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鄉土社會中的糾紛及其解決
論鄉土社會中的糾紛及其解決
從糾紛的發生到解決這一角度來認識國家法與民間法在鄉土社會中的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簡便性，因為在鄉土社會，法發生作用的過程可以說就是糾紛解決的過程。
（一）糾紛的主要類型
在鄉土社會中，最主要的是民事糾紛，涉及婚姻家庭，財產侵權。各類糾紛在發生原因上相對簡單，有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不和，都可能導致一場長時間的糾紛。這些糾紛的另一特點是容易有簡單轉化為復雜，比如由民事性質轉化為刑事性質的。
1．婚姻家庭糾紛
相對于城市社會來說，鄉土社會的家庭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因為中國社會是一個有著家族主義傳統的社會，而鄉土社會對這一傳統的保留更為完整一些。在鄉土社會，整個關系網絡的構建依賴于家庭，是由家庭和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來確立的一種“差序格局”。[1]婚姻是家庭的基礎，婚姻家庭糾紛貫穿于婚姻的締結到解除的整個過程。
（1）因婚姻的締結而發生的糾紛。這一類糾紛得以產生的基礎是鄉土社會婚姻的締結對“媒妁之言”的依賴，“父母之命”所具有的強制力相對于封建社會已明顯減弱，但依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在需要媒人的牽引而締結婚姻的情況下，兩個家庭之間，或者說作為婚姻主體的男女雙方彼此的了解程度是不夠的，而當地的風俗依然是遵循傳統社會的那一系列程序（主要是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盡管有時是不完整的。在這一過程中，最容易因為婚姻締結失敗而產生退還彩禮的問題。在思想相對開放的一些和家庭相對寬裕的家庭來說，至多會出現雙方由此而變為陌生人的情況，而對于其他一些因為不正當理由導致婚姻的締結關系終止的情況下，很容易導致糾紛的出現，甚至會引出兩個家族間或是地域間的糾紛，這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都還非常常見。
（2）因家庭的分立而產生的糾紛。這里的家庭分立就是指家庭的兩代之間或是同代之間的分家析產，因此而產生的糾紛也是相當普遍的。這突出體現在這一分立過程中對土地的分割，基本生活用品，新家的安家費用，對老人的贍養義務如何分配，對老人的棺材費用、安葬義務如何分配等問題的解決出現的糾紛，是一典型的糾紛類型，父子間、兄弟間常有因此而大打出手的情形。
（3）因婚姻的解除產生的糾紛。婚姻的解除在鄉土社會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導致其復雜性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傳統觀念的影響；二是農村婚姻締結時的非程序性。在我所考查的這一村莊，“離婚”一詞似乎不具有現實意義，因為我沒有發現一例真正通過法定程序解除婚姻的。但是在范圍更大的地方也是有的，并且名存實亡的家庭是比較常見的，所以不通過法定的程序解除婚姻與其作為一種主要的糾紛類型之間并不矛盾，況且這類糾紛一旦出現通常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離婚對于當地的人來說是一件非常忌諱的事情，常常與“可恥”和“不光彩”這樣一類詞掛鉤，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解除婚姻是很難的。正因為這一點，就會出現一方希望解除，而另一方又努力維持的情況，男女的感情基礎已經不存在，這樣就會產生人生傷害，正常程序離婚情形下的財產分割與子女撫養等糾紛。
2．財產型糾紛
其實在婚姻家庭關系糾紛中就常常伴有財產方面的糾紛，這里主要強調財產侵權和合同性質的糾紛，這是財產型糾紛的典型。
（1）財產侵權。這主要表現在土地、莊稼、牲畜和林木等幾方面的侵權。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發展史的國度，農民對土地具有高度的依賴性，甚至整個國人都具有一定的鄉土情結，安土重遷也是鄉土社會的一種普遍觀念。土地對于農民來說，又多了一層生存上的意義，土地才是農民的根本，所以農民對土地的珍惜與爭奪都是恒久的話題。土地糾紛的典型就是土地界址的紛爭。在我所考察的旦坪村，是一個土地非常貧瘠的地方，該村的大部分村民組海拔在1000米以上，由于沒有水源作為灌溉，所以好多村民組都沒有水田只有土地。又由于田和土兩類土地利用方式上的差別，所以對土地的界址糾紛更多一些。
對莊稼的侵權主要表現在牲畜對莊稼的侵害。當地的農民來說，他們一年的精力幾乎全部耗在對莊稼的培植上，當地的重要農作物有玉米，洋芋，紅薯，水稻；能夠產生較大經濟效益的經濟作物是烤煙，但現在的種植比起上世紀九十年代不是很普遍，因為烤煙種植的成本比較大；另外就是少量的豆類和蔬菜。這樣一些農作物，各自都有自己的生長規律和季節，一旦損壞，除了賠償之外，沒有其他辦法。又因為農民對自己種植的農作物有一種特別的感情，農作物被侵害之后感覺很心痛。所以，在這種感情因素的支配和實際損失的作用下，極易導致糾紛的發生。
牲畜對于當地的農民來說，具有幾方面的價值：一是作為一種必要的工具，如耕牛；二是一種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如豬、牛、羊、馬和雞等；三是作為必要的生活資料，如豬。無論是在哪一種意義上來看，牲畜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從當地土地的結構來看，幾乎沒有一塊地是典型意義上的肥沃土地，全是沙地和貧瘠的黃土地，且有的地坡度很大、土地中全是石頭（即泥土嵌在石頭之間），這樣的土地完全排除機器耕種的可能，所以耕牛顯得尤為重要。當地農民除了種植烤煙和多余的玉米可以賺錢外，另一種最重要的經濟來源是養豬，好多人家送孩子讀書和建房等較大的花銷就靠這幾樣收入。一些小的開支，比如交往應酬和油鹽一類的生活用品,則是靠賣雞、雞蛋。至于羊和馬則是部分人家有，可以偶爾賺點錢。之所以能夠因為牲畜而發生糾紛、引起沖突，就是因為其對農民所具有的特殊的、重要的意義。
林木在當地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作為集體財產的山林；一種是完全的私有財產——樹。林木在當地大致在兩種意義上被使用：一是作為建材；一種是作為能源的柴。只有極少的木材可以用來做成棺材防老或是賣出。對林木的侵權就表現為對所有權屬不明朗的樹木的爭奪和對山林的盜伐，比如當地有一片已被承包的松樹林，經常被偷伐，當地農民根本沒有盜伐林木是違法甚至犯罪這樣一種認識和概念，甚至他們認為國家的山林他們有權去使用，因為他們沒有錢買煤，又沒有地方砍柴。
（2）合同型糾紛。這一類糾紛最典型的就是借錢和對生產生活用具的借用。當地的農民在進行借貸（私人間）活動時根本就沒有立字據的習慣，并且什么時候還錢，也根本不用去考慮法律上的時效問題。因為相互都生活在信息公開的熟人社會，不會太在意賴帳和逃債，并且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是相當親密的，或是保證人能使雙方充分信任，或是在長期的生活中就已經形成了互幫互助的習慣，把借債問題法律化和形式化顯得多余。但是正是因為建立在這種信任基礎上的債權債務關系是的這一法律關系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經過的時間長了或是債務人沒有錢不想還了，或是已經還了但是債權人忘了等原因，問題就顯得復雜和模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是一筆較大的債務，債權人是絕不會罷手的，但是這種糾紛當地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會想到法院的，或是找人協調，或是私力救濟，只要這種僵持狀態沒有改觀，一場糾紛和“戰爭”將由此而起。
另一種比較常見的就是土地使用權調換合同。產生這種合同關系的原因也是多樣的，有的是為了生產生活的方便，如甲的土地恰好在乙家的附近，或把相鄰的屬于兩家的土地通過調換變成一家的；還有的為了特定的用途，如用做宅基地。這種情況下不容易發生糾紛，大致有兩種可能：一是先前兩家關系很好或是有中間人協調調換了土地，之后因為其他事由導致不和，一方要求恢復到原來的狀態而發生糾紛；另一種情況是土地調換之后的一方反悔，認為自己不劃算而要求回復原狀。
還有一種就是相當于租賃的關于土地使用權的合同。在當地，真正意義上的土地租賃合同幾乎沒有了。由于農村大量年輕的勞動力流向了城里，留在家里的勞動力相對老齡化，所以實際上在該村的大部分地方土地供應是過剩的，只是在耕種的方便程度上存在差異，如果不是以很小的成本或是根本不用成本能夠耕種土地，沒有人愿意用與土地使用價值相當的價金去租賃。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糾紛的可能是在不確定的一段時間里，真正的土地使用權人在什么時候重新使用土地是不確定的，如果是在現實的土地使用者當年對土地投入較多（如種施肥較多的莊稼）以期待第二年種其他莊稼有一個豐收年的情況下，真正的土地使用權人要求收回土地，從而發生糾紛。
3.刑事性糾紛
這一類糾紛常常是由民事糾紛轉化而來或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明顯輕微而發生的糾紛。主要表現為遺棄和虐待、家庭暴力引起的人身傷害、盜竊，因民事行為引起的斗毆等，這類案件中，自訴案件居多。遺棄和虐待在當地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我的考察中，這方面的典型案例也較多，如：
周某為一老太，年過八旬，其夫已去世多年。周某為丈夫的第二個妻子，只生有一女已出嫁多年，無兒子。其夫前妻生有一子方某，并作為周某名義上的贍養人。但方某多年來一直不履行贍養義務，周某主要靠自己勞動，加上其出嫁之女贍養（當地的風俗是出嫁之女無贍養義務）和鄰居的幫助維持生活，因此生活甚苦。方某之子已成家也不對周某履行任何贍養義務。在種情況下，周某由于年老、勞累和饑餓而死亡。
家庭暴力在當地也是一種普遍現象，傳統因素對當前現實的影響最深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婚姻家庭方面。在我的考察中，總體情況是婦女的地位仍然卑賤，至少男女的平等還沒有實現，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思想依然頑固地存在。導致家庭暴力的情況大致有：（1）在計劃生育政策下，不能生育男孩最容易導致婦女在家庭中失去平等的地位；（2）婦女自身能力的強弱，在農村就主要表現為干農活的能力和為人處世的能力；（3）婦女的德行，如生活行為是否檢點，對老人是否孝敬，對孩子是否愛護等。家庭暴力常常會引發殺人、自殺和投毒，甚至家族間的械斗等刑事糾紛。
盜竊行為大致會導致兩種后果：一是盜竊財物多，主要表現為對金錢的盜竊，而受到國家公權力的刑事追究；另一是對生產生活用品，成熟的莊稼的盜竊，從而產生和諧的鄰里關系的破壞，或者打架、互相侵害等后果。
由民事糾紛而引出的刑事糾紛案例并不少見，這大多體現為對財產權利的侵害，對鄰里關系的破壞等糾紛發生后，沒有一個緩解仇恨和情緒的調節機制而演變成為刑事糾紛。這樣糾紛從嚴格的國家法角度很多已構成犯罪，但對于糾紛主體雙方來說，他們并不會或是不愿意把該種性質的糾紛交由國家來處理。
（二）糾紛解決主體
在鄉土社會中，糾紛的解決主體相對于國家法對糾紛的解決是多樣化的。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家長、族長是解決糾紛的最常見主體。直到今天，鄉土社會中依然保留了這一傳統，但已有明顯的變化，即使是相同的主體解決同樣的糾紛，其具體操作方式也和傳統不盡相同，因為傳統的糾紛解決主體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1．鄉土社會中的能人
鄉土社會中的能人在鄉土社會處于一種核心的地位，這不僅體現在對糾紛的解決上。鄉土社會中的能人沒有一個確定的界定標準，具有一定的相對性，且具有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決定了糾紛解決方式的多樣性。在這些能人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是能說會道，有較強的協調能力的人，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人作風正派，具有正義感，鄉民們對其人格和道德素質予以充分的信任。同時，這些能人的家庭也往往較為富裕，因為他們很善于經營生產。能人參與糾紛的解決或是因為糾紛一方或雙方的邀請，或是正義感和責任感的驅使而主動參加。其之所以具有一種責任感，是因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他們都是以那樣一種身份參與糾紛的解決，自己都已經默認了那樣一種權威地位，把對有些事情的解決看成是一種職責。另一角度來說，糾紛發生后，鄉民們對這一類人也有一種合理的期待，希望他們能夠站出來主持正義，鄉土社會的人情味相對城市社會要濃一些。
2．家庭權威
家庭權威最主要表現為家長，但也有例外。家長對糾紛的解決表現為對家庭內部糾紛的解決，這里的家庭應該是一種小家族，[1]即家庭與糾紛主體之間是一種比較近的血親關系，當然也是從父系這一面來說的。在一個小家族內，其中一個人處于核心和領導地位，這一家族內的婚喪嫁娶等大事必須由其參與和主持，家庭內部糾紛由其裁量。但是現在的家庭權威和傳統的權威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家長處于 一種絕對的權威地位，不容挑戰，子從于父，弟從于兄，妻從于夫等關系不容懷疑。[1]而現在的情況是，家庭權威往往是一個家族內最有能力的人，不完全依賴于輩分長幼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家庭糾紛的解決也更多了一層民主的涵義，傳統家庭的家長專斷的情況幾乎不存在，而代之以更為常見的家庭協商。
3．村、組長
村長在鄉民們的視界里，是政府的人，代表著國家權力。這種認識不單單是由于傳統的影響和村民對國家制度、政策的不了解，而還有更為復雜的原因。村長、組長是直接來自于鄉土社會，他們對當地的風俗習慣和人情世故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的載體。[2]但是，自實行村民自治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一定的改變，這也使得當前的村干部和村民之間的關系顯得緊張，村民對村干部的印象往往很差，這種情況是當前鄉土社會的一個復雜問題，有待于專門的研究。這種改變是近年來才出現并正在進行著的，至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都還不存在這種狀況。現在成為糾紛解決主體的主要是村民小組長，由于其產生方式和村長有差別，組長的產生基本遵循傳統生產組織對鄉土權威的尊重，其解決糾紛的功能還在發揮作用。
4．新型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正作為一股新的力量在鄉土社會中開始發揮作用。傳統的鄉土社會是一個經驗型、習慣型社會，不是一個知識型社會。在以生產活動為主的相對單純、相對封閉的社會里，社會內部以及與外部通常不產生復雜的社會關系，人們只依據經驗和習慣就能夠應付。而當前隨著人口的流動和社會關系的復雜，鄉民們對知識的依賴程度加強，知識逐漸變成鄉土社會的一種需求。所以，在糾紛發生后，村民們會求助于當地的知識分子，或是求助通過讀書走出去外地工作的人。這些知識分子被視為見識廣、公平和講道理的象征，因為鄉民們對他們不了解的城市世界充滿美好的向往，見過世面的人在他們看來是一種理性的象征。
（三）糾紛解決方式
在鄉土社會中，糾紛的解決方式是多樣性的。這些解決方式的重要作用在于維持鄉民之間的和諧穩定關系，糾紛解決的徹底性似乎比不上國家法對糾紛的解決，對權利義務關系的認定上也不如國家法一般明確，但是正是這一種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使得民間法在鄉土社會中的運作顯得比國家法更切實際。但也不是所有的糾紛解決方式都能夠使得糾紛主體雙方關系和諧穩定，有的糾紛會因為解決方式的不當而導致更為嚴重的行為發生。
1．調解
調解是最為常見的糾紛解決方式。參與調解的主體是多樣的，如前文提到的所有糾紛解決主體都有可能采取這一方式，而不限于人民調節委員會的調解，相反，據我考察的情況，進入人民調節委員會的糾紛也不多，主要是已經比較嚴重的糾紛，比如因糾紛發生暴力沖突。在調解過程中，總是由糾紛主體或是其他人而不是糾紛主體雙方。在調解過程中，總是由糾紛主體一方備好酒菜，把另一方主體和解紛人和其他一些可以對糾紛的解決起著促進和證明作用的人參加。糾紛主體雙方在這一相對和諧的氣氛中，再加上有解紛人這一權威主體在場，所以通常不會發生爭吵，且通常是理虧的一方妥協或雙方妥協使得糾紛得以解決。有時糾紛并不能在雙方情愿的狀態下得到解決，只是雙方都礙于解紛人的面子而暫時妥協，但這種情況并不多。
2．私力救濟
在鄉土社會，私力救濟也是一種有一定歷史的解紛方式，人們選擇私力救濟的原因很多，有社會環境的影響，有基于對國家公權力的不信任，有經濟上的原因等。[1]同時，私力救濟解決糾紛也是最容易導致暴力沖突的原因。在考察中這樣的案例并不在少數。在當地，糾紛發生后，糾紛主體雙方一般不會自動請人調解，也不會想到訴訟，而是不服氣的一方主體把所有的不滿都窩在心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人介入調解，私力救濟極易發生且往往導致刑事案件的出現。
3．輿論
這是一種社會成本很低，也有效的糾紛解決方式。這一方式依賴于鄉土社會是一個圈子小，信息公開的熟人社會。在鄉土社會，真正了解國家法的人幾乎沒有，有的人了解一些，或是有一點懵懂的法律觀念，鄉民們以最樸素的是非觀來認識事實，對他們認為正確的人加以同情，他們認為錯誤的人加以鄙視、冷漠和排斥，這往往會對糾紛主體造成極大的壓力，違背這種大眾的正義觀的代價是沉重的。這種樸素是非觀有的是和國家法相沖突的。如有一案例：
方甲與方乙是親兄弟，方甲有多個兒子而方乙無子，由于是兄弟倆，遂商量由方甲將其子方丙抱給方乙撫養（即抱養，是到底的一種習慣，實質上相當于收養）以防老。但是之后方乙自己也生育了一個兒子，方丙也到方乙家，后娶妻生子，并分了家，方乙和他自己的兒子住在一起。過了多年，方乙抱養防老的目的已無必要，看著自己的房屋被方丙居住很眼紅，因此發生糾紛，想把丙驅出。糾纏了多年無果，到法院打過官司也是方乙輸理，盡管法庭的人幫著方乙。但方乙依舊多次無理取鬧，似乎是無視國家法律，不達目的不罷休。但是，漸漸的，村民們對方乙越來越疏遠，且方乙在當地的口碑也極差，成了人們鄙視的對象，農活也沒有人幫他做了。在這種壓力之下，方乙不的不放棄自己的做法，重新拉攏與鄉民們的關系，不再騷擾方丙。
4．訴訟
傳統的中國社會是厭訟、恥訟的社會，這種狀況在今天的鄉土社會雖然沒有完全改變，但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總體的社會觀念還是厭訟和恥訟的。我的考察情況是，能夠進入訴訟程序的案件相當少，但訴訟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方式的觀念已開始深入人心，只是鄉民們不愿意去做。比如“我要去告你”這樣的話在發生糾紛時是容易聽到的，只是很少有人付諸實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不僅僅是厭訟、恥訟，而是會受到經濟因素和鄉土熟人社會的一種關系機制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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