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望岳的譯文
《望岳》是杜甫青年時代的作品，充滿了詩人青年時代的浪漫與激情。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杜甫望岳的譯文，希望大家喜歡。
原文：
《望岳》
杜甫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曾云，決眥入歸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譯文：
五岳之首的泰山啊，怎么樣?那一脈蒼莽的青色橫亙在齊魯無盡無了。
天地間的神奇峻秀啊，都在這一山凝結聚繞，那山北山南一邊暗一邊明，判若黃昏和晨曉。
看峰巒層云迭起，胸中一陣陣蕩滌波濤，睜裂雙眼目送那漸入山林的點點歸鳥。
啊，將來我一定要登上的峰巔站得高高，俯首一覽，啊眾山匍伏在山腳下是那么渺小。
賞析：
杜甫《望岳》詩，共有三首，分詠東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這一首是望東岳泰山。開元二十四年(736)，二十四歲的詩人開始過一種“裘馬清狂”的漫游生活。此詩即寫于北游齊、趙(今河南、河北、山東等地)時，是現存杜詩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里行間洋溢著青年杜甫那種蓬蓬勃勃的朝氣。
全詩沒有一個“望”字，但句句寫向岳而望。距離是自遠而近，時間是從朝至暮，并由望岳懸想將來的登岳。
首句“岱宗夫如何?”寫乍一望見泰山時，高興得不知怎樣形容才好的那種揣摹勁和驚嘆仰慕之情，非常傳神。岱是泰山的別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樣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虛字，這里把它融入詩句中，是個新創，很別致。這個“夫”字，雖無實在意義，卻少它不得，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齊魯青未了”，是經過一番揣摹后得出的答案，真是驚人之句。它既不是抽象地說泰山高，也不是象謝靈運《泰山吟》那樣用“崔]刺云天”這類一般化的語言來形容，而是別出心裁地寫出自己的體驗──在古代齊魯兩大國的國境外還能望見遠遠橫亙在那里的泰山，以距離之遠來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為魯，泰山之北為齊，所以這一句描寫出地理特點，寫其杜甫山岳時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東郡望岳樓》詩說：“齊魯到今青未了，題詩誰繼杜陵人?”杜甫特別提出這句詩，并認為無人能繼，是有道理的。
“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兩句，寫近望中所見泰山的神奇秀麗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注腳。“鐘”字，將大自然寫得有情。山前向日的一面為“陽”，山后背日的一面為“陰”，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曉判割于山的陰、陽面，所以說“割昏曉”。“割”本是個普通字，但用在這里，確是“奇險”。由此可見，詩人杜甫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創作作風，在杜甫的青年時期就已養成。
“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兩句，是寫細望。見山中云氣層出不窮，故心胸亦為之蕩漾;因長時間目不轉睛地望著，故感到眼眶有似決裂。“歸鳥”是投林還巢的鳥，可知時已薄暮，詩人還在望。不言而喻，其中蘊藏著詩人對祖國河山的熱愛。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最后兩句，寫由望岳而產生的登岳的意愿。“會當”是唐人口語，意即“一定要”。如王勃《春思賦》：“會當一舉絕風塵，翠蓋朱軒臨上春。”有時單用一個“會”字，如孫光憲《北夢瑣言》：“杜甫日會殺此豎子!”即杜詩中亦往往有單用者，如“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奉送嚴公入朝》)如果把“會當”解作“應當”，便欠準確，神氣索然。
思想介紹：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后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游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在這長期的壯游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杰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于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于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于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涂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于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于國家，喜亦是來自于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759年七月，杜甫棄官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后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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