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林則徐的故事
林則徐，福建候官人。早年家境貧寒，受過良好的教育。嘉慶十六年賜進士。在為官40年中，他“經世自勵”，廉潔奉公;又重視水利事業，救災賑民。他最大的功績是領導了中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指揮了抗英斗爭，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的尊嚴，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愛國者。同時，他編譯《四洲志》等外文書籍、資料，開創了中國近代學習和研究西方的風氣，是中國近代維新思想的先驅。
林則徐(1785—1850年)，字元撫，又字少穆、石磷，溢號文忠。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出生在福建候官(今福州市)一個下層封建知識分子的家庭里。父親林賓日，以教讀、講學為生。僅靠父親教私塾的微薄收無法維持生活，于是，母親用手工勞動來分擔家庭的困窘。
在科舉時代，林則徐的父母指望自己的兒子能在仕宦之途發達上升。林則徐性聰穎，在4歲時便由父親“懷之入塾，抱之膝上”，口授四書五經。在父親的精心培育下，較早地讀了儒家經傳。嘉慶三年(1798年)，他14歲中秀才后就到福建著名的鰲峰書院讀書，受教于具有實學的鄭光策和陳壽祺。在父親和親友的影響下，開始注意經世致用之學。嘉慶九年(1804年)，20歲中舉人。父親的淳淳教導使林則徐的學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此后由于家庭日難，外出當私塾。在十一年(1806年)秋，應房永清之聘到廈門任海防同知書記。這里的鴉*煙毒引起他的注意。次年初，受新任福建巡撫張師誠的賞識招入幕府。他在張幕中獲知了不少清朝的掌故和兵、刑、禮、樂等知識以及官場經驗，為他日后的“入仕”準備了些必要條件。
嘉慶十六年(1811年)，林則徐會試中選，賜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開始進入了官場，實現了父母所斯望的入仕做官。十九年(1814)授編修。此后歷任國史館協修、撰文官、翻書房行走、清秘堂辦事、江西、云南的正副考官、江南道監察御史。在京官時期，他矢志做一個濟世匡時的正直官吏。于是，他“文學而潛修”。為了通于政事，“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在京師為官七年中，他廣泛搜集元、明以來幾十位專家關于興修畿輔水利的奏疏、著述，寫了《北直水利書》。書中明確指出“直隸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農為天下本務，稻又為農家之本務”。認為只有發展華北水利，提倡種稻，就地解決漕糧，才能合理解決南糧北運及由此產生的漕運積弊問題。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林則徐曾在京參加過一些士大夫“雅歌投壺”的文藝團體“宣南詩社”，結識了龔自珍、魏源等人，在詩社里進行詩文酬唱活動。
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林則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他積極甄拔人才，建議興修海塘水利，頗有作為。但他感到仕途上各種阻力難以應付，曾發泄“支左還絀右”“三嘆作吏難”這樣的苦悶。終于在次年七月借口父病辭職回籍。林則徐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但由于性情過于急躁，請人寫“制怒”大字懸掛堂中以自警。
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復出，到浙江受任江南淮海道，未履任前曾署浙江鹽運使，整頓鹽政，取得成效。林則徐受到道光皇帝的寵信，很快跨入官場上青云直上時期。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提任江蘇按察使。在任上，他整頓吏治、清理積案，平反冤獄，并把鴉*毒害視為社會弊端加以嚴禁。江蘇這一年夏秋之際大雨成災，松江饑民聚眾告災，洶洶將變。林則徐反對調兵鎮壓，親自赴松江安定災民，采取一系列救災措施，緩和了階級矛盾。年底入覲歸來，署江寧布政使，讓林則徐負責全省災賑事務。但道光四年秋，林則徐先后遭父母喪，在籍守制。直至十年正月再度出仕。
道光十年(1830年)服喪完畢。從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則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寧布政使。“—歲之中，周歷三省、所至貪墨吏望風解緩。疆臣重其才，皆折節傾心下之。”他為清朝統治的長遠利益，銳意整頓財政，興修水利，救災辦賑”，“一時賢名滿天下。”十月，升任河東河道總督。面對關系到河道民生重大問題，決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節，工固瀾安。”為了治理黃河，親自頂著寒風，步行幾百里，對備用的幾千個治水商梁秸進行檢查，還將沿河地勢，水流情況。繪畫張掛，便于了解和治理。林則徐辦事認真，一絲不茍的精神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調任江蘇巡撫。從這一年起到十六年間，他對農業、漕務、水利、救災、吏治各方面都做出過成績，尤重提倡新的農耕技術，推廣新農具。他在實踐活動中認識到：“地力必資人力，土功皆屬農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疇多一分之利賴。”林則徐這種農耕思想，是在實際考察中體驗出來的。道光十二年(1833年)，江蘇大水災，林則徐不顧報災限期和朝廷斥責，詳盡陳述災情，呼吁緩征漕賦，提出“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請求，這對發展生產，蘇息民困在客觀上起了有利的作用。同時，他分析水災原因是由于吳淞江、黃埔江、婁河及與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于是決定興修白茆河、婁河，還修建海塘，這些在我國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在這一時期，林則徐對清王朝的財經政策、貿易政策提出異議，反對一概禁用洋錢，并第一次婉轉地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鑄銀幣，建立本國銀本位制度的主張。這是中國近代幣制改革的先聲。這也是適應政治經濟形勢變化，保護本國工商業者，保護民族經濟獨立發展，抵制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先進思想。
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升湖廣總督。面對湖北境內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濫成災，林則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漢數千里長堤，安瀾普慶，并支河里堤，亦無一處漫口，”對保障江漢沿岸州縣的生命財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林則徐整飭吏治，嚴懲貪贓枉法。“要正人，先正已”。“身教重于言教”，林則徐十分注意嚴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則，處處為人表率。在出任湖北布政時，入湖北發出《傳牌》，禁止沿途阿諛奉迎，借端勒索。在總督任內，仍保持“一切秉公辦理”的作風。林則徐辦事兢兢業業，是當時官場中最廉明能干、正直無私受群眾愛戴的好宮。
當時鴉*問題漸成為政治性爭論問題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倡“馳禁論”，請準民間販賣吸食，使鴉*私運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鴻爐寺卿黃爵滋提出“嚴禁論”，以重治吸食為先。林則徐曾向朝廷上奏，請求嚴禁鴉*。未等皇上批示，就開始在全省厲行禁煙，收繳煙土、煙膏與煙具，并配制“斷癮藥丸”，供人戒煙，成效卓著。隨后又一道奏折，力陳煙禁特別是杜絕鴉*來源的重要性和禁煙方略，并針對反對派的駁斥強調說：“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后，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舉棋不定的道光帝認識到嚴禁鴉*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嚴禁主張，決定禁煙。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粵查辦禁煙。
入廣州之前.林則徐先弄清廣州受鴉*毒害情況，查找各家煙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廣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則徐會同鄧延楨等傳訊十三行洋商，責令轉交諭帖，命外國鴉*販子限期繳煙，并具結保證今后永不夾帶鴉*，他還嚴正聲明：“若鴉*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絕交出，經過堅決的斗爭，挫敗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鴉*販子，收繳全部鴉*近2萬箱，約237萬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門海灘上當眾銷毀。這就是聞名世界的虎門銷煙，林則徐領導禁煙運動的勝利，是中國人民反侵略斗爭史上第一個偉大勝利，這一壯舉，維護了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增長了中國人民的斗志。
林則徐在廣州查鴉*的過程中，意識到英國會發動侵略戰爭。為了戰勝敵人，需要知己知被。他經過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變敵人的長處為自己的長處，即魏源歸納闡述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于是林則徐親自主持，組織翻譯班子，把外國人講述中國的言論翻譯成《華事夷言》，作為當時中國官吏的一種“參考消息”;為了了解外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將英商主辦的《廣州周報》譯成《澳門新聞報》;為了解西方的地理、歷史、政治，又組織翻譯了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為《四洲志》，這是我國近代第一部比較系統介紹西方地理的書;還翻譯瑞士法學家瓦特爾的《國際法》。其中一條規定：“各國有禁止外國貨物不準進口的權利。”說明中國禁煙完全合乎《國際法》。在軍事方面，著手加強和改善沿海一帶防御力量。林則徐專門從外國買來200多門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臺上。為了改進軍事技術，又搜集并組織了大炮瞄準法，戰船圖書等資料。林則徐敢于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的精神，受到人們高度贊揚，被稱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個人。”雖然林則徐對西方認識比較膚淺，接觸西學的目的是出于外交、軍事需要，但畢竟開創了中國近代學習和研究西方的風氣，對中國近代維新思想起到啟蒙作用。
英國殖民者不肯放棄罪惡的鴉*貿易，而且蓄謀要用武力侵略中國。林則徐在廣東一邊禁煙，“邊積極備戰，修建炮臺，拉攔江木排鐵鏈，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漁民編成水勇，屢敗英軍的挑釁。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龍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擊戰的勝利。道光帝盲目驕傲，下旨停止英國貿易。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則徐任兩廣總督。鴉*戰爭爆發后，定海失陷，琦善到廣州，與林則徐反其道而行之。在英侵略者威脅利誘下，擅自簽定割讓香港，賠償煙價六百萬元的《穿鼻草約》。但他卻把這一切都歸罪于林則徐。
林則徐抗英有功，卻遭投降派誣陷，被光緒帝革職，“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他忍辱負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在赴戌途中，仍憂國憂民，并不為個人的坎坷而唏噓，當與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別時，在滿腔憤怒下寫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激勵詩句。這是他愛國情感的抒發，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寫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則徐不顧年高體衰，從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萬里”，實地勘察了南疆八個城，加深了對西北邊防重要性的認識。林則徐所譯資料中發現沙俄對中國的威脅，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國防思想，成為近代“防塞論”的先驅。于是他明確向伊犁將軍布彥泰提出“屯田耕戰”，有備無患。他還領導群眾興修水利，推廣坎兒井和紡車，人們為紀念他的業績，稱為“林公井”“林公車”。林則徐根據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結合當時沙俄脅迫清廷開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脅的嚴重性，臨終時尚告誡“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林則徐的遠見卓識，已被后來的歷史所證實。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林則徐，調任陜甘總督、陜西巡撫、云貴總督。在任滇都時，他提出整頓云南礦政，鼓勵私人開采，提倡商辦等主張。這反映出他的思想中包含著萌芽中的資本主義思想。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辭歸。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為進剿太平軍，再任命他為欽差大臣，督理廣西軍務。在赴任途中，于十月十九日(31日12日)暴卒于潮州普寧縣，終年66歲。死后晉贈太子太傅，謚文忠。
林則徐從政40年，歷官13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階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雖然作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鎮壓過少數民族起義，但在中華民族面臨淪入半殖民地的緊要關頭，他挺身而出，“置禍福榮辱于度外”，堅決實行禁煙，抵抗外國武裝侵略，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還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發展民族工商業。這是他一生活動和思想的主流。林則徐不愧是中國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林則徐生平愛好詩詞、書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鈔》、《云左山房詩鈔》、《使滇吟草》和《林文忠公政書》等著作。所遺奏稿、日記、公牘、書札、詩文等，建國后輯為《林則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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