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文化及其現代意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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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崇尚和諧的民族，“和”的思想和觀點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影響巨大。以人倫關系為核心關注的儒家，對“和”進行了最為深入的探究，不僅揭示了“和”的內涵，而且指出了實現“和”的途徑，其中的一些觀點對于我們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和合：理想社會狀態的重要表征。“和”與“合”是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內容，前者強調的是不同思想觀念和利益需要之間的協調，后者強調的是主客體一致意義上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二者統一于社會關系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雙重和諧中。儒家的所謂“和”，不是無原則的“同一”，而是在保持個性基礎上的“統一”。《國語·鄭語》中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意思是世間萬事萬物的生存發展之道在于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互平衡、相互協調，而不是同一事物的簡單相加。孔子將這一思想引申到人倫關系之中，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在工具理性膨脹、生態危機頻現的今天，儒家“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思想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隨著經濟社會生活日益多樣化和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進一步研究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豐富內涵，弘揚其合理內核，對于形成既思想統一、人心凝聚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和諧社會氛圍，無疑是必要的。
克己：和諧社會關系的重要基礎。“仁”是儒家倫理思想的一個核心概念，含義頗為豐富。從構建和諧社會關系的角度來說，“仁”強調個體的責任與義務，即“為仁由己”。這包括“愛人”和“孝悌”兩方面的內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為仁，要求個體“克己復禮”，即約束自己的言行，遵守社會禮儀，以友善、恭敬的態度對待家人和其他社會成員。“為仁”的途徑有二：一是“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即廣泛學習文化典籍，用禮儀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二是自我修行，達到“克（好勝）、伐（自夸）、怨（怨恨）、欲（貪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論語·憲問》）的目標。這兩個方面共同作用，可以為社會關系的和諧奠定個體的思想基礎。儒家的這一思想啟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應注重個體的自我完善和道德修養的提升。
忠恕：健康人際交往的橋梁與紐帶。儒家對“忠恕之道”有兩種表達：一種為否定性表達，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另一種是肯定性表達，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這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講究換位思考、“推己及人”：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能做；勇于承擔對他人、對社會的道德義務與責任，并以自身的言行去影響他人。從要求上說，道德有層次之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人人都應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較高層次的道德要求，是社會先進分子的道德責任。儒家認為，道德行為的最高境界是“中庸”，是一種自覺和習慣，是“從心所欲，不逾矩”。《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十分推崇“中庸”精神，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儒家關于“忠恕之道”的論述對于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的啟示意義是：促進社會和諧，必須注重公德建設，實現道德建設群眾性要求與先進性要求的有機統一。應教育社會成員在處理與他人關系的問題上，充分考慮對方的合法與正當權益，準確定位自己的社會角色，而不應“逾矩”或推脫責任；即使無法達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必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時，還應注重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養成教育，從少年兒童抓起，從小事點滴做起，使社會成員履行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成為一種自覺和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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