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文本中有關歷史的另一種言說方式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 呂志清；《南京在哪里》；歷史；敘事結構
論文摘要 《南京在哪里》不僅僅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小說文本，它融入了先鋒敘事的經驗，在總體上構成了一種寓言式或者說是隱喻式的結構。小說以一種綿密、精細、輕巧的筆觸，從現實切入歷史，在多個層面實現意義的延展。小說一方面揭示了歷史與現實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又試圖在強勢的現實與處于弱勢的歷史之間構建一種敘事的平衡。小說文本也因此具備多重解讀的可能性。
呂志青的中篇小說《南京在哪里》(2002年《收獲》第4期)發表之后，引起了創作界與評論界的重視，小說在2003年獲得了“上海第六屆長中篇小說優秀大獎”中篇獎，2004年呂志青又藉此獲第二屆湖北文學獎。關于該作品的思想意蘊與藝術魅力的評論文字已不少見。筆者認為，小說以隱喻的手法，隱秘地傳達了作者對于“歷史”及其現實關系的理解，這構成了文本的二重敘事結構，而這一點為學界所忽略。
作者在作品文本中所表達的對宏大歷史進行隱密敘事的這一種言說方式，從傳播學角度來看，作者的創作實質上是作為一個傳播者成功的完成了一場完整的編碼、譯碼、釋碼的符號傳播過程。編碼就是作者把要傳遞的信息轉化成符號，因為在文學作品未形成可傳播文本之前，這些要傳遞的信息(包括思想、情感)僅是作者個人的主觀體驗，在自己的大腦里，別人是無法知曉的。要想把這些東西傳達給別人，就要把它們轉化成文字、聲音、表情、姿勢等各種各樣的符號，變成別人憑各種感官就可以感覺到的東西即文學作品。譯碼是編碼的逆變換，即接受者把接收到的符號再轉換成信息，對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釋碼。作者在作品中隱密敘事的言說方式，顯然就是編碼者考慮文本創作目的，而選擇什么樣的符號和怎樣組織符號去傳達意義的一種方式。
一、“編碼”：一個地理問題如何成演變一個有關歷史的“新聞事件”?
在談論小說的敘事立場與思想意蘊之前，我們需要弄清楚小說的敘事細節：一個簡單的地理問題，如何演變成一個歷史問題，并最終導引了一場社會事件。這個問題耐人尋味的，其本身就是文學作品中的一次“議程設置”，它是我們理解小說的基礎。
一個其貌不揚并且是臨時代課的地理老師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南京在哪里，問題首先在學生中間引發強烈反響。面對日常生活中我們異常熟悉的一個名詞，學生們突然都感到了一種“陌生”與“不確定”。這種“陌生”和“不確定”，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問題，更是一個歷史問題。正是這種“陌生”和“不確定”，激發了學生們一場關于“南京在哪里”的知識探尋欲望。學生們從秦淮河與金陵兩個意義層面出發，開始搜尋一切有關南京的知識。由此，那些沉埋于地表之下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逐一顯露出其本來面目。這種顯露進一步刺激并導引學生們向歷史更深處漫溯，他們收集而成的東西本身構成了有關南京的歷史文獻。這樣，一個簡單的地理問題在不經意之間演變為一個深刻的歷史問題。不僅如此，有關南京的問題還在繼續生發、裂變，并以某種令人吃驚的速度向前伸展和蔓延。
這種伸展和蔓延，不僅體現在有關南京的知識層面，更在于這個話題在社會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先是那些家長們如郵電局局長、影樓老板、茶樓老板、李小紅的父親李總等受到感染，不知不覺地加入到這一事件中來。就在勸阻學生這一行動的過程中，班主任黃老師、歷史小陳老師、政治大劉老師等也逐步沉浸其中不可自拔。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學校和教育戰線的領導者們如陶校長、教育局長、宋副市長也居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現在，學生們因為這個問題分心而不再把重心放在課堂學習上面，教師們也心有旁騖，正常的教學秩序因此受到極大影響。同時，社會各界都開始關注這一事情的發展。這樣，一個課堂問題真正演變成為一個社會新聞事件。
從文本的表層來看，這個故事似乎在告訴我們：我們對那些日常生活中為人“熟知”的事物及其相關知識的了解可能是非常膚淺的，也即在“熟知”的背后往往是引人深思的“陌生”乃至于“無知”。在另一方面，正如有論者所言，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再一次洞察了人在精神上的脆弱性和盲目性”。但是，一個如此簡單的話題竟然能夠引發這樣巨大的反響，乃至于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事件，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文本的敘事邏輯。吳俊認為，“《南京在哪里》(呂志青)中的一個偶然的提問，竟然會釀成生活中的一連串事件。作為事件的起因和核心，偶然因素的不可捉摸的神秘性就在我們眼前，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可思議地成為現實，成為不可預料也無法推翻的事實。一切與之相關的人事，都像是附著了一個能量巨大的漩渦，身不由己、不由自主地跟著沉沒到底。這是存在于生活之中(也就是存在于冥冥之中)的命運或超人力量的顯示。……作家的才能就應當這樣體現為能夠去發現日常平凡中的深不可測性。”我不太贊成吳俊的這一說法，這個說法附和了先鋒試驗作品的一般經驗，卻有些言過其實。因為在我們當下的中學課堂里，一個地理問題或者歷史問題能否真正演變成一個社會事件，這是很讓人懷疑的，換言之，小說的敘事存在一種邏輯悖論。我想這正是我們理解這篇小說的一個關鍵之處。正是這個邏輯悖論透露給我們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南京在哪里》不僅僅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小說文本，它融入了先鋒敘事的經驗，在總體上構成了一種寓言式或者說是隱喻式的結構。只有在寓言或隱喻的層面，小說文本的結構和敘事邏輯才是合理的。
二、“譯碼”：在所指與能指的語境傳播之間實現文本的隱秘敘事
譯碼是對編碼的逆變換，即接受者(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和作品外的所有讀者)把所接收到的符號，即傳播者(作者)在作品中想要傳遞的信息再轉換成自己所能理解和體驗的信息，那么，作為一種寓言或者隱喻式的文本，《南京在哪里》究竟要傳達什么樣的寫作意圖呢，它的思想意蘊與敘事立場又是什么呢?到目前為止，評論界對于小說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強調小說的趣味性。王宏圖認為：“這是一部很特別的小說。采用了先鋒小說的探索方式。整部作品展示的是一個荒誕的故事，它的內核是人們所謂的蝴蝶效應，即一個貌似不起眼的小事招引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它的寫作技藝非常高超，起筆貌不驚人，但隨后的一切充滿懸念，讓人感到極度的不可思議，其敘述框架仿佛是對偵探小說的戲仿。此外，在敘述中它巧妙地將大量有關南京的事件和人物穿插其中，增添了作品的趣味性和色彩。”
其二是突出小說的話語特性。有論者認為，“南京在哪里”最終演變出了各自始料不及的日常喜劇，“這與其說是生活本身的邏輯使然，倒不如說是‘南京在哪里’這句提問帶來的‘話語嘩變’。在某種意義上，人的命運會受到話語的左右和宰制。話語的力量超過了生活的力量，這似乎印證了福柯的那套后現代理論。從表面看，小說只不過是一場從能指到能指的空洞敘事游戲，從零到零，從起點回到起點；但在另一個層面上，作者似乎無意中揭示出了當代社會人的主體性喪失的另一種表征，創造了一個極具智性意味的審美空間，于是，先鋒小說擅長的敘事游戲由于其對‘所指’發生的勾聯，獲得了某種再生力，從而也使這部小說具有了值得反復闡釋的可能和意義，并藉此成為先鋒小說寫作在現階段的一個值得重視的成果。”
上述兩種說法都有自己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很值得商榷。趣味性畢竟只能反映文本的表層意義，如果我們僅僅停留于這一審美高度，這多少有些佩不上這樣的文字了。至于有關話語的說法是有一定說服力的，但是在話語的能指與所指上又語焉不詳。南京在哪里?這個話語的所指是很有限的，其能指卻很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小說文本對事件的描述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是一個地理問題如何演變成為一個歷史問題?其二是一個課堂問題如何演變成為一個社會事件?仔細審視與揣度這兩個方面，我們發現，一個純粹的地理問題決不可能引發如潮的知識探尋活動，而“歷史”是一個真正重要的因素。事實上，小說沿著尋找“南京”這一事件所展開的種種途徑，從話語的所指悄然滑向有關“歷史”的能指，小說由此實現了關于“歷史”的隱秘敘事。這里面因含有兩個轉變：從偶然轉向必然，從局部轉向全局——其結果是話語的能指從“南京”轉向一切如南京一樣被現實遮蔽的“歷史”。
“南京在哪里”，這個問題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南京的歷史文化沉積帶自然是極為豐富的，但是，北京、西安等地哪一個城市不是如此呢?由此可見，“南京”這個概念自身并非不可替代，但在另一方面，“南京”作為一個歷史的切入點，我們藉此進入歷史，這樣看來這種選擇又是合理的，因為切入點可以有許多個，但目的地只有一個，那就是歷史自身。在“南京”背后隱含有全部的歷史，這才是我們要探尋的標的；或者說，南京，作為整體歷史中的一個局部，象征著歷史自身。不錯，“南京”正是作為一種歷史子系統的符號，存在于文本里。
具體而言，小說展現了歷史與現實的不平衡性。歷史以一種與現實對立的面目出現，歷史往往為現實所遮蔽。南京在哪里，這個問題只是暴露歷史冰山的一角，我們不妨提出一系列歷史問題：武漢在哪里?廣州在哪里?等等。被遮蔽的歷史隱含著巨大的能量，尋找歷史的進程就是一個釋放歷史能量的過程，正如文本所展示出來的，盡管歷史總處于一種不斷被遮蔽的“歷史”之中，但是一個“偶然”提出的歷史問題就可能掀起狂瀾。歷史一旦露出崢嶸，現實的秩序即發生混亂。這正說明歷史本身的去蔽性及其強大的沖擊力。問題在于，我們既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分子，又構成現實的一部分。一般來說，構成現實秩序的力量是強大不可逆轉的，因此我們服從現實秩序差不多是別無選擇的，但如果我們習慣于忘記歷史，而遵循一種現實的秩序，歷史就真如往日云煙，隱蔽在天的盡頭了。也許有朝一日，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某個特定階段，“南京在哪里”會成為一個真正的歷史問題。那么，在這個看似荒誕的命題背后隱含了我們時代的先知先覺：神圣也好，荒誕也罷，有關歷史的命運的思考，融入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生命體驗，并且直通未來。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層情緒。或許它就隱含于帶著幾分先鋒面目的呂志青的潛意識之中?
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終沒有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什么造成我們(學生、家長、社會大眾乃至于教師)對南京的“陌生”和“無知”?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會牽引我們從“歷史”走向“現實”，但這個問題被成功地掩蓋起來了。從表面上看，呂志青似乎很沉醉于對“現實”種種的瑣碎記憶里。事實上大量的讀者已經很滿足于文本的表層敘事了，它完整、細膩、生動、豐富，以至于我們差不多已經無可挑剔。這正是呂志青的高明之處，或者如西人所言，文本大于作者自身?它的多重結構使得我們可以穿透文本的表層敘事，達到一個極為隱秘的層次，發現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層情緒。
這種隱秘敘事，典型地體現出呂志青的文本特征；以一種綿密、精細、輕巧的筆觸，從現實切入歷史，在表層、深層兩個甚至更多個空間里實現意義的延展。在很多時候，他以一種精細的文思穿透后現代的狂歡，讓我們漫步云中，小說文本也因此具備多重解讀的可能性。他的《老五》、《穿銀色旗袍的女人》等佳作莫不如此。謝有順在《2002中國中篇小說年選》(花城出版社出版)選本序言中說：“這是我在近年讀到的敘事上最獨特的小說之一，整個敘事細密而微妙，環環相扣卻又不著痕跡，最后，因南京在哪里的提問而起的社會事件平息了，可內心的騷動卻一直延續在了當事者身上。小說的敘事處理如同一個象征，但它卻精妙地虛擬了一場精神漩渦，把置身其中的人的那種不由自主、不能自拔的狀態。”唐靜愷則認為這篇小說在“敘述結構上和寫作技巧上的創新實驗，別出心裁，拓展了作品的信息量，在教學秩序的有序和無序、發散性思維的理性和非理性之間，巧妙地將讀者的思維引向對生活中耐人尋味之處的思考。”這都是很有見地的看法。
三、“釋碼”：跨越“啟蒙”之后的狂歡與詼諧
現在我們來提出本文的最后一個問題：侯老師是誰?
與“南京在哪里”一樣，作品文本中這些符號或信息的意義是什么?作者(也即編碼者或傳播者)使用這些符號到底要表達什么意思?讀者對編碼者在作品中傳達所有這些信息的理解就是釋碼。作品中，“南京在哪里”這個問題由一個臨時代課的地理老師提出，最終問題的解決也回到他這里，那么，在文本逐一出場的知識分子人物系列中間，這個地理老師就顯得舉足輕重。令人感興趣的是，作者在敘事過程中又似乎在有意無意地弱化這個人物的本來面目。小說寫他的地方非常有限，倒是一開端他的出場顯得突兀，這構成了文本的敘事的玄機。試看小說開端：
初二五班的地理老師病了，臨時派了一個人來帶課。梅雨季節，天色老是灰蒙蒙的，加上前排的日光燈又壞了，光線更加黯淡。所以自始至終大家都沒怎么看清這人的面目，只是留下了一個模模糊糊的印象：似乎有點黑，有點瘦，還帶點慌張，像是沒什么教學經驗。特別是他走路的樣子，輕悄悄的，給人一種躲躲閃閃、鬼鬼祟祟的感覺，像是做了點什么虧心事或者正打算做什么虧心事。進來之后也沒什，么開場白，說了句“我姓侯。”
說罷徑自轉過身去，將一副中國地圖掛在了黑板上。等他轉過身來時才又冒一句：“南京在哪里?”
為什么是由一個地理老師而非歷史老師提出這個問題，在“歷史”和“地理”之間有什么樣的關聯呢?按照侯老師的說法，一個詞就是一個活的神秘的發酵體。只要死死逮住不放，它就會一而二、二而三地生發、裂變，生發和裂變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東西來。他說，每一個詞乃至每一個知識群落自身都是一個系統，此系統與彼系統相聯系，一個連著另一個，另一個又連著另另一個以致無窮無盡。所謂學習就是從一個被控信息流環路向一個較為廣泛事件領域的延伸，并依靠這延伸和規定這一系統的可理解性標準的密碼來理解這個世界……“南京在哪里”，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地理問題，但是奇怪的是，年輕的學生們無以為答，而對這個地理問題的探討是沿著一條歷史線索進行的，隨著“金陵”與“秦淮河”兩個歷史層面因素的展開，一個簡單的地理問題就自然轉化為一個歷史問題。
這個人在“不經意之間”提出的一個問題，掀起了大波，在周遭一切秩序日益混亂之際，他卻安然自處，大談所謂圍棋棋理：“想過沒有，如果把幾個棋盤拼接起來，那會怎么樣?不斷地拼接起來，那會怎么樣呢?”這又似乎透露出作者的思想痕跡，看似漫無邊際，卻是處處契合。一直到這個敘事階段，他的生命態度與境界都著實讓人期待。但是，轉眼間我們又變得無比惶惑與失望，并且不得不再次向一種荒誕的現實低頭。在校方的壓力之下(或者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他把學生們研究的專題加以合并。“將選題兩兩合并，合并，合并，再合并……經過多次合并，問題逐漸萎縮，萎縮，再萎縮。漸漸的，又回到民康和李小紅這里來了”。在經過他的合并之后，我們回到了文本敘事的起點：“南京在哪里”。這事一完，他就又不聲不響地縮回到他的小屋里去了。仍然不怎么跟人來往，仍然只是和歷史小陳老師在一起下棋。
從上面這些情節可知，“南京在哪里”，這個看似無理而簡單的問題卻顯示出他的敏銳與獨到。這個問題很快得到了那些追求真知的青年學生的熱烈響應，由此開展了一場如火如荼的尋找“歷史”的運動。那么，到底他在文本的深層結構中承擔什么樣的角色呢?我們不妨假設，這個事件越鬧越大的時候，也就是到了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的時候，他卻突然消失不見了。這樣，他的面目就有些形跡可疑并且將引起我們持續的關注。但事實上他哪兒也不去，就躲在書房里與人下棋。他看到了“歷史”的豐富意蘊及其能量，也知道圍棋棋盤無限拼接的復雜前景，但是說到底，他只是一個與世無爭、無關世事的，常常躲在書房里與人下棋的地理老師。
由此，我們發現小說開端對他形象的描述是恰如其分的，侯老師也由此具備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多重屬性。作為知識的引導者，他可以提出“南京在哪里”的問題，引導學生求知，并充分暗示知識的可能性。但是當這種求知行為演變為一場事件，并且對現實秩序帶來沖擊的時候，他身上的另一種屬性就自然地發揮作用。他服從于現實秩序的需要，以“合并”的手段——實際上是以一種消解歷史的方法，將問題導向一個最初的出發點。“解鈴還須系鈴人”這個情節在這里獲取了一種因為顛覆而產生的狂歡效果。
侯老師就是作品文本的編碼者，是代替作者在作品中的議程設置者，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和作品外的所有讀者都是譯碼者，而只有我們才是最后的釋碼者。侯老師這個人帶給我們的是深深的嘆息，然后是隨著作者一起狂歡。合并的細節再次宣告：后新時期的人們并不憚于取消“啟蒙”行為的合法性。正是在這一節點上我們窺見了呂志青的敘述立場。
但是我們也無須產生歷史虛無的悲觀，因為文本依然是充滿張力的。小說在結尾處有一個細節：提前退休的陶校長客廳里掛著一幅他自己寫的橫幅，上面寫著：南京在哪里。這是文本最后歸結的一個符號表征，這個細節是意味深長的，它似乎是要告訴我們，真正的歷史永不消亡。這就在強勢的現實與處于弱勢的歷史之間構建了一種敘事的平衡。這正是小說的高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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