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民間音樂在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地位論文
關鍵詞：民間音樂 傳統音樂 地位和發展趨勢
摘要：本文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剖析了民間音樂在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地位，闡迷了民間音樂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影響，及民間音樂在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引領作用。
中國民間音樂博大精深，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筆者擬從從縱向和橫向兩個角度剖析，試圖厘清其引領作用與影響。
一、從發展脈絡看民間音樂在歷史上的引領作用
中國傳統音樂的發展可分為四個時代：秦以前、秦漢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現當代。從這四個時期可看出其在歷史上的引領作用表現。
（一）先秦時期的《詩經》
《詩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也是一部樂歌總集。春秋時期，由于《詩經》的廣泛傳播，使得歌唱成為這一時期主要的音樂形式，在社會的各個階層普遍盛行，并影響和推動了先秦時期民間音樂的發展和繁榮。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詩經》開始的采風制度，為后世奠立了向民間音樂學習的優良傳統。所謂采風即是由宮庭派出的采詩官下去將各地民間的歌曲收集上來，交給管音樂的太師，太師把民歌按音律加以整理，配上樂器，然后再演唱出來。《詩經》中的“風”，分為十五國風，即己表明是由不同地區的土樂組成。而被稱作朝廷之音的“雅”，實在說也是地方土樂，只是它出在王歌，便被稱為“止樂”。貴族中的進步人士，為了諷諫，為了批判現實的黑暗，也需要向民歌學習其精神和手法。這在《雅》中貴族詩人的諷刺詩中可以明顯看到。因此，《詩經》中即使是貴族作家的作品，都是向民歌學習的結果。這一事實提醒了后人，繼此以后的漢樂府、唐曲子詞與變文、元雜劇等也都是在向民間學習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而促成了中國傳統音樂的前進，這與《詩經》的帶頭作用是分不開的。
（二）漢代的“樂府”
漢“樂府”是歷史上有名的文化現象，其最原始的意義是指官方設立的音樂機關，后來即可指代民歌，也可指代詩詞。
作為供統治者點綴升平、縱情聲色的音樂機關，漢樂府的任務，除了將文人歌功頌德的詩制成曲譜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最大的一個特點，或者說一項最有意義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它不僅將廣搜民間歌謠的采詩之風加以發展，并在此基礎上呈現出更加興旺發達的趨勢。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從上引文獻，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采詩的范圍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比周代還要廣。樂府采詩雖然為了娛樂，但也有作為統治之借鑒的政治意圖，即所謂的“觀風俗，知薄厚”。
由于漢代樂府所教習、排練、編創和演出的各種音樂節目，大都用收集而來的民間音樂作為編創素材，并采用民間音樂的表演形式和體裁進行排練和演出，因而體現出濃重的俗樂特點。也正因為樂府音樂的俗樂性質，使得樂府編創的音樂體裁和形式成為當時社會音樂生活中一種領導潮流的藝術風范和形式樣板，既不僅為宮廷和貴族享用，同時也為民間各階層群眾所喜好和效仿。漢樂府這種根植于民間音樂的深厚生命力，使其成為繼《詩經》以后，中國音樂史上的又一顆明珠。
（三）“瓦舍勾欄”與元雜劇
民間音樂的歷史進程在宋元時期進入了多元化的發展時代。這時國家已不設采詩官，但是向民間學習的傳統卻沿襲下來。
“瓦舍勾欄”即是這一時期非常值得重視的音樂現象。瓦舍勾欄中的民間藝人表演的市井雜樂，形式多樣，品目繁多，僅就與音樂相關的品種論之，就有唱曲類、歌舞類、說唱類、戲劇類、器樂類等，這些類型不同、表演形式不同的雜樂品種，要么逢年過節以群體聯歡形式自發地進行民俗性表演，要么長期固定在勾欄內演出，形成了宋元時期引人注目的都市文化新景觀。
元雜劇的出現是中國音樂發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它不僅在內容上第一次使下層人民在音樂藝術中獲得了地位，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在前代和當代多種多樣的民間音樂及其加工提高的基礎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的。諸如唐宋大曲、民間曲子、詞調、說唱音樂等，均為雜劇的出現與發展準備了條件。民本內容與民間形式的完美結合，更好地表達了被壓迫者的反抗呼聲，表達了漢民族的豪邁氣魄，使元雜劇具有典型的時代風格，在當時一領風騷。
（四）明清時期的百花齊放
明清時期是我國民間音樂的重要延續與發展時期，我國能夠保存極其豐富的傳統音樂遺產，和這一時期民間音樂的空前傳播與民間藝人的世代傳承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由此衍化出的眾多音樂品種和豐富多彩的音樂風格，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音樂的寶庫。這一時期，民間音樂的各個品種均己成熟成型，形成了絢麗多彩、百花齊放的格局。如戲曲音樂的多聲腔體系、民間歌舞形式的爭相斗艷、說唱音樂的地域特色、“吹、拉、彈、打”兼具的民間器樂合奏等，都有各自獨特的面貌和特色。特別是昆曲、京劇的發展更是占盡風流，而京劇直到今天仍被我們奉為國戲，可是追根溯源，它們又都是由地方土戲逐漸演變來的。
二、從橫向關系上看民間音樂在中國傳統音樂中的影響
豐富多彩的中國傳統音樂包括民間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和文人音樂四大類。相比較而言，民間音樂廣泛存在，并對宮廷音樂、宗教音樂和文人音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民間音樂是其他音樂的基礎
首先，從品種和曲目數量來說，民間音樂在中國傳統音樂中所占比例最大，分布最廣，數量最多，其影響遍及社會的各個層次和各色人等。僅從目前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的收集整理工作來看，民間歌曲的歌種有千余種；民間舞蹈音樂有近1500種；曲藝音樂有300余種；民間器樂樂種近百種，曲目逾萬余首。這是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一筆豐富的民族音樂文化遺產。
其次，從使用及傳播概率來說，全國各民族地區傳統音樂生活中的民間音樂，都是使用頻率最高的音樂門類。無論是在一年四季各種定期的歲時節日里，還是在各種不定期的婚、喪、禮、祭民俗以及日常生活和勞動生產中，都少不了要演出各種相關體裁和題材的民間音樂。尤其是那些流傳最廣、歷久彌新的精典之作，如《康定情歌》、《敖包相會》等，人們幾乎張口就來，鮮有不知者。
再次，從民族音樂文化及其傳統演進來說，無論是歷史的衍變還是現代的構建，都一直受到民間音樂的深刻影響。民間音樂以外的其他各種傳統音樂門類，它們或者是在民間音樂基礎上的發展擅變，或者將民間音樂作為本體音樂的材料構成新的音樂類型。如宮廷音樂中的歌舞大曲，其結構形式來源于漢魏時期的相和大曲，相和大曲則是在漢樂府“相和歌”的基礎上發展而成，而“相和歌”則是源于“漢世街陌謳謠之詞”（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是一種有著深厚民間音樂基礎的歌曲形式。 （二）民間音樂對宮廷音樂的影響
從遠古時代的六代樂舞開雅樂之先河，直到清王朝覆滅為止，宮廷音樂幾乎貫穿了整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盡管統治階級一直排斥民間音樂，但是宮廷音樂還是免不了受到民間音樂的深遠影響，可以肯定地說，宮廷音樂（主要是燕樂）的藝術成就，是以民間歌舞藝術的成就為先決條件的。
首先，宮廷音樂的原始素材大都是來源于民間音樂。如《詩經》中的《雅》，雖是屬于宮廷的音樂，但是從形式到素材大都取材于民歌。再如《關唯》，原是一首形式樸素的民間情歌，后來被宮廷里面當作“燕禮”中的鄉樂來演奏。
其次，宮廷音樂的創造者與表演者大都來自民間。周王朝的“大司樂”、漢代的樂府，唐宋的大樂署、教坊等都是宮廷的音樂領導機構。這些機構中有很多樂師，大都出身卑微，只是由于有優秀的音樂才能，才被吸收到宮廷中。他們通曉南北方的民間歌曲和樂器調律，吸收民間音樂的營養，包括曲調與歌詞，進行加工處理后，為王候將相創造出供其享樂的音樂。如周王朝的“大司樂”，有一千多人表演民間樂舞，這所世界上出現得最早、規模最大的音樂教育與音樂表演機構中的主要力量，即是“音樂奴隸”。
第三，統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和娛樂需要利用民間音樂。《漢書。藝文志》中記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通過這些記載可以看出，統治者從鞏固統治階級利益出發，想通過采風來了解民意，改正施政中的錯誤。盡管這種制度維護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但是也為宮廷提供了大量優秀的民間曲調與歌詞，使民間音樂成為宮廷音樂取之不盡的源泉。幾另一方面，從娛樂的角度看，統治階級一向鼓吹的雅樂從來就不能滿足其享受的需要。從周代燕樂中的節目看，工歌、鄉樂、散樂、四夷之樂、房中樂等，都與民間音樂緊密相連。《隋書·音樂志》記載，大業二年，隋場帝為了接待突厥族的單于，征集全國各地的散樂（各種民間歌舞、雜技、戲劇的統稱）到東都洛陽來演出。
可見民間音樂對統治者有多么大的吸引力。統治階級的這種政治和娛樂的需要本身就說明，宮廷音樂難以拒絕民間音樂。
（三）民間音樂對宗教音樂的影響
民間音樂與遠古時代的巫術以及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漢代以后，相繼產生了佛教和道教音樂。其中道教音樂與道教本身同樣發端于古代巫現的歌舞祭祀音樂，自然與民間音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至清末，道教更是向民間性、地方性發展，直至與民間音樂融合。佛教傳入我國后，宗教音樂初始雖受外來音樂的影響，但久而久之也受到了民間音樂的影響而民俗化，民間音樂再一次成為滋潤宗教音樂的土壤。一方面，佛教徒為了向我國人民宣傳教義，并使之易于為群眾所接受，常常利用中國民間音樂的曲調，配上帶有宗教色彩的歌詞，來宣傳他們的教義。這從后世保存的寺院音樂中可以找到用中國民間曲調唱褐贊的例子。如常州天寧寺用民歌《班塢調》的旋律歌唱“清凈佛身法”等。另一方面，佛教利用一些特定的宗教節日進行宗教宣傳活動，如唐朝大戲，大都聚于寺院中，寺院因此而成為民間音樂集中表演的場所。這不僅為群眾的娛樂活動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使佛教僧人能夠廣泛地接觸民間音樂，并利用它們作為吸引群眾和宣傳教義的工具。
（四）民間音樂對文人音樂的影響
各個時代，都有對民歌進行選擇、推薦與加工的傳統做法，也因而有新的音樂形式的出現。民歌不僅哺育了很多杰出的音樂家，而且哺育了很多偉大的詩人，比如屈原。提到屈原，·不能不提《楚辭》。所有唐詩、宋詞、元曲都以時代標名，表示是時代的藝術成果，而不是某一地區的產物。可是“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的《楚辭》，則獨以地區標名，足見其自有不同于當時中原各地的獨特的民族傳統。但《楚辭》不同子《詩經》，《詩經》大部分保持了群眾集體創作的面目，而《楚辭》則基本上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屈原所創造，他的作品有兩種類型，其一是沿用民間藝術的原來形式，另一種則是從民間藝術吸收豐富營養而變化出來的震鑷古今的巨制鴻篇。可以這么說，《楚辭》導源于民歌，奠基于屈原。
漢魏以后，詩人與音樂家的合作關系依然繼續保持著。正所謂“吾國詩歌，與音樂之關系，至為密切，蓋樂以詩為本，而詩以樂為用，二者相依，不可或缺”。許多專業的和業余的歌詞作家，專為民間曲調填寫歌詞，如唐代的李白、白居易等人的某些詩篇，都曾得到人們的傳唱；而北宋的柳永更是繼承了民間曲子的傳統，由于作品較為接近口語，唱起來上口，所以在當時很受歡迎，有“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宋。葉夢得丈避暑錄話》）的說法。這些情況都可以說明詩歌、詩人與民向音樂之間的緊密關系。毫無疑問，古代詩人們流下的大量的精美詩篇和曲子詞，都是在民間詩歌與曲子的哺育之下放出燦爛光輝的，無論在文學還是在音樂方面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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