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九齡罷相：大唐盛世的變奏
張九齡是開元時期的賢相之一，也是唐代唯一個由嶺南書生出身的宰相。他耿直溫雅，風儀甚整，時人譽為“曲江風度”。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張九齡罷相：大唐盛世的變奏，歡迎大家分享。
張九齡罷相：大唐盛世的變奏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57年)四月十七日，朝堂上，御史大夫李適之正轉達監察御史周子諒對宰相牛仙客的彈劾，以為牛仙客非宰相之才。玄宗一邊聽，一邊暗中生氣。牛仙客被他提拔為相不過數月，正受他的信任，這位周子諒哪來的膽子，敢如此肆無忌憚?玄宗命召周子諒上朝，親自詢問，周子諒慷慨陳詞，繼續申述己見。
玄宗聽著聽著，更覺言不順耳。那周子諒竟引讖書之語，言牛仙客不堪為相，他說：“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斗血成川。’當時有人解釋，‘兩角犢子’，就是‘牛’;將來一定會有姓‘牛’的人篡奪唐朝皇位。因此，無論如何不能讓牛姓的人當宰相!”玄宗正有火無處發，聽到此，怒從中來，命左右把周子諒拉到殿外杖打，可憐周子諒被打得昏死過去。一會兒醒過來，玄宗又命人把他拉回朝堂，當著眾大臣面用大板子痛擊，然后宣布把他流放瀼州(今廣西上思)。然而周子諒因傷勢過重，在行至藍田(今陜西藍田)境內時就一命嗚呼了。
首相李林甫又對玄宗說：“周子諒任監察御史，是張九齡推薦的，張九齡難辭其咎!”于是，是月二十日，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此時，張九齡已經被罷宰相之職，正擔任右仆射。因此可以認為，這是對張九齡的進一步打擊。張九齡被罷相，又被貶出朝廷，標志著唐朝開明政治的結束。從直接的后果看，由于張九齡的下臺，使唐朝統治者在心理上和戰略上喪失了對邊將作亂的防備，唐朝錯失了避免安史之亂發生的可能的機會，而安史之亂正是導致唐王朝走下坡路的歷史拐點。
安祿山出身胡族，他的家鄉柳城(今遼寧朝陽)是一個多民族聚居而又多民族環繞的邊境城鎮。據現在所知，安祿山最早的職業是互市牙郎，就是在各族間貿易市場上說合的中介人，有時候還從事偷盜活動。
開元二十年，安祿山因盜羊被范陽節度使張守珪手下逮捕。張守珪見安祿山言貌奇偉，有一副拼命三郎的架勢，而且眼下在大唐與奚、契丹的戰爭中正需要這樣的人，于是免其死罪，將他留在帳前讓其戴罪立功。安祿山從此開始了他的軍事冒險生涯。由于安祿山驍勇善戰，所以多次受到張守璉的賞識和提拔，并收他為義子，委以重任。
開元二十一年，張守珪派安祿山去朝廷奏事。身為中書令的宰相張九齡看到安祿山后，向任侍中的另一位宰相裴光庭說：“將來亂幽州的，就是這個胡人。”史書上的這個記載很讓我們懷疑，因為在這個傳說中，開元年間正直的宰相張九齡有點兒像算命先生，他僅從安祿山的相貌、氣質就預言安祿山將來要反，出口未免太輕率。要知道這離安祿山發動叛亂還有2 2年時間，安祿山當時的條件，還遠遠夠不上發動一場成氣候的叛亂的首謀人物。顯然，這有可能是安祿山發動叛亂后，人們為了稱頌張九齡而編的故事。三年后，安祿山因戰事失利差一點兒被斬首，倘若唐玄宗當時聽了張九齡的話，后來就不會有這個胡人的造反之事。
值得推敲的是，安祿山萌發覬覦天下之心是在天寶初年，在此十多年前，張九齡怎么就預知他會“亂天下”呢?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存在決定意識，先有了可能出現天下大亂的客觀條件，然后才有人產生發動叛亂謀反的野心。雖然當時包括安祿山在內的所有人或許都尚無叛亂之心，張九齡卻注意到了產生天下大亂的條件出現了萌芽，這是他的敏銳高明之處。
在中央政權的安危方面，與唐玄宗一直盯著皇室內部不同，張九齡感受到的是來自邊境地區的威脅。唐朝至玄宗時，邊境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為了防御周邊民族的侵擾，沿邊各地設置了八大軍區，長官稱節度使。節度使手握重兵，而且有的身兼數鎮，帝國的精兵都布置在邊境地區。朝廷寵厚邊將，邊將擁有重兵，軍事格局外重內輕，一旦發生邊將舉兵向闕，中原就無相應的軍事力量與之抗衡。一位有識之士對這種形勢產生某種敏感或隱憂，應該屬于順理成章的。因此當張九齡看到安祿山這樣一位出身胡族的將軍因為戰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時，可能一種不祥的念頭和預感便產生了。但他政治上的這種敏感不僅沒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避免唐帝國嚴重動亂的第一個機會，便這樣被輕易錯過了。
從張九齡幾次觸怒玄宗的事情來看，他與玄宗的重要分歧之一表現在邊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擴張政策，獎勵邊功，寵厚邊將;張九齡則抑制邊將，反對重用那些靠軍功而進身的邊將。張九齡之所以堅持要殺安祿山，主要是從抑制邊將的動機出發，這與他反對任命張守珪為宰相是一致的。如果玄宗聽取了張九齡的意見，對邊將稍加裁抑，哪怕是提高一點兒警惕的話，可能安祿山也不會蘊蓄十年，坐大河北，最后造成“祿山一呼，四海震蕩”的局面。現在看來，張九齡是唯一一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亂發生的宰相，可惜他過早地被罷黜了。
另一宰相李林甫缺乏政治遠見，他不僅沒有去抑制邊將，反而重用番將，為安祿山的步步高升和培植私人勢力提供了條件。唐朝建立以來，統兵出征或御邊的將軍都是忠厚名臣，并且不長久擔任元帥，不以宰相或權臣遙領，也不讓一人兼任幾個軍區的長官，戰功卓著的常常入朝為相，如李靖、李勛、劉仁軌、婁師德等人都曾出將入相。玄宗即位以后，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脧、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等人，都是以邊帥入朝任宰相。那些出身四夷番族的將軍，即便像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那樣才略出眾，也不曾專任一軍元帥，而是任用朝廷大臣為使職，對番將加以管領。
李林甫擔任宰相后，深感自己在政壇上缺乏兩方面優勢，一是沒有玄宗喜歡的邊功，二是缺乏社會上崇尚的學術。他感到對自己相位威脅最大的，是那些既有學術又有軍功的邊將，他們出將入相，只在玄宗轉念之間，只有阻斷他們入朝為相的道路，才可能鞏固自己的相位。于是李林甫上奏玄宗：“文士為將，怯于沖鋒陷陣，不如用出身寒族的武人，或者是出身外族的胡人擔任邊將，胡人勇敢果斷，習于戰斗;寒族則孤立無黨，不會互通關節。陛下如果能施以恩德，使他們稱心如意，這些人都能為朝廷效命疆場。”玄宗覺得李林甫說得有理。開元末年至天寶年間，邊境各大軍區便大規模提拔寒族、胡族出身的人任將軍，胡人將軍如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以軍功升任節度使，這些人被稱為“番將”。
安祿山的進身，后來又一身兼任數鎮節度使，便與宰相李林甫這一“深謀遠慮”有關。李林甫的精明打算鞏固了自己的相位，卻給帝國的危機埋下了種子。與邊將常任久戍的同時，帝國精銳的軍隊都在邊境地區戍守，由唐初重內輕外變為重外輕內，最終造成安祿山舉兵叛亂，兩京淪陷，都是李林甫專寵固位之計謀造成的直接后果。
對于唐朝的邊防政策，張九齡有自己的卓識，他也向玄宗提出過合理的建議，甚至在如何對待安祿山這樣的邊將問題上，特別是安祿山，他都表示過憂慮。但玄宗沒有能夠聽取他的意見。那么，這樣一位頗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議為什么沒有被采納呢?除了各種客觀原因外，也有張九齡個人方面的原因。他太正直，不能見容于晚年的唐玄宗，并被奸相李林甫所陷害。張九齡以正直著稱，據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記載：“(玄宗時所用諸相)姚崇尚通，宋璨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張九齡的正直表現在他處理與周圍每個人的關系上。
在那些善于在官場里阿諛奉承的人看來，張九齡肯定是不識時務的那種人，或者說是書呆子。擔任宰相期間，張九齡的正直敢言多次惹怒玄宗，再加上李林甫的有意陷害，玄宗終于疏遠了他。史書上說張九齡“尚直”，就是堅持正義的主張，不因個人的私利，也不因為屈于權威而改變主張，從張九齡一生行事來看，他的確具有這種品格。在政治清明的時代，這種品格應該會得到贊揚，但連張九齡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唐朝政治正由清明滑向污濁，而在污濁的社會環境中，正直卻常常會顯得與世不合，并往往給自己帶來麻煩。性格決定命運，張九齡的為人決定了他與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劍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長久的默契與合作。
當他與玄宗意見不和時，他沒有像李林甫那樣隨聲附和，而是據理力爭。張守璉任幽州節度使，多次擊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對張守珪很賞識，想提拔他任宰相，可遭到張九齡反對;殿中侍御史楊萬頃殺了張審素，張審素的兩個兒子張理、張琇年尋機復仇，他們在長安親手殺死了楊萬頃，結果在逃亡路上被抓獲，裴耀卿、李林甫都認為如果赦免他們，那就破壞了國法，玄宗同意裴、李二人的意見，但張九齡卻不想判他們死罪，據理力爭;安祿山討擊奚、契丹，恃勇輕進，打了敗仗，張守珪、唐玄宗都愛惜安祿山的將才，不忍心殺他，張九齡卻堅持要依法處斬。
張九齡的正道直行，最終令玄宗反感，并被李林甫利用。
張九齡的克星，同朝為相的李林甫，與張九齡正好相反，“柔佞多狡數”，他靠逢迎巴結爬上高位。開元二十二年五月，又與裴耀卿、張九齡等同為宰相，與裴耀卿、張九齡相比，李林甫特別善于迎合玄宗，贏取玄宗的歡心。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在東都洛陽駐蹕的玄宗因洛陽宮中發生怪異之事，就打算立刻動身返回西京。裴耀卿和張九齡都認為，眼下正是秋收季節，車駕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這樣會給各地造成許多麻煩和負擔，等到十一月動身最好。李林甫已經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張九齡離開，李林甫向玄宗說：“長安、洛陽就是陛下的兩宮，隨時可以行幸，還選擇什么時日啊!即便妨礙一點兒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稅不就得了。”玄宗很高興，立刻讓李林甫安排啟程。
當初，玄宗想讓李林甫做宰相時，曾征求張九齡的意見。張九齡說：“陛下要讓李林甫做宰相，我擔心將來會成為朝廷的禍患。”玄宗對張九齡的意見不以為然，還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時張九齡正受到玄宗器重，李林甫雖然懷恨在心，仍然奉迎巴結他。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關系好，李林甫也忌恨他。玄宗在位幾十年，越來越放縱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對政務越來越懶得管。張九齡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極力論爭。李林甫則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尋找機會，在玄宗面前中傷張九齡。
經李林甫推薦，朝廷任命蕭炅為戶部侍郎。蕭炅沒學問，給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一個材料，竟把“伏臘”兩字讀成“伏獵”。嚴挺之向張九齡抱怨說：“尚書省這樣的中樞機構，怎么能任命一個‘伏獵侍郎’!”張九齡轉告玄宗，玄宗讓蕭炅出京任岐州刺史，李林甫開始怨恨嚴挺之。張九齡與嚴挺之關系好，想舉薦他為宰相，于是提醒他：“李尚書正受皇上恩寵，足下應去拜訪他。”嚴挺之清高任性，看不起李林甫的為人，從不到李林甫門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嚴挺之，因此李林甫向玄宗檢舉張九齡與嚴挺之為朋黨，而大臣結黨是皇上最忌諱的事情。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罷免了裴耀卿和張九齡的宰相職位，讓裴耀卿任左丞相，張九齡任右丞相，即原來的尚書省左、右仆射，而讓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領朔方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三品”，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含義相同，名列宰相。
由于牛仙客的入相，李林甫的勢力在朝廷里占了絕對優勢。張九齡罷相，李林甫執政，朝廷的空氣陡然一變。《資治通鑒》記載：“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隨著張九齡的身影在朝廷的消失，唐朝的開明政治便結束了。李林甫執政后決策上的失誤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后來安史之亂發生的重要原因。《資治通鑒》說他“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這正好應驗了張九齡當年的預言。
張九齡相關擴展
張九齡（673年—740年，一說678年—740年），一名博物，字子壽，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西)人，中國唐玄宗開元時的宰相、詩人。
張九齡少聰慧能文，弱冠登進士第，為校書郎。后登“道侔伊呂”制科，為左拾遺。開元十一年（723年），被任為中書舍人。后張說罷相，張九齡受累外遷。開元十九年（731年），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再遷中書侍郎。開元二十一年（733年），以中書侍郎為相。唐玄宗于開元二十四年（736年）遷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后因張九齡觸怒唐玄宗，坐“舉非其人”，貶為荊州長史。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卒。
張九齡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詩意超逸，是盛唐前期重要詩人，其五言古詩在唐詩發展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響。張九齡的代表作有《感遇》12首、《雜詩》5首等，如《望月懷遠》《旅宿淮陽亭口號》等，都是歷來傳誦的名作。亦有《曲江集》20卷傳世。張九齡在當時所開展的文學活動，對促進開元詩壇的繁榮起了積極作用。張九齡有膽識和遠見，盡忠職守，敢于直諫，從不趨炎附勢，敢于同惡勢力進行斗爭，對唐代的繁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文學創作
初唐以來，文學變革的主要力量來自一群社會地位不高的文人。但不可否認，他們的成功同某些具有遠見的權勢人物的支持有一定關系。如高宗的股肱重臣薛元超，曾舉薦楊炯為崇文館學士。楊以“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王勃集序》）之語，稱頌薛氏對他們的文學事業所起的作用，四杰因此能在一時間造成很大勢頭。四杰、陳子昂之后，到了中宗神龍、景龍年間，應制之風大盛，詩壇有故態復萌的趨勢。在開元前期，身兼執宰大臣和作家雙重身份的張說、張九齡對扭轉這一趨勢起了重要作用。他們的詩，雖因地位關系不免常常作出努力報效君主的表述，但內中同時也包涵了積極求取自我人生價值的熱情，因而能脫出徒為虛飾的宮廷文學陳習，具有感人的生氣。他們作出的表率和對眾多優秀詩人的獎拔，使得唐詩的變革和發展得到有力的延續和推進。
張九齡七歲知屬文，有文名，張說稱他“后出詞人之冠”。有詩《感遇》12首，名列《唐詩三百首》第一首，和陳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論，其中“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聯，更是他高潔情操的寫照。另外，張九齡的五言律詩情致深婉，如：《望月懷遠》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唱絕千古。可以說，他是張說之后又一個既有權位又受人欽慕的文壇宗匠。
張九齡的詩文創作在精神上和張說有一脈相承之處。他高度評價張說以王霸之氣充實詩文，在他的詩里，也不時可以讀到“中覽霸王說，上徼明主恩”（《酬王履震游園林見貽》），“弱歲讀群史，抗跡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敘懷二首》之一）之類的句子。
但是，和張說的詩歌重在謳歌功業抱負不同，張九齡的詩歌更多地表現在窮達進退中保持高潔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擠罷相后，這種態度尤其鮮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會政治，追求經國之大業和不朽之盛舉，另一方面又力圖持超越態度，把“仕”和“隱”這一對矛盾和諧地統一起來，不愿為追求功業而屈己媚世。這種進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動姿態設計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業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詩的兩條主要軌跡。
在藝術表現上，張九齡的詩歌不像張說那樣直抒胸臆，而是以興寄為主，顯得委婉蘊藉。例如他的《感遇》十二首，均以芳草美人的意象，托物言志，抒寫自己所信守的高尚品格。這些詩篇受楚辭的影響較多，但情辭委婉，在古典傳統上，可以說是兼有“風”、“騷”的情韻。
張九齡夙好山水清賞，喜表現風清月朗的江山與孤高清瑩的襟懷的契合。他在藝術上著意追求“言象會自泯，意色聊自宣”（《題畫山水障》），即重在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的理想，這就使他的一些寫景詩突破了前人多注重極貌寫物、工于形似的表現手法，而在主客觀的交融中大力加強抒情意味。
他寫月夜的詩，情韻最為雋永，如《西江夜行》、《望月懷遠》。這些詩中所展現的澄澈柔美的夜景，處處滲透著婉約深長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語，哪是情語，詩里的物色和意興已經渾然一體了。胡應麟說：“曲江諸作，含清拔于綺繪之中，寓神俊于莊嚴之內。”（《詩藪》）又說“張子壽首審慎態度創清澹之派”（同上），認為他下開孟浩然、王維等一路的詩風。這是十分中肯的。
張九齡詩歌成就頗高，獨具“雅正沖淡”的神韻，寫出了不少留存后世的名詩，并對嶺南詩派的開創起了啟迪作用。九齡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詩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懷遠》等更為千古傳頌之詩。有《曲江集》二十卷傳世。張九齡的詩早年詞采清麗，情致深婉，為詩壇前輩張說所激賞。被貶后風格轉趨樸素遒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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