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樂府詩詞與音樂的多重審美交融
自兩漢時期開始, 樂府機構在民間采集整理了大量的文學作品, 《樂府》中有言:“匹夫庶婦, 謳吟土風, 詩官采言, 樂盲被律, 志感絲篁, 氣變金石”[17]。在采集過程中, 樂府更為青睞的是文筆秀麗的詩詞, 許多作品自身具有明確的音樂審美氣質, 經過樂工潤色, 為宮廷樂府所用。《樂府詩集》中收錄的李白詩詞作品是經過精挑細選的, 依據詩詞的題目、內容、對仗、入樂類型進行篩查, 最終選取了163首最適宜伴奏和演唱的作品。在詩詞與音樂的結合問題上, 李白顯然對于“詩心樂意”的理解有著與眾不同的感悟。這與其性格、學識、人生觀、文化觀密切相連, 也與身處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在李白漫長的游歷生涯中, 遍訪名山大川, 先后隱居于鐘南山玉真公主別館、河南嵩山、湖北隨州、徂徠山等地, 道教文化中對于世間萬物的理念與音樂的清雅之風深刻影響了李白的創作。根據馮光鈺、管林、王迪、任半塘、王昆吾等當代專家學者的收錄與分析成果, 在對李白詩歌僅存的古樂譜賞析后, 可粗淺的從中領會一些“詞曲交融”的特點。并以此為媒, 更為深刻的感悟李白詩詞創作的“詩心樂意”美學氣質。
首先, 調式音階與文風相互呼應。在李白的樂府詩歌中, 因涵蓋曲調類型多元, 內容涉獵廣泛, 所以調性色彩也隨之不斷轉變。通過對于現存古曲譜的分析, 推斷其音樂調式多以五聲音階為主, 偶爾出現的偏音或經過音, 與他所身處的音樂環境和詩文內容不無關聯。與《望天門山》和《憶秦娥》等豪邁壯麗的詩文相互對應的是五聲宮調式的色彩明麗;《久別離》這樣抒情內斂的詩文, 則配以羽調式的憂郁低沉。少數古樂譜中出現的六聲音階或七聲音階與詩詞主題存在密切關系。比如:《關山月》中的“長風幾萬里, 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 胡窺青海灣。”[18]帶有明顯的北方地域特質, 收錄在《樂府詩集》的橫吹曲辭中。曲譜記載于《梅庵琴譜》, 調式在傳統五聲角調式的基礎上加入了偏音“變宮”, 具有外域色彩。
其次, 詩體規整, 進而節奏節拍穩定勻稱。文風方面, 李白嚴謹的文體個性與其道教信仰不無關聯。號稱“青蓮居士”的李白一生追慕老莊, 對道家學說深信不疑, 并身體力行。后人對其“詩仙”的稱謂也是他曾在詩文中對自己的得道時的幻想“身佩豁落圖, 腰垂虎鞶囊。仙人借彩鳳, 志在窮遐荒”[19]。范傳正在《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寫到:“好神仙非慕其輕舉, 將不可求之事求之, 欲耗壯心, 遣余年也”[20]。李白自幼生活在道教發祥地的四川, 巴山蜀水中星羅棋布的仙山道觀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李白宗教觀的形成。他自稱“五歲誦六甲, 十歲觀百家”[21], 其中的六甲便是道家的奇門遁甲之術與天干地支日表推演。道教文化具有嚴格的清規戒律, 對法脈認真嚴苛, 一絲不茍, 這也對李白的文風與樂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李白的作品嚴守各種詞牌與曲牌句法要求, 按照五言、七言或雜言的標準方式創作, 這使其作品易于入樂, 也便于在民間流傳。根據古樂譜的記載, 大多數李白詩詞作品的節拍都以2/4拍為主, 節奏速度平穩, 音樂的流動性與詩詞內容結合緊密。從疏密層次的調配來看, 大部分五言或七言絕句的起承轉合在詩詞中安排妥當, 因此在音樂節奏上的分布也較為均勻。這一點從查閱《琴書大全》中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以及《吟詩與歌曲創作》中的《朝發白帝城》曲譜等均可證實。較為特殊的是, 在殘留至今的《金陵鳳凰臺置酒》曲譜中, 記載了樂曲節奏強烈的起伏變化。前半部分詩詞“借問往昔時, 鳳凰為誰來。鳳凰去已久, 正當今日回。”[22]具有強宣敘意味, 曲譜中出現了大量的十六分音符和附點音符來烘托速度和力度。后半部分“豪士無所用, 彈弦醉金罍。東風吹山花, 安可不盡杯。”[23]的詠嘆風格使節奏回歸舒緩, 一字一鏗鏘。
再次, 旋律多變與李白詩詞中豐富的情感色彩關系緊密。李白漫長的云游經歷跨越了大半個中國, 對民間疾苦的體察, 道教文化的信奉, 仕途的渴望, 以及政治斗爭的失望, 都融匯在詩詞創作中。幾百首揚揚灑灑的作品正如李白風雨飄搖的人生。在欣賞李白的歌詞過程中, 感受到豐富多彩的主題內容。漂泊半生的李白, 對于詩詞風格的選擇與音樂審美的觀念有著殊途同歸的追求。這種對美的品評與憧憬可以凝練為“自由”和“純樸”。一方面, 李白的人生自由灑脫, 隨遇而安。作有“木蘭之枻沙棠舟, 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斛, 載妓隨波任去留”[24], 可見李白及時行樂的隨性心境。在金陵做翰林時, 李白時常攜領歌姬一同出游, 曾經對“起舞弄清影”的胡姬沉迷留戀, 并題詩“胡姬貌如花, 當壚笑春風。笑春風, 舞羅衣, 君今不醉將安歸”[25];另一方面, 李白認為藝術之美的至高境界在于古樸天然, 并留下了“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飾”的感言。如:五言體的《白馬篇》表達內心的躊躇滿志卻不得重用;七言體的《春日行》借祝壽之名進諫唐玄宗修身養性, 無為而治;雜言體的《行路難》在李白遭遇仕途困境時, 表明獨善其身的志氣。還有《古朗月行》、《荊州歌》、《秦女卷衣》、《夜坐吟》、《前有一樽酒行》等作品, 在不同的心境中創作, 表達多樣的情懷。古樂譜中的記載中, 不同情感表達的詩詞均賦予相應的旋律結構。有些旋律線平穩過渡, 波瀾不驚;有些則隨情感抒發形成音程大跳轉換。
此外, 旋律線的另一個特征在于:旋律線中的音響素材偏于南方風格, 這與李白的生活經歷及音樂愛好關聯密切。李白對清商樂的琴瑟之聲格外喜好, 南方吳歌、西曲與兩晉時期的相和歌對唐代音樂影響深遠。李白傾心于此, 創作了《丁督戶歌》、《陽春歌》、《楊叛兒》等清商樂辭, 并在《白纻辭》、《贈薛校書》、《經亂后將避地剡中, 留贈崔宣城》中多次提及吳歌。與此同時, 李白樂于接受新興音樂形式, 對南方音樂素材轉化成的“曲子詞”這一通俗音樂文學形式頗為欣賞, 著有的《連理枝》、《憶秦娥》、《菩薩蠻》等。受詞牌與曲牌的影響, 古樂譜中的旋律頗具江南風情的溫婉柔美, 也映和了李白賦詩時的“詩樂”心境。
唐朝三百年間, 與國際間的交流十分頻繁。近到亞洲的日本、朝鮮、新加坡, 遠到歐洲的羅馬帝國都與唐朝互通有無, 將豐富的音樂藝術帶到中國, 長安地區歌舞升平的音樂環境強烈影響了李白詩詞作品音樂性的塑造。王宮貴胄的家奴中包含大量樂工與歌妓, 供消遣娛樂之用, 而將李白的詩詞譜曲表演也成為了一種時尚。在《樂府詩集》中收錄的李白詩詞中, 有一部分作品的譜曲與表演便是樂工“二度創作”的成果。
綜上所述, 李白詩詞創作中的“詩心樂意”審美精神是在多重且復雜的條件下孕育而生, 形成不同尋常的詞曲審美交融。這其中既有其個人性格氣質顯現, 也有功利的慫恿, 還有社會環境的催化, 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共同締造的文化奇跡。李白的樂府詩詞集文學與音樂藝術之大成, 造就了諸多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 他用創作踐行了“詩心樂意”的美學傳統, 展現出非同尋常的審美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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