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名人故事
宋朝大將狄青打仗的故事
元昊稱帝反宋以后，宋仁宗抽調一批禁軍到陜西去幫助防守。在這批禁軍中，出現了一個英勇善戰的將領，他就是北宋名將狄青。
狄青是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陽)人，本領高強，擅長騎馬射箭。他剛到陜西，還是一個低級軍官。當時，將士大多膽小怕死，只有狄青藝高膽大，因此經常擔任先鋒。
狄青打仗的時候，有個特點。他每次上陣，都披頭散發，臉上罩著一個銅面具。他在敵陣中往來沖殺，勇猛異常，西夏軍沒有一個抵擋得住，以為是天神天將下凡，因此給他起了一個外號，稱他“狄天使”。
狄青打仗，也很有智謀。有一次，狄青率領少量軍隊，在涇原和西夏軍作戰。西夏軍人數很多，狄青想，敵眾我寡，如不采用奇計，無法取勝。于是，他下令軍中，出戰時不用弓箭，都拿刀槍，以鉦(古代軍隊中所用的打擊樂器，用銅制成)聲作為號氣，第一次敲鉦，全軍停止不動;第二次敲鉦，全軍退卻，但仍排好陣勢;鉦聲一停，全軍轉身向前，大喊大叫，向敵軍沖殺過去。宋軍士兵還都按照這一辦法，作了演習。
第二天，宋軍出戰。他們還沒有跟西夏軍接戰，軍中第一次鉦聲就響了，宋軍士兵全部停下來不動。第一次鉦聲剛過，第二次鉦聲又響了，宋軍士兵又突然退卻了。西夏士兵一向懼怕狄青，這次看了宋軍的出戰情況，不覺大笑說：“哪有這樣的打法，誰說狄天使勇猛善戰!”
就在這時候，宋軍的鉦聲突然停止了，宋軍將士頓時轉過身來，大聲喊殺，沖入西夏軍陣中。敵人措手不及，亂成一團，嚇得四散逃奔，很多人都自相踐踏而死。這一仗，狄青以奇計制敵，取得了大勝。
陜西有個官員，和狄青談論軍事，非常賞識他的才能，就把他推薦給韓琦和范仲淹。
韓琦和范仲淹召見狄青，向他問了一些問題，覺得他確是一個人才，只是讀書不多，缺少見識。
于是，范仲淹就勸告他說：“你如今當了將官，要多讀點書才行。做將官的，不知古今，不懂兵法，只是個人之勇，怎么能為國家建立更大的功業呢?”
狄青聽了，連連點頭，便請范仲淹指點。范仲淹就拿出一部《左氏春秋》，送給狄青，要他先好好了解古代的一些戰爭歷史。
狄青非常感激地接受了這部書。打這以后，他刻苦學習，讀完了這部《左氏春秋》，又讀完了秦、漢以來的很多兵法著作。他的軍事學識更豐富了，名聲也更大了。
他在西北的四年當中，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二十五次，身上受了八次箭傷，也為宋朝立了不少功勞。
宋仁宗對狄青很看重，除了提升他以外，還很想召見他。恰巧西夏軍又侵犯渭州，狄青要去抗敵，不能去京城。宋仁宗只好叫人給狄青畫了肖像，送到朝廷。
后來，北宋和西夏訂立了和議，宋仁宗才把他調回京城，讓他擔任了馬軍副都指揮使。
狄青出身士兵。宋代為了防止士兵逃跑，在他們臉上刺上字，再涂上墨做記號，皮膚上留下青黑色的字跡，稱做面涅。狄青當過小兵，臉上也留有面涅。
宋仁宗召見狄青，看到他臉上的面涅，覺得跟他如今的身份很不相稱，便命他敷上藥，把臉上的字跡除掉。
狄青不同意這樣做。他回答說：“陛下不問我的出身低微，按照功勞提拔我，我才有今天這樣的地位。這些字跡，我愿意留著，讓士兵們看了，知道應該發奮向上。”
宋仁宗聽了，非常贊賞，對他也更加看重了。
西夏戰事平息后不多幾年，南方又出現了一個割據政權。廣源州酋長儂智高起兵反宋，他攻占邕(yōng)州(今廣西南寧)，建立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隨后又一連攻下了九個州，還進犯廣州。宋朝的許多守城官吏，嚇得丟掉城池逃跑了。有些地方的百姓逃到山谷中避難，儂智高追到山谷中，放一把火，把避難者一齊燒死。
宋仁宗非常憂慮。狄青就上書朝廷，請求前去作戰。第二天，狄青上朝，對宋仁宗說：“臣出身行伍，沒有別的可以報答國家。我只要帶領一支精銳騎兵，再調撥一些禁軍，就可以平定儂智高。”
宋仁宗馬上任命狄青為宣撫使，率領三萬人馬前去。第二年，狄青攻破了邕州。儂智高逃到大理，被殺死了。
狄青平定儂智高割據政權，又立了大功。宋仁宗拜他為樞密使，讓他掌管軍權，還賞賜他一所住宅。
宋朝蘇軾的故事
蘇軾是個悲劇人物。他重氣節、有志向。博通經史，關心時事，以圖強國。21歲那年中進士，沒想到剛剛踏入仕途，便卷入了一場沒完沒了的政治浪潮之中。
蘇軾做主簿、簽判一類地方官的時候，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蘇軾反對“新法”。他寫了幾篇文章如《商鞅論》、《擬進士廷試策》，或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或是借題發揮，旁敲側擊，而在《上神宗皇帝》萬言書中則是公開的全面攻擊了。
王安石是敬重蘇軾的，認為蘇軾“乃當今奇才”。雖然，蘇軾和他政見不同，但王安石畢竟是王安石，他和蘇軾的交情依舊。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一些新王安石的人不停地在打蘇軾的小報告，在王安石的耳邊添油加醋地“如此這般”、“這般如此”。“三人成虎”，王安石便也有些相信了。待皇上問“可用蘇軾時”，王安石說：“如果要推行新法，就不能重用蘇軾”。蘇軾呢，也感到京城難呆，便再三請求外調。之后幾年，他做過通判杭州、密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待王安石罷相，追求高官厚祿的投機者越來越多地混入變法派。嚴肅的政治斗爭部分地變成了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傾扎和報復。蘇軾成了其中的不幸者。諫官李定等人摘出他一些諷刺新法的詩句，加以彈劾，他被捕入獄，這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過了七年，司馬光等舊黨上臺，蘇軾雖未能完全消除對王安石變法運動的敵意，但又不滿于司馬光舊黨集團的倒行逆施、舊黨中的一些人便把他看作第二個王安石，他在舊黨中也無法容身，于是又請外調。到宋哲宗執政、新黨再度上臺，蘇軾的日子一天比一到難過，一貶再貶，從惠州直到遙遠偏僻的海南島，后死在遇赦北歸的途中。
蘇軾的過錯：一是在于他敢講真話，他自稱“言必中當世之過”，說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濟世之實用”。他欽慕屈原、諸葛亮那樣經世濟時的人物，想做一個風節凜然、敢作敢為的儒者;二是小人作怪。蘇軾才華過人，正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行高于眾，眾必非之”。他對王安石有意見，對司馬光有看法，那些伺空獻媚取悅，以謀榮升的小人們看得清清楚楚。等到時機已到，或說蘇軾非議新法、譏蔑王安石，或說蘇軾不滿舊黨，痛罵司馬光等等。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人向皇上反映道：“蘇軾四年前護送父親靈柩回川妄冒公差，往還以舟載物，販賣私鹽”，皇上將信將疑，命人查辦，均無所得時，轟動一時的“蘇案”才算了結。可惜，蘇軾無辜蒙冤，閉門待罪，心有怨氣而無可奈何。
蘇軾才高德重，卻不善走“鋼絲”，那樣為求活而求活，對他來說很難活著，就算勉強活著，也會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值得。
生命，有相同的開端和相同的歸宿，不盡相同的是生命的過程。這其中，有崇高、有偉大、有卑劣、有渺少……
蘇東坡與王安石的私人恩怨
說到蘇東坡的敵人，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
蘇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蘇洵和弟弟蘇轍、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蘇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王安石的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歲的蘇東坡參加制舉，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出任考官。蘇東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許多觀點正好與王安石兩年前向仁宗所上的萬言書截然相反。眾考官都欣賞蘇東坡的“文義燦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卻斥責蘇東坡之文“全類戰國文章”。王安石隨后還在任蘇東坡為福昌縣主簿的制文中說:“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后不違于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雖是代朝廷立言，但也顯示了他本人對蘇東坡的不滿之意。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蘇洵還寫了《辨奸論》暗刺王安石矯飾反常、不近人情的舉止，并預言他必將禍害天下。七年以后，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并斷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是人也!”呂誨的話與《辨奸論》如出一轍，可見蘇洵事實上是代表舊黨發出了攻擊王安石的第一聲。蘇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蘇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蘇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王安石則把蘇東坡視為隱然的強敵，必欲把他驅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寧二年(1069年)，蘇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蘇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卻竭力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蘇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蘇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蘇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蘇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三年前蘇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蘇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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