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管理差異化成因的理論解釋與比較性分析
關鍵詞：比較管理 企業管理差異 企業管理差異成因
內容摘要：對企業管理差異化成因的認識是進行比較管理研究的邏輯起點，也是導致比較管理及其相關理論產生分歧的理論基礎。論文首先綜述了交易費用學派、制度學派、人文學派和管理學派對企業管理差異化成因的理論解釋，其次對這些理論解釋進行了比較性分析，最后，筆者針對這些理論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辦法，并推測了比較管理的未來研究發展方向。
引言
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現代主義思潮否定了以往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研究方法，奉行以笛卡爾“宇宙之磚”為核心的極端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在這種研究方法指導下，新古典經濟學視企業為一組生產函數，企業間除去由生產技術決定的生產規模外，沒有太多區別。但是，隨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一致性”假設進行反思，并開展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比較管理研究。這些學者研究的共識是企業之間在管理上的確存在著巨大差異，但對這些管理差異產生的原因學者間卻存在巨大分歧。分歧產生的原因固然有研究者的學術背景和研究興趣及研究視角等因素，但關鍵問題在于對造成企業管理差異的根本因素存在分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決定了比較管理研究的未來走向及研究范式的建立。本文試圖對此做嘗試性努力。
考慮到學者研究視角上的差異，(轉載自論文之家 http://www.papershome.com，請保留此標記。)本文以分析企業管理差異成因為出發點，并結合對經濟學“理性人”假設認可的程度，將這些理論劃分到交易費用學派、制度學派、人文學派和管理學派，并從交易成本、制度、人文和管理四個角度對以往研究企業管理差異成因的理論進行回顧。然后針對這四個學派對企業管理差異的解釋進行了評論性分析。最后筆者對這類研究提出了未來展望。
相關文獻綜述
(一)交易學派的解釋
科斯(1937)首先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認為企業在生產規模上的差異是由于交易成本不一致造成的。這是首次在學術界提出在生產規模上的差異是由除生產技術以外原因造成的觀點。但是，科斯的觀點是基于企業-市場二分法基礎上提出的。隨后，多數西方學者以交易成本為核心去分析企業各種管理行為特征。威廉姆斯(2002)雖然繼承了科斯的觀點，但沒有簡單地用交易成本去解釋企業在生產規模上的差異，而是用資產專用性去分析交易成本的來源和企業組織形式，以交易成本作為標準去評價制度好壞，以此作為解釋企業組織形式差異的出發點。但哈羅德•德姆塞茨(1987)認為，很難用與“管理”成本有關的“交易”成本這個尺度去預測變化的環境如何影響經濟組織。這種內在困難在于同樣組織活動經常具有交換與管理兩種特征。這說明交易成本與管理成本有關，但不是一回事。
同樣，巴澤爾(1997)認為，把交易分為市場上交易和企業內交易并不十分有用，因為企業內交易形形色色，無法有效地單獨歸為一類。魯道夫•芮切特和埃里克•弗魯博頓(2006)認為，企業和組織必須被認為是生存在這樣的環境中，這里的交易成本和不完全信息無處不在。而且，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企業調整是一個常態。即使能夠實現均衡解，它們也不會很快到來。這說明用交易成本概念解釋管理的差異有困難，因為用交易成本解釋管理差異的做法還沒有脫離新古典經濟學的瓦爾拉斯均衡論。在交易成本引導下，效率是企業追求的唯一目標，企業最終是趨同的，企業在生產規模上的差異只是暫時的，是對均衡的一種偏離，其本質還是否認企業間管理上的差異。
(二)制度學派的解釋
制度學派以對交易成本概念的剖析為起點來分析導致管理差異的成因。平喬維奇(1999)認為，交易成本是在產權從一個經濟主體向另一個經濟主體轉移過程中所需花費的資源成本，這包括作一次交易的成本和保護制度結構的成本。平喬維奇的觀點將交易成本與制度及制度變遷聯系起來。根據薩克森寧(1999)對美國硅谷和128號公路地區所進行的比較研究中可以看出，企業內部交易成本與外部交易成本不是單純替代關系，一定有某種力量可以使內部交易成本與外部交易成本同時降低。薩克森寧的觀點徹底否定了科斯的企業-市場二元理論。
諾斯(2008)進一步分析了交易成本的內涵，認為交易成本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生產成本是轉形成本與交易費用的加總。制度為交換提供結構，它與技術一起決定交易成本和轉形成本。這個論述將管理差異的成因歸結到制度結構的差異上。總的來說，制度學派傾向于把制度理解為與具體行為集有關的規范體系，即約束人們行為的一整套規則，它包括正式和非正式規則，并以此為出發點來解釋企業管理差異的成因。
(三)人文學派的解釋
雖然制度學派把企業組織視為契約聯結，并以制度結構為出發點去解釋企業管理差異的成因，但是，Macaulary(1963)發現，在真實的世界中，實際合約行為更趨向關系性導向而非交易性導向。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產權私有化和公司制，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導致多種企業組織形式出現和企業組織內部行為多樣化。雖然在法律上，“經營者”被定義為正式承擔對公司業務和資產行使支配責任的一批人，但是，伯利和米恩斯(2007)認為，任何個人或團體，只要事實上已經行使經營者權力，即使他們不具有經營者名分，也必須受到加在經營者身上的行為規范的約束，這帶來了制度約束的廣泛性、復雜性和層級性。所以，詹森和麥克林(2008)認為，企業權利結構是由企業所在的政治、社會和法律系統環境所決定的，外生于企業。這一外生的權利結構定義了一系列可行的企業組織結構和公司內部游戲規則。詹森和麥克林的論述實際上暗含著“企業組織是嵌入其周圍環境之中，環境特征決定了企業管理特征”觀點，這揭示了對企業管理差異的解釋具有廣泛的社會人文性。Howard Margolis(1982)認為，人有兩種類型效用函數，一類強調團體偏好，另一類強調自利性偏好，個人在兩種效用函數之間進行權衡。Dawkins(1976)也證明了社會經濟演化模型中包含利他主義、聲譽、信任等人類利他行為。至此可以看出，解釋企業管理差異化還需對以文化為基礎形成的人類情感和“法人人格”進行研究。
吉爾特•霍夫斯泰德(2010)把思維模式、情感模式和行為模式稱為心理程序，并認為文化是一種集體現象。正是集體的心理程序將這個社會群體或社會分類中的成員與其他社會群體或社會分類中的成員區別開來。對于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威廉•大內(2007)認為，何為“理性”，何為道德，取決于文化價值觀。這說明文化是理性的基礎，制度學派的理論對企業管理差異的解釋只是企業管理差異成因的一部分。
Robert Sugden(1986)認為當一個團體中幾乎所有人都遵從慣例時，慣例就凝聚為道德力量。同時，若個人遵從慣例并且與其交往的人也都遵從慣例時，情形就對每個人都有利。這證明了道德與慣例中含有理性的成分，而這種理性成分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假設具有不同的來源和解釋。同樣，弗朗西斯•福山(2001)認為群體的形成依靠的是信任，而信任是由文化決定的。齊善鴻和戴斌(1997)也認為文化有自己不同程度的理性，高度信任作為經濟關系的附加條件可以減少經濟學家所說的事務性成本，從而提高經濟效益。
文化作用的對象是人，人是有人格的。因此，由一群人構成的組織也是有人格的，這一人格特質的質量和合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管理運作的質量。因此，羅霞和陳維政(2009)認為企業是一個有群體人格特質的組織，任何一個企業都依靠這種精神體系支撐企業運轉。雖然，組織人格的形成原因來自多方面，但錢德勒(2002)認為這些因素包含組織的核心價值觀、組織領導者的風格和企業組織所在行業特征等。由此可以看出，人文學派是以從制度中分析出的文化成分為出發點來拓展制度學派對企業管理差異的解釋范圍。
(四)管理學派的解釋
錢德勒(2002)認為，特定企業環境和戰略導致了企業管理不同。可以說，錢德勒是從企業管理演化的“路徑依賴”特征來分析企業間管理差異原因的。而彭羅斯則從企業管理演化動力的角度來分析企業管理差異化產生的真正原因，伊迪絲•彭羅斯(2010)認為，地理擴張和更大范圍的產品多元化對現存管理結構造成愈益增長且難以忍受的壓力，由此促成多分部組織誕生。Cristina Gaio(2010)也認為公司戰略規劃系統與公司內部特征以及公司外部特征之間的確存在一些重要的契合性因素。
Andrew C.Gross和D.Steven White(1998)認為這些公司特征在全世界范圍內解釋了公司獲利水平的最大部分。但這似乎不是管理差異的主要來源，即使涉及到國家因素，公司特征所增加的解釋力遠遠超過國家特征。例如，Jaloni Pansiri和Zelealem T.Temtime(2010)的研究證實，公司特征對出口傾向的影響程度在制造業和服務業是不同的。Jasto de Moreno等(2010)進一步證實，這種管理多元化起初可能是對生產性服務和知識的被利用機會的反應，但是一旦成功，便有可能在產品營銷中建立起習慣，而且將迫使其它所有企業遵從此模式。但是，Jasto de Moreno等(2010)強調，公司規模與關鍵成功要素之間有重要聯系。技術調整模式改變時，不同規模公司感知到的影響因素是不同的。但是，本文認為，實際上作為描述公司特征之一的企業規模與眾多公司經營管理要素都有關聯。例如，個體人力資源水平與公司規模正相關，企業家精神與公司規模正相關。Nikolaos Eriotis(2007)的研究也證實，公司規模與負債比率正相關，負債比率與公司成長負相關。透過管理學派的研究可以看出，且不論企業管理其他方面的差異成因，單就企業規模而言，就存在許多影響因素。據此可以斷定，形成企業間管理差異的因素是復雜的。
比較性分析
通過以上交易費用學派、制度學派、人文學派和管理學派對企業管理差異化成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下問題：
第一，交易成本學派強調的交易成本既是企業經營的結果，也是企業需要面對的一個與競爭力有關的問題。從本質上說，交易成本的大小直接代表著企業管理效率的高低。因此，用交易成本去解釋企業間管理上的差異是沒有意義的，是因果倒序。高闖和關鑫(2006)認為，在明確的外部假設條件、內部資源和能力前提下，處于某一確定產業內企業的商業模式是企業價值鏈的一個函數，并可以將其看作是一種基于價值鏈創新的企業全部價值活動的有效組合與通過這些價值活動所涉及的全體利益方進行優化整合而實現的有效制度安排集合的總和。這說明通過企業價值鏈的有效整合可以形成一個完善的商業模式，而這個商業模式的運行成本是相對低的。這說明交易成本不是導致企業管理差異的因素，而僅僅是評價企業商業模式有效性的指標之一。因此，可以斷定企業價值鏈差異可以導致企業管理的差異。王成城等(2010)也認為，企業通過商業模式創新可以獲得超額利潤。可以說，從資本角度來看，在現有制度條件下交易成本具有投資特征，而不單單是一個評價企業規模的結果性指標。用交易成本解釋企業管理差異的思路沒有脫離效率的視角，對降低交易成本的追求最終會導致企業管理的同一性，這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延續。 第二，在交易成本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制度學派與交易成本學派有著類似的特點，二者都忽視對自己核心概念(交易成本和制度)進行清晰的界定，缺乏明確的概念內涵和外延。其實，與企業管理相關的各種規章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本質也是一種制度，并且嵌入在一個更大的經濟制度體系內，二者是相互影響和共同演化的關系。相對企業管理團隊而言，經濟體制內蘊含著激勵和約束結構，這些是企業管理制度形成的宏觀框架，二者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企業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
制度學派雖然在交易成本學派的基礎上發展了“制度差異導致了企業管理差異”的觀點，但這種觀點尚不完善。因為規范人的行為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制度產生的直接動因，但對人的行為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范并非完全都由正規制度來進行。在人類社會中有許多非制度性成分同樣對人的行為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起到規范作用，并且其中有些部分的規范效率要遠遠高于制度。這些因素同樣會造成企業管理上的差異。而對這些因素的運行成本卻一無所知。
第三，文化是制度的基礎，制度是文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它們都是企業組織的情境要素，經濟制度和企業管理制度及管理方式共同嵌入文化情境之中。但是，在企業內部，文化又是一個管理企業的重要手段，為實現企業目標而被企業家團隊不斷型塑。現有企業文化是企業家管理團隊與員工所持有的社會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企業家培養企業文化的目的是提高企業管理效率，換句話說，企業家是用文化這個被公認的非理性因素作為手段去實現理性目的的。因此，文化與理性的產生及理性的實現是密不可分的，人文學派否認理性假設并以文化解釋一切的做法使其容易走到極端人文主義立場上去。
第四，管理學派的分析是折中性的，但較含糊。企業特征中有許多不可以用來描述企業管理差異的。因為這些特征不是定性特征，而是定量特征。例如，企業特點如果用高科技這樣的定性特征來描述，則可以能夠辨析它與非高科技公司在組織結構、管理方式和行為上的區別。而如果用固定資產或員工人數等定量特征來描述企業的組織結構、管理方式和行為則是困難的。關鍵原因在于定性特征往往是企業結構與行為的影響因素，而定量特征往往與公司經營行為的結果相聯系。雖然管理學派在探索和描述企業管理特征上是相對成功的，但這類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拓展。因為對企業管理差異的探索和描述不是進行比較管理研究的最終目的，而僅僅是其研究的一個階段。研究企業在管理上的差異還需對這些差異的成因進行恰當的解釋，只有這樣，才能夠進行管理移植的研究，進而實現比較管理研究的最終目標。
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尚沒形成一個對企業管理差異進行合理解釋的方法。本文認為，首先，企業是其所處情境的產物，其本身包含大量情境因素，而情境的特征也受到企業行為的影響，單純研究哪一方面都有偏頗;其次，企業的存在是依賴于功能的發揮，而功能的發揮依賴于組織結構的存在，但組織結構是靜態的，組織結構只有通過企業行動才能得以生產和再生產自身，企業組織功能才能得以發揮。因此，通過對靜態特征的研究是不可能發現企業管理差異的成因。必須引入動態的演化視角，這樣不但可以對企業管理差異的成因進行有效的分析，而且可以考察企業管理特征演化的動力問題;最后，現有的研究方法都不完全適用，這些研究方法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存在著嚴重的對立。例如，交易成本學派和制度學派都將研究對象視為客觀實在，認為歸屬于人的意義范疇的東西是主觀的，不能作為研究對象。這種哲學觀點直接導致交易成本學派和制度學派對效率的關注，而忽視效果問題，即價值問題。而人文學派則關注價值問題，關注意義范疇的東西，其對一切管理差異都用文化差異作為解釋。管理學派最大的問題是脫離對企業情境的研究，其對管理差異的解釋往往從管理自身上尋找答案。
透視這四個學派對企業管理差異的解釋，可以發現，比較管理研究日益趨于沉寂的主要原因在于比較管理研究范式的缺乏，研究范式的缺乏導致比較管理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混亂。從目前來看，比較管理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解釋企業管理差異的成因并對管理移植提出建議。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對現有的研究哲學進行調和，而詮釋主義則是個不錯的選擇。所以，未來的研究方向應該是以詮釋主義作為研究哲學，運用比較的方法對企業與情境的互動進行研究，以期找到企業管理差異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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