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樓西老柳》白居易的詩原文賞析及翻譯
《勤政樓西老柳》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創作的一首五絕。此詩純由對句組成，首句以“半朽”描畫樹，次句以“多情”形容人，結尾兩句以“開元”和“長慶二年”交代時間跨度。全詩以柳寫人，借景抒情。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相關內容，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勤政樓西老柳》
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
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
譯文
風中一棵枝干半枯的大樹，馬上一個多情看樹的老人。
開元年間栽種的一個弱柳，如今已是長慶二年的早春。
注釋
勤政樓：在長安興慶宮西南，始建于開元八年（720），元和十四年（819）重修。
臨風：迎風；當風。《楚辭·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恍兮浩歌。”
駐馬。唐朱慶余《過舊宅》詩：“榮華事歇皆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
開元：唐玄宗年號，公元713年至741年。
長慶二年：公元822年。
賞析
勤政樓西的一株柳樹，是唐玄宗開元年間（注：開元年間為713年－741年）所種，至822年（唐穆宗長慶二年）已在百齡上下，當時白居易已五十一歲。以垂暮之年對半朽之樹，詩人自然會愴然動懷。東晉桓溫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種的柳樹都已經有十圍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對樹傷情，自古以來就是這樣。難怪詩人要良久立馬，凝望出神了。樹“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樹在詩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棄疾就曾寫過“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賀新郎·甚矣吾衰矣》）這樣情趣盎然的詞句。白居易看到這株臨風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憐，為了牽挽他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擺弄它那多情的長條。
詩的開始兩句，把讀者帶到了一個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樹就是詩人，詩人就是樹，既可以說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說半朽之樹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歸根到底都是詩人的自畫像，“樹”和“人”都是詩人自指。這兩句情景交融，彼此補充，相互滲透。寥寥十字，韻味悠長。
如果說，前兩句用優美的畫筆，那么，后兩句則是用純粹的史筆，作為前兩句的補筆，不僅補敘了柳樹的年齡和詩人自己的歲數，更重要的是，把百年歷史變遷、自然變化和人世滄桑隱含在內，這是詩人的大手筆。它像畫上的題款出現在畫卷的一端那樣，使這樣一幅充滿感情而又具有紀念意義的生活小照，顯得格外新穎別致。
創作背景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重修勤政樓。此詩作于重修勤政樓的第三年。勤政樓西的一株柳樹，是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所種，至唐穆宗長慶年間(821～824)已在百齡上下，其時白居易已五十一歲。以垂暮之年對半朽之樹，愴然動懷，因作此詩。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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