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歌》賞析
《采薇歌》最早見于《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國君墨脫初的長子和幼子。歷史上表彰這兩個人，基于兩點：一是不貪權勢。孤竹君生前擬讓位給叔齊。在他去世后，叔齊讓伯夷，伯夷不受逃去，叔齊也不肯繼位而逃去，王位便由中子繼承。故晉代吳隱之詩《酌貪泉》說：“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二是反對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在逃離孤竹國之后，都去投靠西伯姬昌(周文王)。姬昌去世不久，其子姬發(周武王)起兵討伐商朝的末代君主紂。《史記·伯夷列傳》說：“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可見伯夷、叔齊兄弟倆是以家庭內部倡“孝”、廟堂之上倡“仁”來反對武王伐紂的。而在周朝建國后，寧可餓死，也不愿為周朝出力。在歷史上被認為是“舍生取義”的典型，因而備受后人稱贊。孔子說他們“求仁而得仁”，是“古之賢人”(《論語·述而》)，韓愈更作有《伯夷頌》的專文加以頌揚。《采薇歌》即是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之前的絕命辭，與其“叩馬而諫”武王伐紂的進言，同是最足以表現人物思想性格的言辭。
歌詞首句中的“西山”，指首陽山。首陽山，又名雷首山，在山西省永濟縣南。這是伯夷、叔齊隱居并最后殉身的地方。一、二兩句直陳登上首陽山的高處采薇充饑。薇，即巢菜，俗名野豌豆，蔓生，莖葉似小豆，可生食或作羹。這兩句用賦體，字句平淺，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卻包含有決不與周王朝合作這一態度鮮明的抉擇。所說的是采薇這一件實事，但也不妨看作是一紙“恥食周粟”的宣言。三、四句以議論出之，說明不合作的原因。認為武王伐紂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義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卻并不以此為非。以上幾句是夷、齊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場、態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對新建立的周王朝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以下轉入全詩的另一個層次，寫個人的歷史性的悲劇。神農、虞、夏時代都是歷史上的圣明之世;說神農、虞、夏轉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襯自己的生不逢時，由于找不到一個安身立命的立足點而充滿了失落感。“我安適歸矣”，故意用無疑而設問的語氣，增強了感慨的份量，與《詩經·魏風·碩鼠》的“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的寫法正不謀而合。結尾兩句是無可“適歸”的延伸和發展。唐人司馬貞串講末二句說：“言己今日餓死，亦是運命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幽憂而餓死。”(《史記索隱》)可以想見當伯夷、叔齊吟唱到此歌結尾時，雖已氣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搶地地大聲唱嘆，但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聲音很小甚至不甚連貫，仍然是會動情地頑強地唱出并長久地回響在首陽山的山涯水際的。
《采薇歌》是一首袒露心跡、毫不矯飾的抒情詩，也是一首愛憎分明、議論風發的政治詩。全詩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議論中滲透著卑視鄙棄周朝的強烈感情，在“我安適歸”與“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隱含有同周朝勢難兩立的清晰判斷。作品用語簡潔;結構上轉折自然，首尾呼應，一氣呵成：風格質樸，平實之中卻不失流利。總的說來，這是一首表現較為成功的歌謠體的小詩。至于如何看待這首詩的思想內容，歸根結底，是一個關系到如何評價武王伐紂的問題。孔子從道德自我完成的角度抽象地肯定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實際上，這是對武王伐紂的正義性的否定。從政治上看，褒揚伯夷、叔齊，等于是在提倡忠于一家一姓的愚忠，是符合歷代統治階級的統治需要而與歷史的進步格格不入的。在這一點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見解十分高明、通達。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又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所以孟子雖也多次稱頌伯夷，但仍給予“伯夷隘”(《孟子·公孫丑上》)的不客氣的批評。所謂“隘”，也就是器量太小，只求潔身自好，不能容人容物，也就是一種經過精心修飾的個人主義。上述孟子的幾段話，是對伯夷、叔齊以一己的思想道德原則作為立身處世的最高準則，而不能以人民大眾的愛憎為愛憎，從而站在了“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湯武革命”(《周易·革卦》彖辭)的對立面上的直接或間接的批評，同時也可看做是對這首表明夷、齊“義不食周粟”心跡的絕命辭《采薇歌》的思想內容方面的深中肯綮的評價。這樣看來，這首《采薇歌》盡管唱嘆有情，感慨深沉，從思想內容的角度評價，卻是并不值得加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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