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文學成就及其影響
作為出身于巨商名門的富家子弟，又在劍橋那樣貴族化的學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個復雜的矛盾體。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對于西方文化的向往、深入頻繁的中西交往活動、活潑好動的個性和廣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開闊的世界性文化視野。他的性格單純、熱情、沖動，思想駁雜、浮泛又多變化，既執著于對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終不失快樂的基調。朱自清曾說，徐志摩“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靈的活動是沖動性的，簡直可以說痙攣性的”(《落葉》)。正由于徐志摩性格的單純、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駁雜的思想在創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而且，這種矛盾和駁雜還使他的詩作形成了一種多面體的結晶。
徐志摩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在他的不少作品里都滲進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為被壓迫者呼號的內容。面對黑暗腐朽社會底層民眾的痛苦生活，詩人吶喊著，要開放“寬闊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蠻的大膽的駭人的新歌”，鼓勵讀者“到民間去，聽衰老的，病痛的，貧苦的，殘毀的，受壓迫的，煩悶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惡的，自殺的”“靈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質上是一個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者。他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們的性靈。他的理想是個人的性靈得到最大自由的發展，并宣稱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2]并為尋求自由、愛、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對理想是狂熱而堅執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亂的。尤其當嚴酷的現實與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銳對峙時，他失望、憂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熱、愛的深沉，使隨之而來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別強烈。他卻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他曾贊美列寧的精神，卻又聲稱“不希望他的主義傳布。我怕他”;他曾歡呼冬宮的紅旗，稱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征，“代表人類史里最偉大的一個時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落葉》)，轉而又抨擊十月革命為“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3]。這使他在創作中總是同情多于批判，傷感多于憤怒，憂嘆多于吶喊，頹唐多于昂奮，詩稿多呈“殘破的花樣”。
徐志摩復雜而認真的藝術實踐，創造了迷人的藝術奇觀。駁雜的主題表現、濃烈的情感抒發、多樣的形式嘗試、華麗的詞藻和靈動的韻律，是徐志摩詩歌創作的風格特色。在其十年創作歷程中，這種藝術風格又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過程，其詩歌的情緒由早期的和諧、單純、昂揚、樂觀，到中期的復雜多元，失望、激憤與憂郁日漸濃重，信心開始動搖，在希望與絕望的交戰中，矛盾與猶疑成為這一時期的特色;再往后，詩人的理想、信心趨于崩潰，終于跌入消沉的深淵，凄涼、頹喪、孤獨、恐懼、自卑和危機感、宗教神秘以及宿命意識合成了寒氣逼人的氛圍。在尋找解脫的努力中，徐志摩實際上完成了其詩情由浪漫主義的生機勃勃向西方“世紀末”乃至現代主義氣質的過渡。在這由暖而寒，由春色盎然到寒氣襲人的詩歌世界里，惟一貫穿全部三個時期的主題是對美的禮贊。相對來說，展示自然美的詩歌多出于前兩個階段;情詩則大量集中在第三階段。同時，詩人的視野也隨著情緒的更替，經歷了由外而內的轉換，即從早期的朝向廣闊天地的眼光，轉變為后期的自我內心的觀察和體味。從詩歌藝術的角度看，他經歷了從早期的“情感無關闌的泛濫”到中后期的對詩歌形式的嚴謹而多樣的探索嘗試，創作了如《沙揚娜拉》、《為要尋一顆明星》、《再別康橋》和《云游》等一批融詩情、畫意、樂韻和建筑形式美于一體的經典之作。
徐志摩對新文學的貢獻，還體現在其文學活動方面。作為新月詩派的代表作家，作為新月派的“盟主”，徐志摩的創作及其影響，總與新月派連在一起。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與他發生著密切的關系，他參與了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他的創作體現了新月流派鮮明特征。
首先，從新月社成立到逐步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新月派，歷時約十年，徐志摩始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核心作用。他是前期新月詩派的核心成員，更是后期新月派的主要旗幟。1923年春，從英國回來不久的徐志摩就在北京辦起了新月俱樂部，俱樂部組織同仁舉行聚餐會，編戲演戲，吟詩作畫，逢年過節舉行年會、燈會。出于對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崇敬，徐志摩借用其一本詩集名字，提議以“新月”二字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得名。不過，在1925年以前，新月社仍屬沙龍性質的團體。1926年《詩鐫》的創辦，以及其撰稿人努力于中國新格律詩的創作和詩藝的探討，標志著新月詩派的形成。除第三、四兩期由聞一多編輯，第五期由饒孟侃編輯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編，創刊和終刊時所發表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也是徐志摩執筆。1927年春，部分新月社成員因政局變化及其它種種原因，紛紛聚集上海。在徐志摩積極努力下，與聞一多、胡適、邵洵美、梁實秋、余上沅等作家一起，創辦了新月書店，新月派也進入了后期。1928年3月，徐志摩在光華、東吳、大夏大學等校任教的同時，又創辦了《新月》月刊。《新月》至1933年6月終刊，共出刊4卷43期，不僅刊出新月派成員的作品，也發表非新月派的郁達夫、巴金、丁玲、胡也頻等的作品。后期新月派的成員雖各有差異，但從事詩歌創作，研討新詩的傳統一直得以延續。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與陳夢家、邵詢美等又創辦了《詩刊》季刊，共出四期。同年9月，陳夢家從《詩鐫》、《新月》和《詩刊》選了18位詩人的80首新詩，編成《新月詩選》一書，從中大致見出新月詩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而在徐志摩因飛機失事去世后不到兩年，隨著《新月》的停刊，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也就中止了。
其次，徐志摩不僅在理論上積極倡導，更在創作中努力實踐新月詩派的創作追求。自郭沫若的《女神》徹底沖決了傳統的詩詞形式，為新詩的發展開辟道路之后，確立新的藝術形式和美學原則，是新詩走向“規范化”，“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4]的任務日漸迫切。于是，新月派詩人提出了“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與詩歌形式格律化的主張。
1926年，聞一多借《詩鐫》提出了著名的新詩格律理論，包括“樂音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詞藻)”和“建筑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5]，被公認為新月派詩歌特色的一個標志。徐志摩對聞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更是坦誠地告白世人：“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在《詩刊弁言》中也聲稱“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現”，詩人應當為新詩“搏造適當的軀殼”，尋找“詩文與各種美術的新格式與新音節”。同時，也對聞一多的格律化理論和創作上的偏向做出部分修正，認為“一首詩的字句是身體的外形，音節是血脈，'詩感’或原動的詩意是心臟的跳動，有它才有血脈的流轉”，而“單講外表的結果只是無意義乃至無意識的形式主義”[6]，堅持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
在詩歌創作中，徐志摩一方面繼續《志摩的詩》已經開始的體式探索。在《大帥》、《罪與罰(二)》中，引入戲劇對話和獨白，采用合乎人物身份的土白方言，通過具有一定戲劇性的情節，表現人物的獨特命運與感情，由此反映軍閥統治下下層民眾的不幸。另一方面努力克制早期那種“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的情感，有意識地改變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努力將情感的抒發與意象的營造、節奏的控制和音韻的選擇和諧地結合，創作出如《再別康橋》這樣近乎完美的抒情篇章。
朱自清曾說過：“現代中國詩人須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7]但正因為徐志摩的詩名太大，往往使人們相對輕視了其散文成就。其實，同時代的不少作家如周作人、沈從文、梁實秋、楊振聲等，都對徐志摩的散文給予了高度評價。周作人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卷》時，所收徐志摩的作品最多。他將徐志摩的散文歸于“流麗輕脆”的一類，“仿佛是鴨兒梨的樣子”，認為其特色是在白話的基礎上加入古文、方言和歐化成分，從而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成為富有表現力的文章，僅就文體而言就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徐志摩散文的特色在于坦誠率真，在情感及其表達上沒有絲毫的做作和矯飾，哪怕按照習俗認為是丟臉的事，他也會在文章中直捷地說出;同時，其想象力的闊遠超脫、無羈無束，其詞藻的華麗秀逸，其音韻的富于節奏和旋律感，都在現代文壇上獨樹一幟。若按照內容來分，他的散文可分為寫景抒情、描述所崇拜的偶像及其創作、自我剖析、議論時政和懷悼親友等五類。這五類散文各具特色，而又尤以第一類最能體現其散文的特點。所有這些散體文字，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其詩歌情感的另一種形式的表達。楊振聲描述徐志摩的散文特色道：“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夠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里永遠看不出懈怠，老那樣像夏云的層涌，春泉的潺湲!”。[8]
徐志摩短短的一生，為中國新文學留下了一份獨特的遺產。他以一顆單純到透明的童心，把對自然的執著愛戀，對自由、美和愛的熱烈追求，對生命的真摯崇拜，對人世悲歡的感慨，對性靈的贊美歌唱，用豐潤優美的詩的語言，嚴謹又多樣的詩的形式，幽遠含蓄的詩的意境，奇麗不羈的詩的想象，親切又灑脫地表達出來，喚取了幾代讀者的美的情感。盡管由于意外的早逝，徐志摩的詩藝還沒有來得及在整體上達到完美的境界，但其大膽多樣的探索精神，已經取得的詩藝成就，已經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注釋】
[1]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第八集)導言，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出版。
[2] 徐志摩：《列寧忌日——談革命》，見《落葉》北新書局1926年出版。
[3] 同前注。
[4] 于賡虞：《志摩的詩》，載《晨報·學園》1931年12月9日
[5] 聞一多《詩的格律》，載《晨報副刊·詩鐫》第七號，1926年5月13日出版。
[6] 載《晨報副刊·詩鐫》第1號，1926年4月1日出版。
[7]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第八集)導言，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出版。
[8] 楊振聲：《與志摩的最后一別》，載1932年1月《新月》第4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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