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東南苗族古歌生態倫理思想

時間：2024-10-19 12:23:22 論文范文

黔東南苗族古歌生態倫理思想

　論文關健詞:貴州玲東南　苗族　苗族古歌　生態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貴州外東南苗族至今流存著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苗族古歌，雖然這些古歌并非苗族關于原初歷史的真實記載，但其中關于人與自然關系、人與動物關系以及人口與生態平衡的樸素認識，卻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并且這些思想為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貴州黔東南苗族至今流傳著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苗族古歌，民間叫“古史歌”、“古老話”，學術用語稱“史詩”。這些古歌的內容包羅萬象，從宇宙的誕生、人類和物種的起源、開天辟地、初民時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大遷徙、苗族的古代社會制度和日常生產生活等，無所不包，成為苗族古代神話的總匯和苗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黔東南苗族古歌并非苗族關于原初歷史的真實記載，但其中關于人與自然關系、人與動物關系以及人口與生態平衡關系的樸素認識，卻蘊含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并且這些生態倫理思想為當地苗族生態倫理意識的形成以及生態環境的保護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一、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

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我國傳統文化中素有“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思想，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中國許多少數民族的觀念中，也把人類看作是自然共同體中的普遍一員，認為人與自然不僅是資源關系，更是根源關系。

貴州黔東南地區的苗族在《苗族古歌·開天辟地》中，借用盤歌一問一答的形式，提出萬物的統一本源為云霧，人類祖先(一說認為是苗族祖先)姜央是云霧經過一系列演化生成天地萬物后，由楓樹心(干)生下的蝴蝶所生，其人類起源譜系可簡化為“楓木一蝴蝶一人”。這雖然沒有科學根據，但苗族從對自然界的直觀體驗中得出的關于人類起源的樸素認識，卻揭示了一個樸素的生態倫理理念:人類是由客觀實在的一系列自然物種演變而來的，人類是大自然之子，是自然界自身長期演化的結果。

既然人類源于自然，是大自然之子，人類就應該尊重自然，與自然萬物平等共存，和諧共生。黔東南苗族古歌通過對大量自然物的擬人化，把自然萬物理解成與人一樣有喜怒哀樂等情緒變化的生命體，表達了人類這一大地之子對自然萬物的尊重與友善。比如對太陽的認識，苗族古歌中描寫她有感知能知痛知癢，她任性、淘氣，還時常不聽規勸。這些特征都是人才有而其他物體不可能具備的，但苗族正是這樣以自己的思維去理解這些自然物，把它人格化。黔東南苗族不僅將太陽賦予人一樣的靈性，他們還把人的靈性賦予其他自然物諸如天上的月亮、星星、雷電，地上的山石、花草、樹木等身上，把它們看作是人類可敬可愛密不可分的伙伴。

在日常生活中，黔東南苗族常常把自然萬物賦予人的靈性尊重之，并與之平等共處，他們甚至還把大自然視為神秘而敬畏的對象。這種敬畏主要表現為對自然物的種種崇拜，其中比較典型的有樹崇拜，即將一些高大挺拔、枝繁葉茂的古樹看作是依附著神靈的“神樹”加以祭拜，孩子多病或孩子較少的人家，都讓小孩拜祭神樹，以求神樹的保佑。如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槍手部落”的黔東南豈沙苗族，他們熱愛自然、親近樹林、崇敬樹神，認為每棵大樹都有一個靈魂，是祖先的化身，正是這些靈魂的庇護才使他們的村子人畜興旺、年年平安，認為人類只有服從自然、愛護森林才會得到神的保佑，否則將會受到懲罰和報應。黔東南苗族這種認為樹木有靈魂、有意識的觀念，在《苗族古歌·運金運銀》中有相關描述:人們砍大樹造船運金運銀，但是砍了半天也砍不倒，就懷疑是“樹子腳下有螞蟻，樹梢枝頭有鬼怪，樹子才會砍不倒”。于是，砍樹的魯猛“嘴里咬著芭茅草，頭上反戴三腳架，斜眉怪眼來砍樹”，才把樹砍倒。此外，黔東南苗族還有把個別巨石、路橋、巖洞等自然物當作“神靈之物”加以崇拜的。如雷公山掌坡村崇拜的巨石有四處，其中三處是為求子，或以孩子拜寄而祈求消災脫難的，另一處是祈求消除耳病的。路橋崇拜則普遍流行于黔東南苗族群眾之中，橋的形式有簡單也有復雜的，簡單的則只要在平路或溝道上鋪上石塊或木板即可作為橋，有的甚至在家中的地板上鋪設，在過年過節的時候加以祭拜。

　　二、關于人與動物關系的認識

關于人與動物的關系，黔東南苗族古歌中提出了人、神、獸同源共祖的說法，認為人與動物是兄弟般的親情關系。在《苗族古歌·十二個蛋》中，楓香樹因被誣陷而遭砍伐，楓香樹心(干)變為妹榜妹留(即蝴蝶媽媽)和燕子等。蝴蝶媽媽與水泡成親，生下十二個蛋，孵出姜央和雷公、龍、虎、牛、蛇、大象等眾兄弟。姜央與雷公、龍、虎等既是同母，則相互之間具有難以割舍的血緣關系，彼此之間無疑就是手足兄弟之關系了。正是基于這種觀念，至今一些黔東南苗族在打獵前，要先焚香紙祈求神靈保佑。而獵得野獸后一般要先讓人折一把芭茅草從頭向尾刷，并且數說它的罪狀后才能動，因為在他們眼里飛禽走獸有同胞兄弟情誼，兄弟之間不能傷害，如果無緣無故的殺死它們，有朝一日會受到神靈的怪罪。這種對獵物的處置方式在《苗族史詩·溯河西遷》有這樣的描述:

射死巖鷹落地上，叫誰來審判，數說了它的罪狀，才能剖來吃?叫鷗鶴來審判，鵑鴿身上黑，不敢數說它罪狀。叫黃鶯來審判，黃鶯身上黃，黃鶯不敢判，不敢數說它罪狀。叫燕子來審判，許他吃心肝。他說只要鷹下巴，因此得到美名傳，傳揚了九次枯臟，六代人頌贊到今年。……(燕子審判道)“你住你的地方，我們造我們的船。跟你往天沒有仇，近日沒有冤，你卻要吃我們爹娘，箭才射到你身上。”

雖然黔東南苗族處置動物的這種方式幾無科學可言，但客觀上卻能防止濫殺濫傷動物，對保護動物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黔東南苗族古歌中，不論是以祖先面貌出現的蝴蝶，或是古歌中作為普通成員出現的老鷹、螃蟹、水獺、青蛙、蜜蜂、黃牛等等，苗族先民們都把它們看作是一個家庭里的不同成員，彼此和諧相處。如(苗族古歌·運金運銀》中有關金子銀子“滾落下東方”的過程中，娃娃魚、蜜蜂、蜘蛛、山雀等動物紛紛喊叫著“金子和銀子，滾滾下東方，都去堵水口，快把金銀攔”，描繪了一幅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的勞動場景，反映了苗族勞動人民與自然萬物之間的伙伴情懷。

而《苗族史詩·打殺娛蛤》中這樣描寫人類祖先姜央與眾動物踩鼓跳舞的喜鬧場面:

姜央丟開犁，把牛放在田當中，跑上田坎來踩鼓。鼓聲咚咚響，往前跳三步;鼓聲響咚咚，往后跳三步，他會跳不會轉身，會轉身不會轉調，暢游的飄蟲來教他轉身，飛舞的蜜蜂來教他轉調。……啄木鳥敲鼓，咚咚又咚咚，姜央在田坎上跳，水牛在田里面跳，牛尾巴跳在兩腳間，跳累了都不知道。牛鞭聽見鼓響，它把牛背當舞場;蚊子一群群，圍著牛頭轉，踩鼓踩得更歡。

在這里，人與動物沒有區分，人與周圍的環境一齊歡樂，人與物是連成一體的。

黔東南苗族古歌中體現出來的這種人與動物間兄弟般的親情關系和伙伴意識，在他們平時的生產生活中也有體現。如黔東南苗族群眾居住的吊腳樓一般分三層，“底層為牲畜、雜物層，主要用來喂養牲畜和堆放雜物;二層為生活起居層，主要是住人;三層為糧食藏層，主要用來存放糧食”。在筆者家鄉，每年除夕到次年正月，都要給耕牛煮粥(大米加一些草料、蔬菜等)，給豬、雞、鴨等家畜家禽喂最好的糧食，并且在過年時還要給這些家畜的圈舍貼上門聯，因為在苗族人看來，動物與人一樣也要過年。黔東南苗族的這些生活方式和習慣大多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生存環境中養成的，但是在現代社會，還有許多苗族群眾依然這樣生活，表現了人與動物之間難得的親情關系和伙伴意識。

　　三、關于人口與生態平衡的認識

歷史上苗族人口一直比較繁盛，大約在五千年前，苗族先民生活在黃河中下游地區，以蛋尤為首領，稱九黎部落，興盛一時。九黎部落與炎黃聯盟戰敗后，其一部分從黃河中下游南下長江中下游，同已生活在那里的南方人，建起了“三苗國”，人口遍布洞庭湖、都陽湖一帶。關于苗族人口眾多的情況，《苗族古歌·跋山涉水》中這樣描述:“五支奶”共一口灶，早上做早飯，一個讓一個，晚上做晚飯，一個等一個，先做早吃過，晚做餓著等;“六支公”共一個火炕，烤的身上暖，等的身上寒;“五支嫂”一個春米房，一個忙又忙，四個站一旁;“六支姑”一對挑水桶，一個擔水吃，五個等水用。‘苗族史詩·溯河西遷》對當時的人口密集程度更是形容為:火坑挨火坑燒飯，腳板螺腳板春糧，房屋蓋得象蜂窩，鍋子鼎罐都擠破。

由于人口的大量繁殖，苗族先民一方面認識到會導致生活水平低下:“子孫太多了，吃的找不到，穿的找不到，蔗根當飯吃，樹葉當衣穿，奶瘦如螞炸，公瘦如螞炸,.另一方面也認識到人口的大量增長導致了生態平衡受到嚴重的破壞:東方雖然寬，好地耕種完，剩些空地方，寬處像席子，窄處像馬圈，陡處像屋檐。因而對“綠樹滿山崗，泥土黝黝黑，草木甜又香，河水清亮亮，的西方好地方充滿了向往。從黔東南苗族古歌中對東西方生態環境的描述可以看出兩地有著明顯的差別，這反映出苗族先民居住的東方由于人口增長，耕地過度開發，生態環境受到破壞，失去了滿山崗的綠樹、黝黑的土地、香甜的草木、清亮的河水，不再適合人類居住，最終不得不向美好的西方遷徙。

關于苗族遷徙的原因不盡相同，湘西和川黔滇方言的苗族史詩、傳說中反映的遷徙原因是與漢族戰爭的失敗，但對于黔東方言苗族的遷徙原因，存在不同的看法，認為是“因為人口大量繁殖，不得不另找棲身之地”之舉，是“人口繁衍引起的一系列問題所致‑。從黔東南苗族古歌的內容中，也看不到戰爭的痕跡，而且遷徙開始的時候，“五支奶”和“六支公”并提，好像女性還有相當大的權利，到定居后也才有分家分東西等私有制的影子出現，顯然當時還沒有明顯的階級對立。因此綜合來看，人口與生態的矛盾導致苗族西遷的說法有其合理性，這也說明苗族先民在遠古的時候已對人口增長與生態平衡的關系有所認識，并以遷徙的方式來解決人口增長與生態失衡之間的矛盾。

然而，黔東南苗族也并非總是以遷徙的方式來解決人口增長帶來的生態失衡問題，他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也逐漸養成了“植樹造林、封山育林、愛林護林”優良傳統。《苗族史詩·楓木歌》中這樣唱道:

“松樹栽哪里?杉樹栽哪里?楓樹栽哪里?松樹厚衣裳，不怕冰和霜，栽滿大高山，四季綠蒼蒼。杉樹翠又綠，樹干直又長，栽在大山中，長大作棟梁。楓樹枝枉多，楓樹枝枉長，栽在山坳上，苗家來歇氣，漢家來乘涼。”

“危日酉日宜捕鳥，寅日卯日宜斷案，種樹該選那一天?陰天拔苗栽，陰天栽得活。

這說明苗族早就掌握了林木的栽培技術。

而在黔東南一些苗寨，每當有孩子出生，長輩或親人都要上山為孩子種幾十、上百株杉樹，讓孩子與樹木一同成長，待孩子長大成人后，杉樹也長大成材，稱為“十八杉”或“女兒杉”。這種營造兒孫林的習俗一定程度上使苗族人口的增長與生態的平衡得到協調發展。

　　四、結語

黔東南苗族先民在對人與自然關系還不大清楚的情況下，認為人類與其他生物都是自然之子，并把人的性格賦予自然物，與之和諧相處，突出地展現了“人與自然萬物的親情關系和伙伴意識”，蘊含著苗族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倫理思想。這種人與自然萬物的親情關系和伙伴意識，既是黔東南苗族生態倫理思想的有機構成部分，又是其生態倫理觀念的重要基石。在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21世紀，一種對自然萬物的親情關系和伙伴意識，為人們就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嶄新的思維方式。

黔東南苗族生態倫理的思想根源與苗族“萬物有靈”觀念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萬物有靈”是遠古人類所共有的宗教信仰形式，但隨著時代的進展，世界上很多民族的“萬物有靈”信仰都逐步消失了，而苗族的“萬物有靈”觀念卻基本完整地延續到了今天，這成為當代苗族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黔東南苗族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以自然崇拜的形式來表達他們對大自然的關注和敬畏，從容地行使生態調適的功能，詩意地維護著自身的生存環境。因此，黔東南苗族留傳至今的“萬物有靈”觀念具有不可忽視的生態意義，應當得到生態文明社會的理性關注。

從黔東南苗族古歌中有關人口增長與生態平衡問題的認識來看，苗族在古時候已意識到人口過度增長帶來的生態問題。雖然當時他們采取遷徙的方式來回避生態惡化，而不是通過控制人口來解決人口增長與生態平衡之間的矛盾，但我們應該看到，在“野警黑漆漆，老林深慘慘，璋子鹿子到處跑，豹子老虎滿山竄，毒蛇惡蟲到處爬”的農業時代，苗族先民在自然界中的力量還很薄弱，生存艱難，為了戰勝自然，他們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口才能與險惡的自然環境作斗爭。因此苗族先民采取遷徙的方式來解決人口與生態的矛盾既是一種合理的選擇，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總體來看，黔東南苗族古歌中所表現出來的生態倫理思想是直觀的、樸素的、經驗性的，有的甚至帶著虛幻與迷信的色彩，但從倫理文化的視角來看，它所蘊含的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生態倫理思想，為現實生活中如何保護我們的生存環境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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