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技術擴散、自主創新與我國工業技術進步論文
一、引言
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和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客觀上為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跨越提供了有利條件，許多學者甚至將之稱為‘后發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加速技術變遷，從而使經濟發展更快。不過，許多學者認為這種‘后發優勢”只是潛在的。例如Abramovitz(1986)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具備基礎設施、技術水平等‘社會能力”才能獲取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紛紛強調技術的局限性：例如薩克斯（2000)認為非洲南撒哈拉一些國家之所以落后，原因是處于溫帶的歐洲地區的醫藥技術不可能在處于熱帶的非洲取得成效，而非洲國家又沒有自己的研發能力。目前學術界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發展中國家要培育自主創新能力。正如斯蒂格利茨（2000)曾經提出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全球搜尋、本地再開發”。
我國作為一個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大國，技術發展戰略正在從‘以市場換技術”向自主創新”轉變。在這種背景下，客觀評價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技術擴散和自主創新對國內產業發展的作用，系統分析其各自特點，并探討其對于自主創新的影響，具有極大的實踐意義。
因此筆者主要是比較分析技術引進、FDI和自主創新這三個因素對我國內資部門技術進步的影響。
筆者試圖在以下方面對現有文獻進行拓展：(1)以往研究很少考慮技術引進對內資部門的影響，筆者將對技術引進和FDI技術外溢這兩種技術擴散方式進行比較;(2)考察了在控制技術擴散的條件下，自主創新對內資部門的影響；(3)引進技術是否為適宜技術？筆者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對這一問題進行解答。
二、文獻綜述
技術引進和技術外溢是國際技術擴散的兩個主要渠道，以FDI為載體的技術外溢又是技術外溢的主要渠道。不過，通過FDI的技術外溢與其他方式的技術擴散不同，可能會導致技術的逆向擴散：外資企業通過優厚的薪資待遇和工作環境吸引了大量的本土人才，導致本土企業技術水平的下降。此外，技術溢出效應只是FDI的間接效應之一，外資企業可能憑借在技術、原材料來源、規模經濟、銷售渠道和產品開發更新能力等方面的優勢，搶占了市場份額，在短期內對內資部門造成一定的沖擊，但也可能因此促使內資部門在壓力下迅速成長。
理論界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間接效應（早期文獻稱之為技術外溢或溢出效應，并未對FDI的間接效應進行區分）問題進行了持續和廣泛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早期文獻（秦曉鐘，1998;沈坤榮，2000;潘文卿，2003;張建華、歐陽軼雯，2003;王志鵬、李子奈，2004;賴明勇等，2005)集中考察了FDI對產出和勞動生產率的間接效應，發現由于受人力資本以及其他擴展吸收能力的影響，區域間和行業間的技術外溢效應存在著差異。近年來，開始對FDI的間接效應進行區分，并對有形技術的間接效應加以細化，關注FDI對本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研究。張海洋（2005)將技術擴散效應從FDI間接效應中分離出來，分別考察了1999-2002年期間FDI(以全要素生產率、前沿技術變化和相對前沿技術效率為因變量）的技術擴散效應和其他間接效應（文獻稱之為競爭效應），結果表明如果剔除內資企業自主研發的因素，FDI對內資企業生產率的間接效應不顯著，且技術擴散效應不明顯；陳柳、劉志彪（2006)的研究也表示了同樣的觀點。他們使用1987-2003年期間我國27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分析了FDI外溢效應和本土創新能力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現在控制了內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后，FDI對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不顯著；王紅領等（2006)的研究可能對上述結論是一個補充：FDI對內資企業生產率的間接效應是正面的，其主要渠道是促進了內資企業的自主研發。他們使用1998-2003年期間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研究了FDI與本土企業自主研發的關系，結果表明FDI對本土企業的自主研發有著正面的間接效應；冼國明和嚴兵（2005)的研究結論也表明FDI對本土企業的自主研發有著正面的間接效應，但主要體現在小型的技術創新項目上，如外觀專利，且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外溢效果并不顯著。
目前研究技術引進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文獻頗少。朱平芳、李磊（2006)對上海市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的實際情況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其他內資企業（除國有企業外）引進的技術并未對其生產效率的提高發揮出顯著作用，不過他們的研究并未將FDI與技術引進對本土企業的影響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
概括來講，目前的研究很少區分FDI間接效應和以FDI為載體的技術外溢，且并未將技術引進和自主創新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難以準確分析技術引進、FDI和自主創新對我國內資部門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就導致了筆者的研究動機。
三、實證分析
1.數據
由于個別行業的數據前后不連貫，筆者剔除了木材及竹材采運業、工藝品制造、廢棄資源和舊材料回收加工業這三個行業。另外，考慮到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米選業、有色金屬礦米選業、非金屬礦米選業、煙草礦采選業、煤氣生產和供應業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這9個行業外資所占比重過小，因此將這9個行業也剔除掉，選取了剩下的28個工業行業作為分析對象。此外，我國自2000年才提供外資部門主要經濟指標的連續數據，2004年外資工業增加值又缺漏，所以筆者選取數據為29個工業行業1999-2003，2005共6年的數據。統計年鑒只提供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有關科技數據，不過考慮到大中型企業的研發能力和力度遠遠強于小型企業，可以使用大中型工業企業的科技數據替代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科技數據。
內資工業部門的變量數據可由已知的全部國有以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相應變量數據減去三資企業相應變量數據得到。固定資產凈值用歷年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平減，工業增加值根據工業品出產價格平減。所有行業的工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凈值都使用1999年不變價。
2.技術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自主創新對我國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影響
(1)模型設定
從規模報酬不變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出發，并假定技術進步滿足希克斯中性的條件，假定單個內資工業行業的生產函數形式為：
其中，Yt是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工業增加值，Kt是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剔除價格因素后的實際固定資產凈值，U則是從業人員數量，Ait代表技術水平，1和t分別表示行業和時間。
（1)式同時除以U得到：
其中，y1t為勞動生產率（dypl)，kit為人均固定資產額（dkpl)。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技術進步有三個來源：技術引進、技術模仿和自主創新。技術模仿主要源于FDI技術外溢，受企業自身科技人力資本的制約。在（2)式的基礎上進行擴展，建立如下計量模型：
TTit是企業的技術引進效果，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使用技術引進經費（dtt)作為其代理變量；Tt是企業的技術能力，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使用科技活動開發人員數（dsl)作為其代理變量；NIt是企業的技術創新效果，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使用專利申請量（dpatent)作為其代理變量；FDIrt是外資活動對內資部門的影響，使用外資企業從業人員數（fl)作為其代理變量；另外使用dsl與dtt的交叉項考察技術引進與企業技術人力資本是否存在互補；使用fl與dsl的交叉項考察外資對內資部門的有形技術的影響（即一般文獻所說的技術外溢），使用fl與dpatent的交叉項考察外資對內資部門自主創新的影響。最終，建立如下計量模型：
(2)實證結果與分析根據計量模型（4)對勞動生產率和各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列在表1的模型（1)-模型（5)中。由于所有回歸都通過顯著水平為1%的Hausman檢驗，因此給出的都是固定效應的結果。模型（1)和模型（2)給出了在不考慮FDI對內資部門的影響的情況下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對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影響。dpatent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內資部門的自主創新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dsl項和dtt項的系數都不顯著，表示內資科技人力資本和技術引進對于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并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加入dsl與dtt的交叉項，dsl和dtt的系數還是不顯著，dsl和dtt交叉項的系數也不顯著，這表示技術引進可能側重于對適宜技術”的引進：由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因此較少使用勞動集約型技術，因此對于勞動生產率沒有顯著的影響。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了外資活動項，fl系數顯著為正，表明FDI對于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但dpatent系數不再顯著，可能是因為FDI對內資部門的自主創新產生了負面影響。因此，在模型(3)的基礎上加入fl和dpatent的交叉項，模型(5)的回歸結果發現fl和dpatent的交叉項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FDI對于內資部門的自主創新有著顯著的抑制效應。在控制了FDI對內資部門自主創新的影響之后，dpatent系數變得顯著為正，可見模型（3)中dpatent系數不顯著的原因是由于FDI對于內資部門自主創新的抑制。與模型（3)相比，模型（4)和模型（5)區分了FDI的技術擴散效應和其他間接效應。加入fl和dsl的交叉項以及fl和dpatent的交叉項后，fl項的系數還是顯著為正，但fl和dsl的交叉項以及fl和dpatent的交叉項的系數都顯著為負，這對我國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影響表明引進FDI導致了顯著的逆向技術擴散。可見，FDI對于勞動生產率的促進是通過市場競爭等其他FDI效應產生的。
3.技術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自主創新對我國內資工業部門經濟增長的影響
技術進步的最終結果和目的是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在前面分析的基礎上，建立如下以經濟增長為被解釋變量的計量模型：
根據計量模型（5)對勞動生產率和各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列在表2的模型
(6)-模型（9)中。技術引進、FDI和自主創新對內資部門的經濟增長都有著顯著的促進效應。
通過對比表1中模型（1)-模型（5)和表2中模型（6)-模型（9)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自主創新和FDI對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和對內資部門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一致的：自主創新對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都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FDI對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也都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雖然FDI對內資部門存在著逆向技術擴散效應。但技術引進對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和對內資部門經濟增長的影響卻有著很大差異。技術引進對內資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并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對內資部門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正面效應。
四、引進技術的特征一是否為適宜技術
前文的比較分析顯示，技術引進對于我國內資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差異，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沒有顯著的影響。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筆者認為可能是因為引進技術側重于對適宜技術的引進的結果。適宜技術最早由Atkin-son&Stiglitz(1969)提出，他們將之具體表述為本地在實踐中積累知識（local?izedlearningbydoing)，要受到當地特定的投入
要素組合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存在著要素稟賦結構（主要是勞動力和資本的比例）差異，發達國家的技術變遷主要考慮的是本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而這些高新技術偏離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如果發展中國家引進和模仿這些技術將會因為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本地化，因此是不適宜的。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技術模仿和引進時不應盲目追求高技術和新技術，而應遵循自身的比較優勢，選擇與自身要素稟賦相符的技術，即適宜技術，只有這樣才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較快的經濟增長。
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從要素稟賦的角度看，適宜技術應該是較多使用勞動力的技術，難以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產生顯著影響。因此，不能因為技術引進對我國內資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沒有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而對技術引進的效果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這是由我國要素稟賦結構的現狀所決定的。
五、結論
通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國際技術擴散和自
主創新對我國內資工業部門技術進步的影響有著各自的特點，并得到如下結論：
(1)自主創新對于我國內資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都有著顯著的正面效應。
(2)技術引進符合我國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對我國內資工業部門的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由于側重于對適宜技術的引進，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并未有著顯著的正面效應，但這恰恰應該是值得肯定的。
(3)FDI是雙刃劍。引進FDI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技術溢出，但同時也存在著技術逆向擴散現象，削弱了內資部門的技術能力，對于內資部門的自主創新有著顯著的抑制效應。不過，引進FDI總體上對于我國內資工業部門的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著顯著的正面效應。
上述結論可以給出一定的政策含義。首先，國際技術擴散促進了內資工業部門的經濟增長，我國應該鼓勵引進技術和吸引外資；其次，雖然外資的正面效應是顯著的，但技術逆向擴散現象必須得到重視。最后，自主創新應該得到重視。科技人力資本是關鍵，只有改變科技人力資本稀缺的現狀，才能削弱技術逆向擴散效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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