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證據失權制度初探
摘要：我國民事訴訟在證據的提出方式上實行的是最廣泛意義上的隨時提出主義，這種做法已經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弊病。解決的關鍵是建立證據失權制度，明確規定當事人舉證時間的臨界點。本文了證據失權制度的價值，初步提出了在我國建立證據失權制度的立法構想。關鍵詞：證據隨時提出主義 證據失權制度 臨界點
一、引言
民事訴訟證據失權制度，亦稱證據失效制度，它是指在規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內，負有舉證責任確當事人沒有向法院提出的證據，在期限經過后不得再次提出，當事人因此而喪失證據提出權和證實權的一項制度。證據失權制度是舉證責任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屬于舉證責任范疇內的概念。證據失權制度與舉證時限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主要表現為證據失權制度的運作以舉證時限制度的落實為條件條件。
證據失權制度，具體而言，應該包含以下兩個方面的：一是期限。即法律規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間。負有舉證責任確當事人在此期間內應當盡其所能地提供支持其主張的證據。二是后果。假如當事人在此期間不提供或不能提供相關的證據，則會產生訴訟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失權，即當事人不能再提出證據或者提出的證據不能為法院采納而喪失其證據的證實效力，當事人還將因此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證據失權制度必須同時具備上述兩個方面的內容，缺一不可。這項制度的設立旨在保障和督促當事人及時行使訴訟權利、履行訴訟義務，防止訴訟拖延，進步訴訟效率，實現訴訟效益的原則以及保障當事人訴訟地位的同等，終極使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爭議盡快地得到妥善解決。
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沒有關于證據失權制度的規定，以致于當事人不論是在一審程序中，還是在二審程序中，不論是在訴訟進行中，還是在訴訟終結后，都有權隨時提出新證據。這種隨時提出證據的方式已到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中一系列訴訟程序和制度的與完善，因此，對證據失權制度的顯得十分緊迫和必要。
二、對“證據隨時提出主義”的分析與改造
按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不僅在訴訟的任何階段，甚至在訴訟終結之后都有權提出新的證據，引起再審程序的發生。這反映在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25條、第132條、第153條和第179條等有關的條文規定上。例如，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25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證據”。此處的“在法庭上”指的是在開庭審理時，這條規定說明當事人在法庭審理階段可以隨時提出證據。再如，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79條規定，再審申請人在判決、裁定生效后提出的新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而申請法院再審的，法院就應當再審。這說明生效的判決、裁定可以由于訴訟當事人在訴訟結束后提出新證據而被撤銷。
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訴訟當事人有權隨時提出新證據，而不受時間的限制。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題目的意見》第76條的規定中略有所限，該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一時不能提交證據的，應根據具體情況，指定其在公道期限內提交。當事人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確有困難的，應在指定期限屆滿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延長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決定。”但是這種限制的作用范圍也很窄，僅限于法院在所轄案件的審理階段有權指定提交證據的期限，并且還可以申請延期，而且又未涉及逾期后證據是否還可以被采納，是否還具有證實效力。這些都表明了我國民事訴訟在證據提出的方式上，實行的是最廣泛意義上的隨時提出主義。[1]
我國民事訴訟在證據提出的方式上之所以采用隨時提出主義，主要是由于我國的民事訴訟長期以來堅持的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這種證據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司法職員辦理刑、民事案件，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采取調查研究的，以充分和可靠的證據作根據，正確地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2]它從辯證唯物主義的熟悉論出發，以為人的熟悉能力是無窮的，主觀世界可以正確地反映客觀世界。由于在判決形成之前，審判職員對案件事實的熟悉是沒有止境的，從認知的意義上講，即使判決形成后也沒有使該案的審判職員成為對本案事實***熟悉的終結者。審判職員只是在有限的熟悉范圍內相對地熟悉了案件的事實***。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任何在判決形成之前出現的證據都有可能成為審判職員熟悉案件事實***的金鑰匙，拒盡新的證據就可能意味著錯判。[3]因此，為了達到客觀真實，為了實事求是，確保裁判正確，法律規定訴訟當事人有權發現新證據時隨時提出。
按照隨時提出主義，當事人可以根據審理的進度調整辯論的焦點，適時地提供訴訟資料和證據，這就使得訴訟程序的進行既集中關鍵，又自由活潑，[4]并且對追求案件客觀真實的目的而言，具有公道性。但是在當今經濟迅猛發展，訴訟案件日益增多的情況下，一味地追求客觀真實，而不規定證據失權制度，就會產生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弊端：一是影響舉證責任制度的落實。舉證責任，是指訴訟上無法確定某種事實（確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權利發生、變更或消滅所必要的事實）的存在時，對當事人產生的不利后果（其所主張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認的后果）。[5]一般而言，它應當包括以下幾層含義：第一，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第二，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應當能夠證實其主張具有真實性；第三，當事人對證實其主張不能提供證據或所提供的證據不能證實其主張具有真實性時，可能承受對其不利的裁判。[6]在熟悉和理解舉證責任題目上，不僅應當把握舉證責任的形式，還應當從舉證責任的內容和后果上來熟悉。[7]相應地，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有關舉證責任的法律規范時，不僅要設立行為模式，更要明確規定相應的法律后果。由于從法律邏輯結構關系上來看，作為一個法律規范，假如只停留在行為模式上，而不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這種行為模式的價值也就無從體現，在規范模式上是不健全的，在審判實務上也無法實施。[8]通過對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的考察可以發現，由于在立法上對當事人提供證據的期間以及期限經過后證據失權的后果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從而導致司法實踐中，當一方當事人一審不提供任何證據而在二審提交有關證據的時候，無論一審的結果對其如何不利，二審根據新提交的證據都可以重新認定事實重新處理，這就即是說當事人在一審中的舉證責任是虛置的，是不需要承擔任何法律后果的。[9]這種狀況，顯然背離了設置舉證責任制度的初衷，阻礙了舉證行為價值效力的實現，從而影響了舉證責任制度的落實。二是降低了訴訟效率，進步了訴訟本錢。現行《民事訴訟法》第66條明確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由當事人互相質證。”這就是說訴訟證據應當當庭出示，經過雙方當事人質證，然后由法官綜合審查判定后認定，即進行認證。假如當事人在法律規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內預備好全部證據，一次開庭審理就完成質證、認證工作，顯然有利于盡快結案進步訴訟效率。然而，由于當事人有權隨時提出證據，致使很多案件為了對新的證據履行質證程序而不得不無期限地延期開庭或多次開庭大大增加了訴訟本錢、降低了訴訟效率。三是證據采用的突襲性。由于立法確認了證據可以隨時提出，從而導致司法實踐中，有確當事人持有證據卻不主動地向法院提交，而作為“秘密武器”在法庭上進行“忽然襲擊”。這種忽然襲擊不僅使對方當事人措手不及，而且使法官亦無從預備，而且雙方訴訟能力有強弱差別，假使一方的訴訟代理人是具有豐富經驗的律師，另一方是從法律院校畢業初出茅廬的新手，那么，面對忽然襲擊，這種案件審判的結果，是辯護律師能力強者獲勝，而正義卻被湮沒。[10]四是損害了裁判的穩定性，造成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訴訟是根據國家審判權而作出的公權性的法律判定，是以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為目的，而終局判決正是這種判定。在民事訴訟中，假如當事人有權隨時提出證據，那么終局判決就可以不斷地被撤銷，程序就總是被反復地啟動，這樣就會使當事人無法獲得安全感，當事人之間發生沖突的身份關系和財產關系就難以得到終極的確定，更有甚者，使當事人疲于奔命，結果就會使人們對訴訟產生一種厭惡和恐懼的心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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