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會強制輪換制度對上市公司審計質量的作用論文
0 引 言
在財務欺詐和審計合謀頻發的情況下，審計質量受到廣泛關注，注冊會計師的強制輪換亦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了。強制輪換政策之所以會受到人們的重視，首先是因為隨著審計任期的延長，審計質量受到損害的可能性加大。即延長審計任期，注冊會計師的職業警惕性有可能松懈，從而失去發現錯報和更正錯報的能力以及對異常事件應有的敏感性，因此就有可能威脅到財務報表的可靠性； 其次是隨著審計任期的延長，審計獨立性受到損害的可能性加大。即簽訂較長的審計合約、給予較高的審計費用，將會被控股股東作為誘餌，使其操縱盈余的行為被注冊會計師認同，甚至出現注冊會計師與客戶合謀或共同創造“舒適水平”的現象。
為確保審計質量，世界各國均采用了一系列監管政策。例如，意大利從1974年就開始實施強制輪換，美國于2002年“安然事件”之后頒布的SOX法案，歐洲委員會2002年5月發布的審計獨立性建議文件，奧地利2004年開始實施強制輪換制度，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頒布的《中國注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范指導意見》，尤其是我國近年來相繼出臺的一系列關于加強審計質量監督的法律法規，無不體現著審計質量的重要性。2014年11月24日，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秘書長陳毓圭在“提高職業判斷水平，推進會計職業健康發展”的講話中提出，要對審計服務進行強監管。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公布的消息稱： 隨著審計監督工作力度的加大，技術手段更先進，被審計出來的各類違規金額較往年有所上升。由此可見，我國以前年度的審計工作存在很多漏洞，現階段的審計工作質量也不是很高。因此，我國必須通過實施嚴格的監管制度來提升我國的審計質量。
1 相關文獻綜述
關于注冊會計師輪換制度與審計質量是否具有相關性的問題，長期以來為人們所關注。1922年，在一次杜邦公司的內部通信中，公司高級管理者Carpenter寫信向董事長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注冊會計師輪換政策與審計質量有相關性。而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強制輪換制度是否為被審公司自愿執行則不確定。這一觀點提出以后，認為好的審計需要與財務部門沒有其他易受批評關系的審計師來完成，被審公司聘請審計師的目的需要通過執行輪換制度更好地 體現。在此之后，直到1951年，一些學者才對審計質量與強制輪換具有相關性的文章發表出來。這些學者提出的觀點雖然各不相同，但無外乎三種結論： 即正相關、負相關和復雜相關。例如，Knapp在調查審計委員會成員對事務所規模、任期以及審計策略與審計質量關系的看法后發現： 在審計委員會成員看來，當審計任期較短時（1 ~ 5年） ,審計任期與事務所發現錯誤的能力正相關，而隨著任期的增加（5 ~ 20年） ,審計任期與發現錯誤的能力負相關[1]35 - 52.SEC注意到，審計任期的延長與盈余質量的降低存在正相關關系，強制輪換是防止損害審計獨立性的有效方法。但對強制輪換持不同觀點的Benito認為： 強制輪換會損害審計競爭，破壞專用屬性審計資產，提 高 的 審 計 成 本 高 于 所 帶 來 的 潛 在 收益[2]258 - 280.Johnson的研究結果表明： 較短審計任期公司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較大，相對于中期，較長審計任期公司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 對 值 不 存 在 明 顯 的 差 異[3]637 - 660.PatrickVelte和Carl - Christian Freidank認為： 大多數實證結果表明審計事務所輪換不會提高財務會計和審計質量[4]365 - 371.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領域的不斷改革，我國學者也逐漸對審計輪換和審計質量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與探討。如余玉苗通過對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的關系進行分析后得出以下結論： 由審計任期引起的審計質量的變化，其結果具有多樣性，而不是簡單的正相關或者負相關關系[5]124 - 128.王善平等發現： 強制輪換可能緩解審計師與客戶由于交往密切而帶來的潛在熟悉風險對審計獨立性、審計質量的影響[6]4 - 7.田莉認為： 監管部門還要進一步完善注冊會計師強制輪換制度，將審計任期的最短年限、上市公司更換審計師的選擇應予適當限制[7]245 - 246.張慶龍、王菲菲基于投資者決策視角，以股權風險溢價作為審計質量的衡量指標，實證分析了審計任期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結果證明存在最佳審計任期，即在任期為8. 36年時，投資者認為此時的審計質量最高，而當審計任期長 于 或 短 于8. 36年 時，審 計 質 量 均 比 較低[8]79 - 85.李思飛等以2006-2011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檢驗了不同審計任期下審計師行業專長和經濟依賴性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結果發現： 短期內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能夠有效地提高審計質量，但長期中，當具有行業專長的審計師對行業內客戶的經濟依賴性增大時，審計質量將會降低[9]112 - 123.
總的來說，國外學者以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為研究背景，得出的結論大多正相關，而國內學者只研究國內市場，結論傾向于負相關[10]36 - 37.
2 研究假設
由于樣本數據所處的資本市場審計環境影響著審計任期與審計質量的關系。因此，美國審計總署提出了以下幾個真實審計質量的衡量指標：操縱性應計利潤，審計意見類型，財務報告是否發生重述或者舞弊，未預期的應計利潤，利潤的持續性[11]149.目前，國內外學者大多采用以可操控性應計利潤作為因變量來實證研究強制輪換對審計的影響。本文將以會計重述作為衡量審計質量的標準，具體分析實施強制輪換制度后對審計質量的影響，以此檢驗審計師輪換制度是否能夠達到預期效果。所謂會計重述是指對已公告的會計信息由于會計人員在會計核算過程中無意或有意產生的差錯而影響了會計信息的質量，其會計部門對出錯的會計信息進行會計追溯重述的一種行為。本文所認定的會計重述是指公司以前年度財務報表存在重大會計差錯，不考慮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
2011年，歐盟委員會 （EC） 條例草案將包含外部審計師強制輪換（ 審計事務所輪換） 作為一種改革措施，用以提高審計師的獨立性。因此，實施強制輪換政策后，審計師任期因時間縮短而審計質量有所提高，為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 一定期限內，審計任期較長的公司發生會計重述的概率較低。
張娟、黃志忠、李明輝通過對強制輪換政策實施前后審計結果變化的觀察，初步估計強制輪換注冊會計師對特許會計師事務所公開報告問題的促進作用是有限的，并且發現了我國強制輪換制度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兩種情形： 遵守制度和繞過制度。前者是強制輪換的真正落實，而后者的繞過行為則會引起一種特殊性質的審計師出現，即過渡審計師。過渡審計師在接管客戶的審核任務時，因只為其工作兩年左右，就會被前任審計人員替換[12]83.所以，他們對被審客戶有強烈的節省其專屬審計投資的意愿，這對審計質量的提高極其不利，因為實施強制輪換政策后，由于過渡審計師的出現，就有可能使審計質量下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 有過渡審計師存在的公司發生會計重述的概率較高。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的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以 我 國2009-2013年 非金 融保 險 類1 737家A股上市公司為例，剔除289家數據不全的企業，實際得到有效樣本1 448家，具體包括發生會計重述的314家公司的686個樣本觀測值，以及未發生會計重述的1 134家公司的4 670個觀測值作為研究對象，具體分析審計任期對審計質量的影響（ 非會計重述公司在所選樣本區間未發生過會計重述）①。
3.2 變量解釋
（1） 被解釋變量。本文以美國審計總署提出的5個真實審計質量的衡量指標為參照依據，選取會計重述（Tes） 作為被解釋變量，具體做法為：當某一年度公司發生會計重述時取1,否則取0.
（2） 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包括審計師任期和過渡審計師。審計任期（Tenure） 表示簽字注冊會計師的任期。本文借鑒張娟等提出的由于繞過制度產生的過渡審計師將會導致審計質量下降的假設[12]83,將過渡審計師（Trans） 作為解釋變量，存在過渡審計師為1,否則取0.
（3） 控制變量。為了進一步研究強制輪換政策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本文在借鑒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控制變量。
自由現金流（fcf） ,指每股企業自由現金流量，是企業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扣除資本性支出的差額。流動比率（lip） ,指流動資產總額和流動負債總額之比。一般地，流動資產總額和流動負債總額比率越高，說明企業資產的變現能力越強，短期償債能力亦越強，反之則弱。資產負債率（Lev） ,指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之比。凈資產收益率（Roe） 又稱股東權益報酬率，是衡量企業獲利能力的重要指標。成長情況（Grow） 用總資產增長率表示。事務所變更（Ch） 和事務所類型（Big4） ,用是否經“四大”審計表示。上年度審計意見類型（AO） 用是否為標準審計意見表示[13]32 -33.
為了更清楚地了解以上三種類型的變量，我們將這三種類型的變量匯集于一個表中，詳見表1所示。
3.3 回歸模型選擇
根據以上假設，本文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反映公司是否發生會計重述，即模型1.
restatement = β0+ β1Tenure + β2Trans + β3fcf+ β4lip + β5Lev + β6Roe + β7grow + β8Ch + β9Big4+ β10AO + ε
模型1中，restatement表示公司是否發生會計重述。
4 實證分析與檢驗
4.1 描述性統計
本文將發生了會計重述行為，包括發生差錯、更正差錯和發生并更正差錯歸為重述組（res =1） ,將未發生會計重述，即： 既未發生會計差錯也未更正前期差錯的樣本歸為未重述組（res = 0） ,在此，本文對所有有效樣本的變量按照是否發生會計重述的分組標準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所示。
由表2可知：Tenure變量的中位數在重述組和未重述組分別為0. 723 8和0. 685 3,說明發生會計重述的公司其審計師的任期較長，即審計任期較長的公司發生會計重述的概率較高。
4.2 多元回歸分析
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本文先對變量進行了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 各變量之間都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不受影響，可直接進行回歸分析，詳見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變量Tenure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負，說明在一定期限內，隨著審計任期的延長發生會計重述的可能性會越小，審計質量也越好； 變量Trans的回歸系數在統計上不顯著，說明是否存在過渡審計師與該公司是否發生會計重述沒有顯著的關系。
4.3 審計任期與會計重述非線性關系檢驗
以往研究表明，審計任期與會計重述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為了檢驗審計師任期與會計重述是否存在非線性關系，本文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變量審計任期的平方項[14]23 -29,由此形成模型2.
restatement = β0+ β1Tenure + β2Tenure2+β3Trans + β4fcf + β5lip + β6Lev + β7Roe + β8grow +β9Ch + β10Big4 + β11Ao +ε
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的產生，本文借鑒張慶龍、王菲菲的中心化方法[8]84,對審計任期及其平方項進行回歸處理，由此得出以下結果，詳見表4所示。
根據表4結果，利用Tenure和Tenure2的回歸系數，可近似求出在審計質量較高的情況下的最佳審計任期。具體做法為： 將解釋變量res對Tenure求一階導 數，得到：- 0. 031 2 + 0. 0053Tenure = 0,解得Tenure值為5. 89,由此可得出最佳的審計任期為5. 89加上1. 64,即7. 53年。即： 當審計師任期大于7. 53年時，發生會計重述的概率會隨著任期的增加而增加，審計質量卻會隨之降低； 當審計任期小于7. 53年時，發生會計重述的概率則會隨著審計師任期的增加而減少，審計質量將會越來越高，直至7. 53年達到最佳。
5 結 語
本文通過對我國2009-2013年A股上市公司是否發生會計重述行為進行了實證分析，并結合相關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以企業自由現金流、流動比率、成長情況、事務所變更、事務所類型、上年度審計意見類型、資產負債率及凈資產收益率等可能對會計重述產生影響的因素作為控制變量，著重分析了審計師強制輪換政策實施后，審計師任期的長短和是否存在過渡審計師對會計重述的影響，最后得出以下結論： 擔任公司審計師的時間為7. 53年時，審計質量最佳； 小于7. 53年時，審計質量會隨著審計師任期的增加而提高； 大于7. 53年時，審計質量會隨著審計任期的增加而降低； 但過渡審計師的存在對是否發生會計重述并無顯著影響。
根據上述結論，本文結合我國上市公司審計質量狀況，認為目前我國企業在對待外部審計時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對此特提出以下措施，以期改善我國上市公司審計質量的整體水平。
（1） 制定審計師強制輪換與事務所強制輪換相結合的法律體系。從本文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盡管我國上市公司在實施審計師強制輪換后審計質量有所提高，但僅僅只是更換審計師則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出于利益考慮，在強制輪換政策實施過程中，很多企業會選擇在同一家審計事務所更換審計師，而審計師事務所為了留住客戶也會選擇同樣的方式，這其實是一種繞過制度的行為。為此，我國不僅要實施審計師的輪換，還應該實施審計事務所的輪換； 因為長時間在同一家被審公司任職，審計師的獨立性就會受到威脅，發生差錯的概率就可能增加； 而從審計事務所來講，聘期過短或頻繁更換審計師，不僅會形成過高的輪換成本，造成資源浪費，而且新換的審計師由于對企業經營狀況的不甚了解，也會影響審計質量，并可能引起審計市場的不正當競爭。另外，實施審計師事務所強制輪換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審計師與客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更好地防止審計師之間由于低價競爭產生的不良后果，從而會提高審計質量，并能夠避免可能出現的繞過制度行為。因此，本文認為我國不僅要實施審計師的輪換，還應該實施審計事務所的輪換，并制定審計師強制輪換與審計事務所強制輪換相結合的法律體系，以保證強制輪換制度的執行效果。
（2） 規定審計師本次任職與下次任職的間隔時間。本文在對強制輪換政策進行回歸分析時，分別考慮了審計任期與過渡審計師的影響，結果證明，法律規定的審計任期五年輪換制是合理的，而由于繞過制度產生的過渡審計師對審計質量也有一定的影響。為了有效防止這種形式上的輪換，保證審計質量的提高，應當規定審計師本次任職與再次任職的時間間隔不得少于五年。
（3） 界定審計師服務范圍，明確審計師責任，強化審計師法律意識。由于我國審計市場起步較晚，審計師的法律意識淡薄，從而使我國的審計質量大打折扣。例如，一些審計師為了自己的利益為被審公司提供相容業務服務，或者同意被審公司出高價購買審計意見的要求。這不單純是一種有失誠信的行為，更是對國家和社會公眾不負責任，甚至是犯罪的行為。為此，我國必須從嚴執法，堅決杜絕和嚴懲這些行為，從根本上不僅要消滅此類問題，更重要的還要從審計師角度出發，強化法律意識，從思想上杜絕造假行為，提高審計的公信度，從而更好地改善我國的審計質量。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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