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環是哪里人
楊貴妃到底是哪里人?歷來就是史學家們爭論不休的話題，這里，我們且從歷代的碑文、詩詞、史章典籍的記述，以及地方的名勝古跡，民間傳唱等方面，略加以考證。
《舊唐書·楊貴妃傳》說：“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 這沒有明確提出籍貫。《新唐書·楊貴妃傳》說： “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徒籍蒲州 (即永濟，今山西蒲坂)，遂為永樂人。” 《楊太真外傳》則說是“弘農華陰人，后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這里說到村，算是較具體的了。后來又說到：“其父元(玄)琰蜀州司戶，貴妃生于蜀。” 因此后來又有楊妃是四川人之說。而《舊唐書》和《新唐書》的《楊元(玄)琰傳》則說楊元(玄)琰是虢州閿鄉人，即現在的河南陜縣人。此外，還有說楊貴妃是湖南醴陵人的。真是眾說紛紜。
記述楊貴妃事跡最早的是唐天寶四年四門助教許子真所寫的《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記錄了楊玉環傳奇的一生。碑文是與楊貴妃同生長在唐朝天寶年間(約公元734年-755年)的四門助教(四門指四門大學，是唐朝最高學府太學的組成部分)許子真撰寫的，曾經立于容城東一百二十步，并收錄于皇家編寫的《永樂大典》、《全唐文》等史書。碑文不長，現抄錄如下：“楊妃，容州楊沖人也。離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維，母葉氏。維嘗謂先人云：“葬其祖去此十里許，逢一術土，忘其姓名，云：‘此墳若高數尺，必出貴子;惜太低，生女亦貴’。妃母懷娠十二月始生，初誕時，滿室馨香。胎衣如蓮花，三日目不開。夜夢神以手拭其眼，次日目開。眸如點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玉，相貌絕倫。后軍都督楊康見之，以財帛啖其父，求為女。妃家素窶，不得已與之。康有二子讀書，妃三歲，日夜同坐，聽其誦讀。漸長，通《語》、《孟》，康夫婦惜如珠玉。時楊長史琰攝行帥事，聞之，左右令其母皆來。
一見大奇，私謂厥妻曰： ‘此女姿質異常，貌有貴相，吾二女遠弗逮也。’遂給以金帛與康，求為女。康不從，乃脅取之。舉家號泣送去。居無幾何，長史秩滿，攜歸長安，與二女同教。惟妃性昭慧，諳音律，明經史。后進入壽王宮。開元二十四年，明皇詔入內，號太真，大被寵遇。天寶間，冊為貴妃。”這是當前史學家能夠找到的最貼近楊玉環時代的人所寫的官方文章了。因為唐朝的容州是嶺南的大州，管轄包括今天原越南、海南、廣東一部分在內的十四個州六十多個縣。而今天的容縣在當時稱為“普寧縣”，所以這個碑名叫“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古例，生不立傳，所以此碑應系作于楊妃死后。碑文體例，傳后必加評贊，正文之后必勒作碑年月，此碑獨無;其紀事至入宮封貴妃，亦無結束語，可見并非全文，其后必有缺佚。碑文說楊貴妃“進入壽王宮”，再“詔入內，號太真，大被寵遇。”是歷史的正面記載。對楊妃入壽王邸后，成了壽王的妻子，玄宗父奪子婦，先令她出家當道士，號太真，到天寶間再冊為貴妃這一亂倫的丑行，碑文只隱約其詞，沒有挑明，這也是“為尊者諱” 的緣故。
碑文內容有根有據，來龍去脈，十分清楚。而且細節翔實。文中雖有某些傳奇色彩，這正同史傳上的許多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的事跡，多少附帶有某些傳奇甚至是迷信色彩一樣，不足為怪。碑記是楊貴妃同時代的人所撰，是此歷史的權威見證。其它一切楊妃籍貫的歧說，均遠后于許子真的人所作，許子真是楊貴妃生活時代最有資格的發言人。三、這是一塊確確鑿鑿的碑文，它有著一般書本文字所沒有的特殊的文獻價值。這總是先有其人其事并有其緣才能有其碑，唐當代的人對于一位貴妃，是不能隨便以偽說勒石銘碑的。這是人們常識以內的事。許子真當時任四門助教，是有地位的學門教長。四門學唐代前原為大學，隸屬于國子監，以傳授儒家經典為職責。到了唐朝“始合于太學”，助教為三人。據柳宗元在《四門助教壁記》中說：“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人之子為俊士者， 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證焉。”因此，許子真是當時有頗高地位的人，撰這樣的碑文是要負責的，決不會憑空捏造。后為《全唐文》《元一統志》《永樂大典》等援引記載。
至于許子真碑記之外的各種楊妃籍貫的歧說，既有北方的山西、陜西、河南的分歧，又有南方的四川、湖南等地的涉及，內容簡單，毫無細節。其依據，都是沿著楊玄琰的家族一脈相承來分說，不是隨從“高祖令本”而出，就是跟著楊玄琰和楊玄璬的遷居與宦游而定，莫衷一是。那一家都沒有說清楚楊貴妃的具體來歷。更應指出的是，這些都是后人的編述，五代劉昀編舊《唐書》時，距楊妃之世已一百八十多年;宋太宗朝樂史作《楊太真外傳》時，更已在楊妃既死二百八十多年之后。年代久遠，材料間接，因而各自說法混亂，根本不能同當時許子真親身經歷的實錄碑文相比。就是時距楊貴妃死后五十年白居易寫的《長恨歌》，以及陳鴻寫的《長恨歌傳》，都沒有明確肯定楊貴妃的籍貫。《長恨歌》只說“楊家有女初長成”，但沒有談到這個楊家女從何而來，生父是誰，家在何方。因此，我們不能作出貴妃是楊玄琰親生女的結論。《長恨歌傳》也只說“得弘農楊玄琰女子于壽邸”。實際上這個弘農(今河南靈寶縣)是唐代的一個郡， 是楊玄琰被封為弘農郡公時的爵邑，并不是他的故里，以此作為楊貴妃的籍貫是錯誤的。
許子真在碑記中所說的容州普寧縣是什么地方呢?據《讀史方輿與紀要》載：“普寧廢縣，今縣治，唐初屬容州，州蓋治北流縣。開元中，升州為都督府。”這里所說的縣、府、州，均同碑記相符。這就是現在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容縣。在清代，有關記載也很多，有權威性的是康熙年間欽命編撰的大型叢書《古今圖書集成》。書中明確肯定：“貴妃姓楊，容州云凌里人， 小名玉環。”與此同時，浙江名學者曾任桂林通判的汪森，在《粵西叢載》里引用了《梧州府志》也證實楊貴妃是“容州云凌里人。”汪森為了編寫《粵西通載》(包括粵西文載、粵西詩載、粵西叢載，又稱三載)，曾經窮年累月，遍搜廣西、浙江等地的文史資料，埋頭研究，終于大功告成，是公認的研究廣西問題的專家，有“廣西通”之稱。到嘉慶年間，學者董浩等更把《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收進了有影響的《全唐文》。在決定收錄之前，董浩曾數度與寓居北京的容縣文士周耀昌面談，得到證實后始行收錄。對此，周耀昌在他的《玉峰漫筆》中說：“貴妃，亦婦人耳。嘉言懿行，書無著錄，而為后世關注如此，迨亦悲其遇乎?”此外，出于廣西的地方志如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廣西通志》和《梧州府志》，以及《容縣志》等等，記述楊貴妃是容縣人的，就更多了。一個有爭議的歷史婦女人物，得到歷代這么多的重要史章典籍的紀錄和權威學者的關注考訂，是不多見的，也絕不是偶然的。
不僅如此，歷代還有許多騷人墨客，在他們的吟詠中確認楊貴妃系生于容縣。明代詩人徐棻在《梧州懷古》七律中寫得好：“王孫芳草自天涯，把酒憑高眺落霞。云冷玉環妃子宅，春殘金谷美人家。丹砂寂寞送瑤島，斑竹扶疏渺翠華。惟有蒼梧城上月，年年清影照凄鴉。”詩中的頷聯，不僅描寫了生在北流江(繡江)邊的楊貴妃，而且旁及了生在南流江邊的梁綠珠。當時的梧州府管轄蒼梧、容縣和玉林、博白等十個縣。明代進士出身的浙江詩人彭清，于永樂十六年任容縣知縣時，曾寫有《容縣八景詩》，汪森的《粵西詩載》收了四首，其中的《云凌斑竹》詠的就是楊妃故里民間傳說的遺跡。詩云：“云凌竹，何斑斑?云是玉環幼時淚，揮灑點綴成斑斕。邇來千有百余載，猶自膾灸于人寰。天上麗質何顛倒?父母生兮不自保!定將遺跡說楊家，此事朦朧莫可考。至今楊山麓，蒼翠交林木。鳳不下兮鸞不凄，只作瑯玗耀人目。”詩人悲嘆楊妃的幼年被賣：“天生麗質何顛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但又指出竹因楊妃灑淚成斑乃是無稽之談：“定將遺跡說楊家，此事朦朧莫可考。”詩人說的完全正確，“云凌斑竹”無疑出于附會，但也表明了楊妃確系生于容縣。因為其地要是沒有楊家“天生佳麗”其人，沒有“父母生兮不自保”其事，也就不會有“云凌斑竹”的傳說。凡屬于附會的傳說，必先有所附，然后始能牽合成詞。
不是出于對楊妃這個本地人懷有感情，容縣人大概是不會編出這個傳說來的。主編《永樂大典》的解縉也寫詩證實過楊貴妃出生于容縣。他在《勾漏訪古》中寫道：“北流縣下古銅州，平地山巖籠玉樓。誰為丹砂赴勾漏，人傳青竹滿羅浮。楊妃井塌風煙古，葛嶺寺(應為葛令寺)荒草樹秋。卻憶故鄉山更好，錦袍歸去棹扁舟。”解縉是受貶而到容州北流來的，他經容州時看到了已湮廢的貴妃井，所以有此吟詠。現在這首詩還刻在北流縣勾漏洞內。這個井是指楊貴妃故里井，在容縣楊皮村饒家屋角石堆下，附近有黃皮果樹，離溪邊村道不遠。后來由于風水先生說此井不利，村人每多口角;又謬說飲井水生美女會惹事生非，因而鄉人用一大石坂把井口封蓋住。 對于楊貴妃的籍貫，在詩歌中表達得最明確的，莫過于清雍正浙江詩人商盤的《楊妃井歌》了。詩曰：“范陽戰鼓邊塵起，雨濕梨花葬妃子。楊氏當年掌上珠，生長容州普寧里。戚晚消亡歷劫沙，行人猶自訪楊家。傾域麗質歸宮禁，隔代遺蹤汲井華……此井炎云瘴霧中，古波不動蝦蟆伏。君不見、梁家鬻女珠盈斛，墜樓不惜埋金谷。一勺泉留雙角山，萋萋蔓草含情綠。” 這首古體詩同樣拿楊貴妃來與綠珠相比，說明古代詩人對我國這兩個古代美人出生在南北流二江很感興趣，而且對其慘遭不幸深表同情。此外前人從容縣這一地方落墨為楊妃題詠尚多，在此就不能—一列舉了。
在楊貴妃的故鄉容縣，不但有許多詩文的記載，而且有名勝古跡可資考證。除了上述的楊妃井和云凌斑竹之外，還有梳妝臺、楊妃山和楊妃廟等。梳妝臺在容縣城東門外唐代遺跡經略合真武閣附近，相傳那是古代容州官暑所在。楊貴妃被楊康和楊玄琰遞相買養以后，都在那里住過一段時間。后人即名之曰梳妝臺。可惜年代久遠，加上天災人禍，建筑物早已無蹤了，但地基尚可辨認，人們的題詠尚在。清代容縣詩人王維新唱道：“內殿春風掃十眉，名牽長史跡紛歧。繡江亭榭分明在，鏡匣芙蓉惝怳疑。汨汨溫泉無錦檻，蕭蕭斑竹有荒祠。書生吊古如親見，憂化初承恩澤時。”詩的第二、三、四句，乃系針對楊妃籍貫的歧說而發。說由于楊妃名義上為楊玄琰(長史)的女兒，遂至對她的蹤跡(指出生地)產生了紛歧的說法。繡江旁邊明明擺著她的遺跡，竟也使她的出身事跡成了疑案。詩的后半首還舉出斑竹、楊妃廟兩古跡為證，說使他這個本地人“吊古如親見”，親切之情，躍然紙上。清代江西詩人趙德湘在《容縣楊妃梳妝樓》一詩的首聯中，也說得很清楚：“群峰拔黛引游船，生長楊妃艷此邦。”
楊妃山在楊皮村附近的金牛嶺上，又名獅子山。這就是碑記中楊貴妃父親說過的那座墳山所在地。上面葬有楊貴妃的祖先，其墳叫 “王母點兵”，名堂很別致。從這里可以看出，楊貴妃祖籍容縣，也是無可置疑的。楊妃廟在楊皮樹，保存時間最長。該廟又叫娘娘廟，規模相當可觀，除了正殿還有附屬廓屋，山前山后還有楊妃廟的園林地。據元、清版本《容縣志》記載：“世傳唐太真故里，有井曰楊妃井，久已湮塞，鄉人為立楊妃廟焉。”這就是楊妃廟的由來，可惜它曾被摧毀，只余下一個遺址!!!后來又多次得到修復，而來訪的游客也越來越多。廟的左右兩廂，歷代文人的題辭碑刻很多，旁有一首意境絕俗，膾灸人口的聯語：“莫道空山環珮寂，猶聞古井石泉香。”此外，廟內還保存有不同年代的石碑數幅，只因保管不得其法，碑文剝落甚多，殊為可惜。無疑地，這些古跡都自然而然成為楊貴妃出生于容縣的佐證。
我國歷史上的四大美人，都有著名的同她們的出生地相關聯的名勝古跡。如西施的故里浙江縣有浣紗石、浣紗亭和西施谷;王昭君的湖北興山縣有昭君村、昭君井、望月樓、妃臺山和梳妝臺;綠珠的廣西博白縣有綠珠井、綠珠祠和綠珠江;而楊貴妃的故鄉容縣也有貴妃井、楊妃山、貴妃廟、梳妝臺和云凌斑竹等。楊貴妃同王昭君一樣，與其相關的名勝古跡都是最多的。這都是因人而設的景物，是因人而流傳下來的古跡，是千百年來廣大人民群眾公認的佐證。“西子院遺石，貴妃生有村。香泉紅淚在，曾照馬嵬魂。”清代湖南詩人周志勛的五絕，多少道出了這個古跡的參證價值。對此，民國初年廣西詩論家夢秋，在《桂海百一詩話》中也有過肯定的論證。他在列舉了綠珠、王昭君、西施和薛濤各在其家鄉有其名字所冠的古跡之后，接著說：“容縣有楊山、楊妃井，蓋取美人出處為名。”
楊貴妃酷嗜荔枝。本來，愛吃荔枝的人，不一定就是產荔枝的嶺南的土著。蘇東坡、白居易都盛贊荔枝，他們就都不是嶺南人。但是，也有人因四川也產荔枝(質頗差)，便以此證明嗜荔枝的楊妃是四川人，所以這里也就特地說一說。荔枝是亞熱帶的特產，以廣東、廣西、福建最著名。其中尤以廣州附近增城一帶出產的掛綠和黑葉等品種至為名貴，這在漢晉朝代就是朝廷欽定的貢品。楊貴妃進宮以后，唐玄宗為了取悅這位寵妃，于是下令廣東進荔枝。在每年荔枝季節，便通過驛道，日夜兼程，一站一換人馬，從廣東遠送荔枝到長安宮中。關于這件事，史學家司馬光的名著《資治通鑒》寫得最為確鑿：“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高力士，廣東高州人，家距容縣甚近)……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驛地致之。比至長安，味色不變。但，歷來有不少人懷疑此事是否屬實。蘇東坡認為是由涪江送去的。他在《荔枝嘆》詩中說：“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于涪。”因為，荔枝一經摘下，“一日則色變，二日則香變，三日則色、香、味俱盡矣!”(白居易《荔枝圖譜序》)不論如何快的驛馬，不論如何日夜兼程，也決不可能在三數日內把摘下的荔枝從廣東運到長安。
然而，古人自有辦法，故宮刊物《紫禁城》對此有檔案資料。那辦法很簡單：把將熟的荔枝大枝大枝地斬下，以容器盛水，好似插花那樣養著，然后裝運。路上還要不時往葉上灑水散熱，減少水份蒸發。用此辦法，路上當然也還會壞掉不少，但總有一部份可以保鮮運到。就連認為“妃生于蜀”的宋代樂史，在《楊貴妃外傳》中，也曾多次提到荔枝是由南方的廣州送去的，說楊貴妃“嘗荔枝，南海荔枝勝于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唐詩故事》曾說：唐代的荔枝“四川產的大多是早熟種，質量最差，果肉薄而酸，即使是最佳者，也只相當于福建下等品種。”既然楊貴妃愛吃“美味水果荔枝”，嶺南荔枝又是歷來的貢品，決沒有從涪州送去“質量最差”的酸荔枝的道理。清代道光年間的兩廣總督阮元，是江蘇有名的學術權威人物，曾對蘇東坡作過嘲笑，他在《嶺南荔枝詞八首》的二首中寫道：“嶺外書傳唐伯游，風枝露葉漢宮秋。如何天寶年間事，欲把涪州換廣州?”如果蘇東坡尚在，真不知作何答復。阮元接著寫道：“新歌初譜荔枝香，豈獨楊妃帶笑嘗。
應是殿前高力士，最將風味念家鄉。” 這里不但明確地肯定了嶺南荔枝為貢品，而且清楚地說明了楊貴妃和高力士這兩個兩廣人，在貢荔問題上的密切關系。何止是高力士，楊貴好一個“最將風味念家鄉”!妃更是思念著品嘗家鄉的風味——兩廣的荔枝。蘇東坡后半生的最大不幸，是遠貶廣東的惠州和海南島儋縣以及廣西的合浦。但他在不幸中卻嘗到了名聞天下的嶺南佳果荔枝，他大快朵頤之余，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既然涪州的荔枝堪為貢品，他何不“歸作涪州人”呢?楊貴妃縊死的時候，唐玄宗還叫高力士用嶺南送來的荔枝祭奠。
楊貴妃的名字很多，她小時叫玉娘;成長后，取名為玉環;到了入宮修道，號曰太真。但在宮中，她卻被呼喚為玉奴和阿蠻。唐詩人鄭隅在《津陽門》長詩中說： “三郎紫笛弄煙月，怨如別鶴呼羈雌;玉奴琵琶龍女撥，倚歌促淚聲嬌悲。”這個三郎指唐玄宗，玉奴就是楊貴妃。奴，本是女子的卑稱，但在當時的宮廷內，卻含有愛稱的意思。這個玉奴，就是玉娘的變稱。至于稱呼叫阿蠻，就更說明楊貴妃是廣西人的問題了。兩廣，古稱蠻夷之地。西漢南越王趙佗，據有兩廣，他寫信給漢文帝，就自稱“蠻夷大長”。唐代光化中尚書左丞狄歸昌在《題馬嵬驛》一詩中說：“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鸞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就是明確地把楊貴妃稱為阿蠻的。當時唐明皇宮中除了楊貴妃之外，還有一個宮女叫謝阿蠻。因為她是廣東新豐縣人，所以也叫阿蠻。唐明皇帝為了討好這兩個阿蠻，還在宮禁戲稱自己為阿瞞，以表示諧音名字的親昵。
我國晚清大詞人臨桂的況周頤，在他的《蕙風簃二筆》一書中，對這個問題也作過了明確的論證。他在援引《鶴林玉露》所載上述狄歸昌的詩以后，肯定地說：“玉環一名阿蠻，可謂粵產佐證。北人概稱南省曰蠻也。”接著況周頤又援引了《永樂大典》所載的許子真碑記，最后他下結論說：“許子真與妃同時所記，得諸咫聞，必無舛誤，而妃為粵產無疑矣!”人們稱楊貴妃為阿蠻，顯然是因為她來自南方。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便是。東晉范曄的《南蠻志》有過說明。在唐代也有好幾個詩人寫過廣西是南蠻的詩，如宋之問的《過蠻洞》，劉禹錫的《蠻子歌》，以及項斯的《蠻家》等等。當然，這是大漢族主義對少數民族和僻遠邊民的辱稱，但人們之稱楊貴妃為阿蠻則與此不同，因她曾被唐明皇所寵遇，阿蠻之名又是首先從宮里叫開去的，所以辱稱也就變成了愛稱。
從上面所列諸多資料來看，說楊貴妃出生廣西容縣是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的。可是光緒二十三年本《容縣志》以易紹惠、王永貞等人為首的編纂者，在記載許子真碑記的同時，又在附錄后對楊妃生于容縣說加按語道：“其荒誕似不足深辨。”并說“題詠流傳、漸成故實;作廟立祠，其惑滋甚”，這是唐許子真碑記、于元代見諸典籍，楊妃生于容縣的事實為人所公認后，歷時五百五十余年，又一次被人斥為荒誕。但是斥之者舉不出任何荒誕之處，只含糊其詞說“似不足深辨。”他們不敢碰到許子真的《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也不敢涉及歷代史章典籍的記載。只死抱住《楊貴妃外傳》不放，說“妃生于蜀”，并振振有詞認為《楊貴妃外傳》的作者樂史是“唐史官”應該沒有錯。對此，容縣清舉人劉荊山(也作京山、耕山)曾經有過評論：“其人(指上述作按語者)除帖括(應考科舉的八股程式)外即不知有學問，于彭(清)、王(維新)詩乃不知所云!”意謂寫上述按語的人學識谫陋，連彭清的《云凌斑竹》和王維新的《梳妝臺》兩詩也沒有讀懂，以為彭、王也認為楊貴妃生于容縣之說無稽、可疑，所以就發出了“其荒誕似不足深辨”、“為惑滋甚”等論調。劉荊山與編纂《容縣志》諸人同代而較年輕，熟知其人及編寫情況，他的話是足夠說明上述按語的來由的。彭清的詩有“定將遺跡說楊家，以事朦朧莫可考”兩句，縣志撰人以為是說楊妃生于容縣是無稽之談，他們沒有理會詩題是“云凌斑竹”，句中的“遺跡”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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