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區”的語詞歷程看一個社會學概念內涵的演化
一、Gemeinschaft概念的翻譯難題：“社區”還是“共同體”社會學研究者們認為，“社區”概念進入學科領域，當從1887年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發表《共同體與社會》(GemeinschaftundGese11schaft)一書算起。德文Gemeinschaft一詞可譯作“共同體”，表示任何基于協作關系的有機組織形式。滕尼斯提出“社區”與“社會”相比照，主要是用來表示一種理想類型，引用他的話就是：“關系本身即結合，或者被理解為現實的和有機的生命——這就是共同體的本質，或者被理解為思想的和機械的形態——這就是社會的概念……一切親密的、秘密的、單純的共同生活……被理解為在共同體里的生活。社會是公眾性的，是世界。人們在共同體里與同伙一起，從出生之時起，就休戚與共，同甘共苦。人們走進社會就如同走進他鄉異國。”[1]
對此，吳文藻的解釋是：“‘自然社會’與‘人為社會’的區別，乃是了解杜尼斯（即滕尼斯——引者）社會學體系的鎖匙……由這‘本質意志’而產生了他所謂的‘自然社會’……反之，‘作為意志’（林榮遠譯本作‘選擇意志’——引者）形成了杜氏所謂之‘人為社會’……試將人為社會與自然社會來對比：自然社會是本質的，必需的，有機的；人為社會是偶然的，機械的，理性的。自然社會是感情的結合，以齊一心志為紐帶；人為社會是利害的結合，以契約關系為紐帶。”[2]
滕尼斯在提出與“社會”相區分的“社區”(Gemeinschaft)這一概念時，旨在強調人與人之間所形成親密關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識以及對Gemeinschaft的歸屬感、認同感；而且他強調得更多的是一種研究的路徑、一種“理想類型”。因此，在滕尼斯的視野中，Gemeinschaft的涵義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地域共同體，還包括血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人與人之間具有共同的文化意識是其精髓，所以Gemeinschaft譯作“共同體”應該說更貼近滕尼斯的本意。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滕尼斯所提出的“社區”逐漸引起社會學家的研究興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的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社會學家把滕尼斯的社區(Gemeinschaft)譯為英文的Community，并很快成為美國社會學的主要概念。英文Community一詞源于拉丁語communitas，有“共同性”、“聯合”或“社會生活”等意思。美國的芝加哥學派把社區問題作為其研究重點，對美國不同類型的地域社會及其變遷進行深入的研究，獲得了豐富的成果。盡管從研究取向上看，美國芝加哥學派注重經驗研究而與滕尼斯的純粹（理論）社會學異趣，不過使用英文Community作為德文Gemeinschaft的譯名，至少在符號能指（音響形象）上仍然是同一的，并沒有以后進入漢語導致的分裂。或者說，不論是重地理還是重心理，使用的都是一個字眼，而不必在兩個語詞（社區／共同體）之間徘徊選擇。一個簡單而可以被接受的解釋或許是英、德兩種語言的譜系關系非常之近罷。
二、社區概念的發展（20世紀30～40年代）
從滕尼斯提出"Gemeinschaft"概念的一百多年來，隨著社會變遷和社會學學科的發展，社區研究引起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的普遍關注，“社區”的內涵也不斷得到豐富。由于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社區研究有著不同的實踐，因此學者們對于社區內涵和外延的界定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向，對于究竟何為社區，也就頗多歧見。
據美國社會學家希勒里(GeorgeHillary)的統計，到20世紀50年代，各種不同的社區定義已達90余種。在這些定義中，有的從社會群體、過程的角度去界定社區；有的從社會系統、社會功能的角度去界定社區；有的從地理區劃（自然的與人文的）去界定社區；還有人從歸屬感、認同感及社區參與的角度來界定社區[3]。這些定義與滕尼斯提出的社區概念相比，不論內涵還是外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社區的定義眾說紛紜，但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大類：一類是功能的觀點，認為社區是由有共同目標和共同利害關系的人組成的社會團體；另一類是地域的觀點，認為社區是在一個地區內共同生活的有組織的人群。當社區被界定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域社會之后，社區的內涵已經與滕尼斯所提出的作為親密關系的生活共同體的Gemeinschaft概念有了很大的偏離。
筆者認為，中國社會學界把社區界定為地域社會，其中既有社區研究史上的淵源，也是社區建設在我國近代化、現代化進程中實踐的結果。
自從Community概念被以“社區”為語言符號引進中國之后，人們對它的理解便含有了地域性的因素。“社區”一詞是在20世紀30年代轉道由美國被引進中國的，其中吳文藻起過重要的作用。他在當年的講演中曾解釋說：“‘社區’一詞是英文Community的譯名，這是和‘社會’相對而稱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觀點即是從社區著眼，來觀察社會，了解社會。因為要提出這個新觀點，所以不能不創造這個新名詞。這個譯名，在中國詞匯里尚未見過，故需要較詳細的解釋……”[4]由此可以看到，中文的“社區”一詞是輾轉翻譯而來的，它經歷了從德文的Gemeinschaft到英文的community，然后到中文的“社區”的語詞的旅行。
旅美學者劉禾在她的話語研究中要求讀者注意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相對有限的時段存在的一種獨特的歷史狀態。在這一時段中，經由日語對歐洲詞語的“漢字”翻譯這樣一種中介，很多漢語復合詞在很大程度上被重新發掘出來，其中“文化”就是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
高名凱和劉正ｔáｎ＠①提醒讀者應當謹慎從事[5]，不要把外來詞簡單地等同于它們在古漢語中的對應詞。例如，“文化”(culture)的現代涵義源出于日語的“漢字”復合詞bunka，漢語的文化與英語的culture（法語的culture；德語的dieKultur）之間的對等關系是通過借用的方式才確立起來的。在古代漢語中，“文化”指的是與武力或軍事征服相對的“文治與教化”，它完全沒有今天通常與兩個“漢字”組成的復合詞相關的民族志內涵……我們無法繞過日語的一詞來說明“文化”的涵義，我們不能認為字形完全一樣古漢語詞匯可以自然而然地解釋其在現代漢語中對應詞的涵義[6]。
這番論述對認識“社區”所經歷的德（語）——英（語）——漢（語）的語詞旅行和概念發展無疑是有啟示作用的。想要真正理解“社區”，決不能簡單地從“社”和“區”兩個字義相加去尋找答案。
吳文藻認為，滕尼斯在使用社區概念時，雖然沒有提及地域特征，但他將社區概念降至社會之下，已具有地域性意義[7]。顯然吳文藻對滕尼斯提出的社區與社會這對概念的認識存在偏差，社區與社會表達了傳統鄉村社會與現代都市社會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人際關系和社會整合方式，它們是兩個并列的概念，并不存在從屬關系。但是吳文藻和費孝通等人把社區理解為有邊界的相對封閉的實體，是基于對中國的現實社會進行實證研究的這一需要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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