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與他的祖國觀
文天祥是我國著名的抗元英雄，我國氣節的代表。文天祥他的祖國觀是怎樣的?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在歷史的循環里，在天下興亡中，起起落落的是王朝中國，而文化中國卻不斷發展著。
中國歷朝歷代，都在講述“忠君”的故事，可講來講去，“忠臣”還是寥寥無幾，有那么幾個，也都肝腦涂地，成了歷史的悲劇。奸臣倒是層出不窮，就像是剪了還要長的小蔥。
民間敘事里的“忠”與王朝的要求有所不同，它要犯上，要從道不從君，為民請命，要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這樣的“忠”，與王權的國家本質犯沖。王權主義不允許王權之外還有別的存在，岳飛一句“還我河山”，就冒犯了王權國家的本質，被“莫須有”處死。岳飛是“忠臣”，秦檜呢?何嘗不是“忠臣”?一個是民間敘事里的忠臣，一個是王權國家本質的忠臣。岳飛死了，滿足了國家本質的要求，但民意的壓力，王朝也不能不考慮。時過境遷，為岳飛平反，國家犯罪，也要有人頂替，頂替的人，就是“奸臣”。
有了“奸臣”來頂替，王權國家的本質，就依然還是天理。傳統民間敘事，并未否定王權國家的本質。秦檜被人唾棄，當然是應該的，但不能因此忽略王權國家的本質。抓奸臣來頂缸，將王權本質的惡，歸結到某個人的道德品質上去，這樣，就用針對個人的道德批判，掩蓋了惡的根源。
歷史，是人類的“認識你自己”，在歷史面前，我們應該學習蘇格拉底，承認無知，而不能動不動就拿“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來作為認識前提和行動依據，不能動不動就“參天地”、“究天人之際”，代民意立言的王者自居，王權國家的本質其實就埋伏在我們對待歷史的態度里。
零丁之嘆
到了文天祥時代，國破山河在。一個死到臨頭的小王朝，還緊抓著王權國家的本質不放手，對于民間抗戰，作了種種阻擾。可那文天祥竟然上書，要朝廷放手，放手讓各地抗戰，放手讓人民抗戰，可朝廷就是不放手。國可以亡，但王權國家的本質不能丟，王權下，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宋何以亡?亡就亡在人民手里沒有槍，王朝一投降，人民惟有忍讓。可文天祥，卻從民間起兵了，居然還率領義兵——人民武裝來擒王。人民有了槍，還沒有打跑敵人，就已嚇壞了君王。君王對他講，你不是不怕死嗎?別打仗了，快給我去議降。
文天祥去了，但他議和不議降，被元人擄了北上。他說自己被擄時，就有求死之心，之所以隱忍以行，是以天下尚有可為。當時，北兵雖破臨安，但江淮尚能一戰。故北行至京口，他便逃走，自以為“中興機會，庶幾在此”，欲約江淮諸將，告北兵虛實，以圖“連兵大舉”。但他卻被人誤會，“揚州昨夜有人來，誤把忠良按劍猜”，差點把他殺死。不出王權國家本質的思域，那只能猜忌他有謀反的嫌疑。他在《〈指南錄〉后序》里，談起這一段死生經歷，說自己有22次差一點就死去，故有“嗚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幾矣”的悲嘆。
他一路南逃，回江西，再舉義兵，可還是不容于小朝廷。小朝廷只信賴自己的軍隊，他想讓兩支武裝合兵一處，可誰聽取他建議?只好自領一孤軍，轉戰閩、粵、贛，終于兵敗被擒。
當時沒人問他，后來也沒人問，他究竟為何而戰?如為朝廷而戰，朝廷不戰，他為何還要戰?皇帝已降，他為何不降?因為朝廷之外，還有他心中的祖國在，朝廷亡了，他要盡忠祖國。
被俘后，元將張弘范來向他勸降，他椎心泣血，賦血詩以明其心志：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里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國傳統文人，敢吐雄語，善作豪詞，能為痛言，而乏血性之詩。這首《過零丁洋嘆》，是以絕命人為絕命詞，應為中國第一血性詩。詩之最佳者，并非“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句淺，真理自在，以必死之心者言之，自有其震撼力。但“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則有了一種新覺悟。
那是怎樣的覺悟?“說惶恐”、“嘆零丁”，是他的個體感受，是文化個體性在覺醒。“山河破碎”，“身世浮沉”，為他提供了覺醒的家國背景，而“惶恐”，則道出了他作為個體面對自身而覺醒的最為深刻的心理動因。有人說，不就是害怕嗎?是的，是害怕，但不是一般的怕，不是借著“惶恐灘”說事，不是通常憂患的那種怕，而是極端的怕，入骨的怕，銷魂的怕。此乃打碎了自己的菩薩金身露出自我本來面目的怕，是撕破了身穿的莊嚴袈裟而不得不赤條條來去的怕，是徹底的放下了君君臣臣必須獨自一人來面對“我的祖國”的怕。
這是命運拿捏靈魂的怕，是真理抽搐生命的怕，是在脫胎換骨中選擇生與死的怕，是赴死之后死也擺脫不了的怕。他求死，可他依然害怕，他不怕死，可他還是要“說惶恐”。他怎么了?他“零丁”了!零丁是一種狀態，是孤獨的、絕望的狀態，是君不君、臣不臣、家不家、國不國的狀態，是生不如死卻求死不能的狀態。
他自殺過，絕食過，可他還活著，零丁的活著。“一山還一水”，他尋尋覓覓地活著，“無國又無家”，他為了尋找活著的證據而活著。于是，他寫詩。而我們，則有幸讀到了一個真正的零丁者“嘆零丁”的詩，一個知道自己就要死去的人時時面對死亡而寫的詩，一位死去活來者所寫的方死方生的詩。中國詩人沒有天堂可去，但有歷史可棲，他，就詩意地棲居歷史。詩人超越了死——“人生自古誰無死”?就往歷史中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歷史，他為自己安排好了后事。
過零丁洋時，他正好被拘禁在元軍船艦上，目睹了崖山海戰，親眼見宋軍大敗和宋帝蹈海，故有《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悼念。他在詩中寫道，“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猬交滄溟”，中國歷史上，還未曾有過如此大規模的海上決戰。
尤為可悲的是，這場決戰，并非在漢人與蒙古人之間進行，而是在南人與北人之間進行，“南人志欲扶昆侖，北人氣欲黃河吞”。元將張弘范就是河北人，勒功奇石張弘范，不是胡兒是漢兒!原來還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仗打得很慘，“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渾。”結果是，“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南宋王朝就這樣亡了，“正氣掃地山河羞”!但“我的祖國”還在，國土和人民都淪陷了，還有歷史在，無論生與死，他都將立命于史。
江南匹士
我們來看他的另一首詩，《金陵驛二首》之一：
草合離宮轉夕暉，
孤云飄泊復何依?
山河風景元無異，
城郭人民半已非。
滿地蘆花和我老，
舊家燕子傍誰飛?
從今別卻江南路，
化作啼鵑帶血歸。
對于這首詩，有人這樣贊美道：這是有宋一代最具有血性的聲音!既有夕陽離宮之中屈子哀郢的沉痛，又有孤云荒草之間湘妃灑淚的悲涼。啼鵑啊，你令人想起杜甫詩中的鳳凰、東坡赤壁的孤鶴，甚至雪萊的云雀、濟慈的夜鶯……不，你就是你，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片華彩、一種仙樂!詩的空間在江南。王安石詩問“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他對江南所懷的，還只是文人式的鄉愁，而文天祥“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則傾訴了他作為零丁者的國恨和作為復國者“運去英雄不自由”的蒼涼悲愿，“但愿扶桑紅日上，江南匹士死猶榮”!
文天祥以“匹士”自居，他之前，有孟子“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他之后，有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皆以“匹”為個體，而文自稱“江南匹士”，是因“江南”的詩意尚可依托他的“祖國”心。
他相信時間。時間是歷史的國度，是“一條大河波浪寬”，滔滔不絕，奔向永恒!而文明就是“風吹稻花香兩岸”，文明的美啊，美在江南。據說，那首著名的歌曲《我的祖國》的詞作者喬羽先生，創作這首歌時，他正在贛南閩西一帶體驗生活，在這里，喬羽接到電報，要他為電影《上甘嶺》寫歌詞。
這一帶，就是文天祥抗戰的地盤。上甘嶺抗戰與文天祥抗戰，被“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了?有人說他寫了一首與《上甘嶺》八竿子打不著的歌，他寫的其實是長江，是江南。江南，不光是杏花春雨和春江花月夜的江南，還是血與火的江南，抗戰的江南。為什么一有國難，就會想到江南?為什么一要抗戰，就會想到長江天塹?那“一條大河”啊，就是萬里長江，“風吹稻花”就是江南文化。歷史上，江南這一線，是國家獨立和民族抗戰線，只要中國之心還在這里跳動，哪怕中原淪陷，中國也不會亡。最后的抗戰是文化，最徹底的征服是同化，每一次都是江南以革命和北伐，驅逐彼韃虜，光大我中華。
異族入中原，卻入主不了從廬山到會稽山的江南詩意空間;能征服王朝，卻征服不了詩人的江山與英雄主義的美學構筑的歷史空間——文化中國。而文天祥，就是一個歷史意識和自我意識都覺醒了的美的歌者與戰士。文明的較量，勝負豈在一時?“虜運從來無百年!”論興亡，要笑在最后。
有人說他學過《易經》，算得很準，因為元朝的壽命沒有100年，只有94年。他何嘗算?這不過是一種信念，一種來自歷史經驗的信念。有人勸他說，歷史由勝利者來寫，你的國家已經亡了，忠孝之事你也盡到了，如果你真的為了忠孝而死去，誰來給你寫史——“亡國大夫誰為傳”?
他自信，舊朝不在，中國還在，“朝”能改，而“野”不改，所以他還能“只饒野史與人看”!他自命“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只饒野史與人看”。中國史，有正野。官修之史，稱為正史，而民間修史，叫做野史。這樣劃分，出于官本位及其王朝史觀，正野之辯，其實是官民之分。易代之際，所謂“汗青”，豈是在朝官史?史失而求諸野，官失而求之于民。
修國史，要到民間去，重溫《春秋》大義。孔子著《春秋》，哪有什么官修身份?還不就是“只饒野史與人看”!代王立言。后人著史，真正懂得《春秋》大義者，唯太史公一人而已，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也是“只饒野史”，太史公是以王者自居，居于歷史。而文天祥呢?他是以詩代史啊。
天地正氣
何謂“歷史本體”?可是三皇五帝?不是!可是天命天子?不是。是什么?是“正氣”!“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正氣在這里，是宇宙本體，充滿了天地人，在人身上，便是浩然之氣。
浩然之氣在平時，是一片和平氣象，到了轉折時期，才轉化為歷史，“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窮”是轉折的那一點。正是在那一點上，天地正氣轉化為歷史正義：
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
正氣萬古存，貫穿日月，何來生死?人在正氣里，生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可謂“浩然”，死是回歸本體，所以，“生死安足論”!在一系列歷史人物身上，他看到了歷史的正義：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這些人，都視死如歸，如今，他要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去，成為其中一員。這是他對歷史的一種選擇，他選擇了文化中國。他的文化中國，有情有義卻沒有皇帝，沒有孔子“祖述堯舜，憲法和章程文武”和“吾從周”那一套，也不像太史公那樣，以為“炎黃子孫”遍天下，普天之下皆同胞。那里是英雄的國度，是他生長的地方，那里有正義的花兒開放，有不可戰勝的青春的力量。他從歷史的深處拿起了槍，這是最后的斗爭——文化中國的抗戰!
他的祖國在江南，他聽到了江南深情的呼喚：“魂兮歸來哀江南”!以中國之大，跨長城內外，通黃河上下，踞長江南北，皆不足以言之。“茫茫禹跡，化為九州”，可他為何獨鐘情于江南?就因為那江南啊，留住了他的魂、文化的根，能以文化中國作最后的抗戰。“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臨刑前，他問，哪邊是南方?有人給他指了方向，他向南方一拜，便從容就義。一顆大好頭顱，就這樣面朝南方落地了，落在了他的同鄉好友張千載手里。
這位張先生，別號一鶚，文天祥曾多次舉薦他做官，都被他拒絕了。后來，文天祥自粵敗還，被押解到吉州城下，他暗地里來與文天祥相見，對文說：我跟你去。他從江南跟到河北，寄寓在囚所附近，三年來，供送飲食，無一日缺。還密造一櫝，收藏文天祥的頭顱，跋山涉水，帶回江南老家安葬。
李卓吾長嘆：張氏何人，置囊舁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安葬之日，頭顱就顯靈了。文的兒子夢見父親怒氣沖沖，說自己還被繩子束縛。驚起視之，果真有繩子綁著頭發。卓吾聞之，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此“其”指元朝，文天祥以零丁一身，一無所有時，才發現自己還擁有最高的存在——自由。
求死得死，豈非自由意志?仁至而死，義盡而死，就是自由的死!只有自由意志覺醒了的人，才會選擇死，才懂得什么叫做死，什么是真正的死。“不自由，毋寧死!”不能在最高的存在里生活，就在最高的存在中死去。活著，就要活在“我的祖國”，那是美麗的祖國，英雄的祖國，那里的人民都有槍，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死了，就要死在《正氣歌》里，回到歷史正義，回歸宇宙本體。
自從有了《正氣歌》，中國何曾亡過?在歷史的循環里，在天下興亡中，起起落落的是王朝中國，而文化中國卻不斷發展著，遼、金、元、清如何?它們能替代一個個王朝中國，可他們誰能替代文化中國?近代以來，中國遭遇兩千年來未有之巨變，方死方生。方死的是王朝中國，在民主與科學的歷史大潮中死去;方生的是文化中國，是在“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中新生的近代化的中國。
有一種弦律，從天地進入心里，從《正氣歌》貫穿《我的祖國》，引導我們從王權國家的本質里走出來，走向文化中國的自覺。“五十而知天命”，那天命，就是文化中國，是“我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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