，外國人在成都創辦的報刊數量極為有限，整個清末僅有《華西傳教士新聞》與《華西教會報》在成都出版過，而且這兩份報刊都是以刊載傳教士與教會內容為主，很少涉及地方事務。這種與沿海城市構成的巨大的差別，或多或少地證明了羅志田先生所說的西學東漸的“不同步”現象。缺少有力的外國報刊的競爭與西方的壓力，在客觀上有助于成都本土報刊的常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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