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讀后感
“大學之道”四個字，說明孔子言論的著眼點與《禮記·學記》、《白虎通·辟雍》之類的史筆文字不同，概乎言之所表達的主要是孔子個人對古之大學的宗旨、功能及主要特征的理解。但孔子抓住了古之大學“學為君”、以先王為政之道為訴求的本質，加上其虞、夏、商、周諸古圣先賢的為治之實有著的，①春秋以降禮崩樂壞的社會變動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的總結朱子所謂“三綱領”與解析朱子所謂“八條目”才能超越簡單的文獻學意義，提煉出了王道政治的模式，而且指出了在了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承繼其精神的方法和途徑，使得《大學》短短的文字成儒家乃至整個文化中地位獨特的經典。當然，這對《大學》的理解和定位。下面即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的分析，來對此驗證。②
先說“明明德”。德者得也。從學的角度說，得，是得自于圖騰。在圖騰崇拜中，先民都相信自然的某種動植物與某種特殊關系，生命個體源于它又復歸于它，在生命的過程中，個體即叫MANA的神秘物質與之相聯。有人類學家，“天生德于予”中的德，“道在我躬”的道，與MANA“沒有不同”。③這是頗有道理的。
但由得自圖騰的神秘物質得，轉進為社會價值屬性的品性德是經歷有人文的發展和提升的。“德”的與“天”溝通，與“明”搭配這一過程中值得關注的或事件。農業經濟的生產中人們靠天吃飯，自然之天很容易就被賦予化育萬物的慈父形象和仁者品格。當天被視為萬物根據的時候，人的“則天而行”的愿望和期望很自然就被人應當順應內在于人的“得”或“德”邏輯理路來論證和說明。
二者同物異指，互相又互相區別。說，“得”主要表征人之與天的關系，是神秘的規定，則“德”主要表征人與人的關系，是良善的。人事實上并無先驗的善之稟賦。上只是自利自為的生物，其的善惡是很難把握預測的。王道政治時代之“競于道德”是因為當時的歷史情勢使然。后來時移世變，社會博弈的游戲規則種種原逐漸向“爭于氣力”“逐于智謀”方向演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選擇或采用何種手段策略行動，主要取決于其所能帶來的自我及其所屬群體的福利增量之大小。在早期社會，博弈是以部落為展開。就部落之間的競爭而言，冷兵器時代的攻城掠地風險非常高，而“讓”反而容易使天下“共主”，從而眼光長遠的部落領袖們所的策略選擇。①《論語·堯曰》即謂：“寬則得眾，信則民任，敏則有功，公則悅。”當然，孔子沒有對這些命題有效的條件或條件性給出說明。
在部落內部，個體之間血緣相同，組織的規模也較小，付出與回報容易維持對稱均衡，“以道為術”能夠為部落帶來較高的行動，從而使得選前述策略的部落在競爭中優勢位置而勝出。《左傳》成公二年云：“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正義》曰：“禹、湯、文、武四王之王天下也，立德于民而成其同欲。”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的“命定論”有助于賦予君主神性，有助于管理從而其合法性的話，那么“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命正論”則必將因其在現實的社會運作過程中顯示出更高的而對前者的取代。②當然，取代并不意味德與天的聯結即便告中斷，而只能說是人文和理性的色彩更濃更重了。
這“德”、“明德”、“明明德”產生的語境。“德”就其得之于天而言，它是“應然”的性；就其施之于人而言，它是美善的根據。所謂“明德”將本之于天的應然之美善落實為。《詩·魯頌·泮水》：“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明明魯侯，克明其德”。這些詩句所指涉者偏于人君主與天的關系能夠順應天之意旨。《書·康誥》“明德慎罰”中的“明德”意義與此不同，但仍一脈相承。《左傳》稱：“明德慎罰，文王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這里的“明德”一詞，顯然按韋昭的理解更合適。③韋昭注《國語·周語上》“先王耀德不觀兵”謂：“耀，明也。明德，尚道化也。”指的是以道化民的行政措施。
說“明德”和“克明其德”意義如彼，那么，“明明德”又當如何解讀才于義為允切呢？簡單地說，“明德”主要是天而為言，即君主根據上天好生之德以道化民眾；“明明德”則主要是古圣先王而為言，即貴族弟子效法古圣先王的施政之方，將有“成命”在身的貴族弟子先天所具的德性呈現。
貴族子弟之德異于尋常人等至少在當時是社會的共識，它是由后天的建構才得以的。《詩·大明》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特殊之德亦謂“明德”，作美德解。其來歷亦與“尚道化”：“明明在下，赫赫在上。”鄭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征應炤晢于天，謂三辰效驗。”上天可以察知之謂“明”。由“明明”之見信于天而使“明德”之“明”語意上生成美好之義，即由善而轉換成美自是自然而然。《書·君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王室子弟來說，既美好又神圣的“明德”已是與生俱來的資質了。④
但此“明德”資質，就如同當初得之于天的德一樣，仍然是有待于來證明或"懋昭"的。《詩·昊天有成命》所述頗適合用以詮釋此情境。“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鄭箋》云：“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信順天命，不敢懈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已有“王命”，但仍須“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成此王功”，兌現其與天之間的契約，以天命。《正義》云：“《中侯·苗興》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既信，必將順之。”因為商紂曾經“居天下之大位，而又殷之正嫡，以其為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通達于四方，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為天命難信也。”《大學》的傳文也引《詩》來說明這點：“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
可以說，“明明德”是要喚醒的神性自覺責任感或使命感，順信天命以行，而言要承繼先王志業，以道化民。《大學》傳文在對“八條目”逐條疏解后即總結道，“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宋汪焯編《曾子全書》時將此篇定名為“明明德”，應該說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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