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生須調整就業觀 求職不只是薪酬問題
大學生就業中的結構性矛盾帶來的風險在于，國家、個人的教育投資和企業的需求都不能滿足。這對中國將是一個三輸的局面。
中國社科院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都陽為中國就業市場的奇怪現象所吸引。在珠三角、長三角等東南沿海地區，鱗次櫛比的民企承擔著全球分工中的世界工廠角色，它們對勞動力需求強勁，吸納大量農民離開土地，向工廠轉移。至少在2003年之前，源源不斷的農民工，仍在廠房外等待進入，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看起來還是無限供給的局勢。然而2003年之后，民營老板突然發現，廠房外面等待進入的身影消失了。2004年，2005年，2006年，有的老板拿到了更多的訂單，卻不敢上馬新的生產線，因為招不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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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從漸露苗頭到“荒成一片”的三年，正是中國大學生就業問題日趨嚴峻的三年。浙江生產玩具的民企老板因為人手不夠，面對歐美圣誕訂單一籌莫展的時候，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正為找一份滿意的工作轉戰南北，他們散布在為找工作而租下的“十元房”內，同樣一籌莫展。
兩個就業市場的行情如此高度悖反，讓人如同置身兩個截然不同的環境。
當都陽開始關注“民工荒”的時候，他在農村的調查發現，青壯年們并沒有返鄉，勞動力緊張似乎預示著中國勞動力供需的拐點即將出現：“當中國新增人口下降，新增的GDP卻保持增長時，新增勞動力會出現短缺。從人口年齡結構來說，2006年中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其后處于遞減趨勢，到“十一五”末期，新增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到800萬人。”都陽說，“整個‘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長與就業彈性關系表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可能會出現一個轉折，以前的產業結構和就業彈性也會發生變化，出現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升的情況。”
對制造業勞動力短缺和“大學生就業難”并存，都陽的發現是，“中國存在兩個勞動力市場。一個是高層次、正規的，另一個是次一級、非正規的。農民工大都進入后者，大學生則要求進入前者。‘民工荒’與‘就業難’并存，除了兩個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狀況不同，也反映出兩個勞動力市場的分裂。”
習慣上，中國人將這兩級勞動力市場區別稱呼為：人才市場(正規、較高層次)和勞動力市場(非正規、次級)。根據調查，2006年大學生薪資期望值(月薪1000元)甚至低于農民工的期望值(月薪1100元)，但這并沒有促使大學生大量進入勞動力市場，和農民工競爭職位。
勞動力市場分割同樣存在于其他國家，是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但中國的分裂更為顯眼：有行業、職業之間的分割，地域、城鄉之間的分割，還有單位所有制之間的分割。經濟學將分裂的勞動力市場中大學生就業難解釋為：不是數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
輿論似乎都傾向于說服“大眾教育”時代的大學生們放下身段。倡言擴招的亞洲開發銀行經濟學家湯敏就說，大學生“就業難”，是繼國企“陣痛”后，改革帶給高等教育的“陣痛”。大學畢業生必須調整就業觀和就業期望值，樹立大眾化的就業觀。
都陽也字斟句酌地表示了他對中國大學生就業難的保留態度：“勞動力短缺現象與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并存，讓人不知道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到底能嚴重到什么程度。”
分裂的勞動力市場作為一個現實的障礙，短時間內難以消除。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文東茅曾提出三種緩解問題的思路：按照工資競爭理論，降低畢業生工資水平促進就業；按照工作分層理論，促使畢業生接受較低層次就業市場提供的工作；根據工作競爭理論，降低畢業生對工作的期望值。但他承認，要打破兩個勞動力市場間的間隔，尚屬難事。
在中國，“第一次就業將影響一個人終身的職業發展軌跡。因此，高校畢業生對自己的初次就業非常謹慎，通常不愿意到西部和農村就業，他們擔心一旦在這些地方就業將很難再回到東中部和城市；他們也對集體、私營單位和個體單位多存戒心，因為這些單位不能像國有單位一樣解決戶口、干部身份、職稱、保險等問題，一旦將來想離開這些單位到國有單位就業將有諸多困難。應該說，在目前的情況下，畢業生的這些擔心并非沒有原因。因此，只有打破各種人為的制度造成的隔離，使畢業生就業之后仍然擁有擇業的機會和自由，才會促使更多的畢業生敢于接受合同制的、臨時性的工作，才會敢于到西部、農村及最需要人才的中小企業和民營單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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