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京味以外
老舍并不僅僅是民族性的作家，他的創作受到外國文學和作家的影響，其作品也在國外被大量翻譯，受到當地讀者的喜愛和研究者的關注。
老舍被稱為“人民藝術家”，素以刻畫新、老北京著稱，京味十足。然而，老舍并不僅僅是民族性的作家，他的創作受到外國文學和作家，尤其是英國文學的影響，另外他的作品也在國外得到認可，并被大量翻譯，受到喜愛，曾形成過熱潮。
可以說，老舍是倫敦造就的作家。1923年老舍在南開中學任教時,曾寫過一篇短篇小說《小鈴兒》，但老舍并不認為這是他文學創作的起點“除了在學校里練習作文作詩，直到我發表《老張的哲學》以前，我沒寫過什么預備去發表的東西，也沒那份兒愿望。不錯，我在南開中學教書的時候曾在校刊上發表過一篇小說;可是那不過是為充個數兒，連“國文教員當然會寫一氣”的驕傲也沒有。”[1]1924年夏天，老舍由燕京大學英籍教授艾溫士推薦，從上海登輪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講師。在倫敦，他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是教書，業余和假期跑圖書館。當時為學英文，他開始閱讀小說，但還未動過創作小說的念頭。在異鄉呆久了，新鮮勁兒過了，感到寂寞，懷念家鄉，看到小說中那些場景的描寫，深有感觸，便想把自己記憶或腦海里的圖畫也寫下來，于是拿起了筆。關于這一點趙毅衡曾有論述“都知道老舍是在倫敦居住五年，接觸英國文學，才成為作家的。很少有人了解是異國生活的孤獨寂寞，才把這個中國年輕人逼上了寫作道路。老舍在《我的創作經驗》中提到：‘27歲我到英國去。假若我始終在國內，我不會成為小說家——雖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說家。到了英國，我就拼命地念小說，拿它做學習英文的課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癢癢了。離開家鄉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過去幾年的生活經驗。為什么不寫呢?’”[2]。
有了寫作的念頭后，就要找一些“畫稿子”，那么為什么不師法中國的文學呢?其中一個原因是老舍受到五四文學革命的洗禮，他認為,自古以來的中國文學,只能按照孔孟的道理說話,按照賈陸韓蘇的技巧行,因循守舊“今古一致,思想與技巧大致相似,即使文體有些變化,也不過是平湖上微微的一些波紋已”[3]另外就是，新近讀的作品更能成為直接的源泉“新讀過的自然有更大的勢力，我決定不取中國小說的形式，可是對外國小說我也知道的并不多，想選擇也無從選擇起。好吧，隨便寫吧……況且呢，我剛讀了Nicholas Nickleby(《尼可拉斯?尼克爾貝》)和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外傳》)等雜亂無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膽放野;寫就好，管它什么。”[1]他于1925年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在國內的《小說月報》上發表，始載署名舒慶春，續載《小說月報》第17卷8號改署老舍。
1929年，老舍離開英國。但他并未立刻回國，而是去了新加坡。一是因為錢只夠到新加坡，二是想看看康拉德筆下的南洋。康拉德是老舍十分推崇的作家“《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得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它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略，我開始決定往“細”里寫。……我不僅打算細寫，而且要非常的細，要象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從任何地方起始它總會滾動的。”[1]1935年11月10日，發表重要文藝論文《一個近代最偉大的境界與人格的創造者》，這個創造者就是康拉德。到了新加坡以后老舍在一所學校任教。目睹了新加坡當時的社會狀況后，他放棄原先打算要寫的愛情小說，著手創作《小坡的生日》。《小坡的生日》幾乎是用兒童的白話寫成，“有了《小坡的生日》，我才真明白了白話的力量;我敢用最簡單的話，幾乎是兒童的話，描寫一切了……有人批評我，說我的文字缺乏書生氣，太俗，太貧，近乎車夫走卒的俗鄙;我一點也不以此為恥!”[1]這種“貧”也在老舍后來的創作中越來越成熟，形成了獨特的幽默語言。
老舍從新加坡歸國后先后在齊魯大學、山東大學任教，同時從事寫作，期間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貓城記》等。《貓城記》于1923年10月到1933年4月在《現代》雜志發表，小說中的“貓國”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老舍曾說《貓城記》是他的長篇小說中“最軟”的一本，簡直是“噩夢”。但是美國萊爾1970年在他譯的《貓城記》前言中認為：“首先，此書實際上比老舍自己說的要好。除了文學價值之外，它作為三十年代初期社會文獻資料來說，有極大的價值。”[4]這本《貓城記》的另外一個價值，就是它很好的體現了老舍所受外國文學的影響，以及對外國文學作品的借鑒。“蘇聯謝苗諾夫在1977年寫道：作者自己說他的這部書和威爾斯的《月亮上的第一批人》接近……但按其社會尖銳性，《貓城記》卻超過了威爾斯的作品。”[4]除了威爾斯《月亮上的第一批人》外，也不排除斯威夫特《格列夫游記》，阿里斯多芬《鳥國》，拉伯雷《巨人傳》，但丁的《神曲》的影響，老舍在《我怎樣寫貓城記》里說過《貓城記》是但丁的游‘地獄’,看見什么說什么”抗日戰爭爆發后到武漢和重慶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創作長篇《四世同堂》，并對現代曲藝進行改良。
1946年老舍、曹禺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在美國講學一年。一年后老舍繼續留在美國寫作。先后寫出《鼓書藝人》與《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在美期間，老舍先生口授，埃達?普魯伊特(Ida Pruitt)打字，兩人共同翻譯出《四世同堂》的英文譯本，英文書名叫The Yellow Storm。老舍在1949年2月9日，自紐約給一朋友的信中寫道：“《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譯。這就是為什么還未回國的原因……我想：出來一趟，若能有幾本書譯出，總算不虛此行……《離婚》譯本出版了，評者十之八九予以贊美，可是銷路很差!不管怎么說吧，《駱駝祥子》、《離婚》及《四世同堂》三書在美出版;《牛天賜傳》(熊式一譯)出版，有四書在國外印行，也算有了點交代。若不為等‘四世’譯完，我早就回國了。”現在我們出版的中文版《鼓書藝人》與《四世同堂》節譯本最后十三章，是由馬小彌根據英文本再翻譯回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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