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承干與南潯嘉業堂藏書樓研究

時間：2024-09-26 07:12:45 文學畢業論文

劉承干與南潯嘉業堂藏書樓研究

兵燹能夠蕩滅藏書家的所有收藏，戰火也能造就新的藏書家，近代大藏書家劉承干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槍炮聲中揭開其藏書業序幕的。他創建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潯鎮的嘉業堂藏書樓與寧波天一閣、瑞安玉海樓、海寧別下齋并稱為晚近浙江四大藏書樓，而嘉業堂藏書樓更因為“插架縹緗”而使時人不得不嘆曰：“惟衡明近日儲書之富，嘉業殆不愧巨擘矣。” 但直到如今對于嘉業堂藏書樓的卻遠遠不夠，建國前后僅有寥寥無幾的幾篇介紹性文字，這與其在藏書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本文將在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基礎上，對這一著名藏書樓的榮枯盛衰作一初步的探述。

一
嘉業堂主人劉承干（1882—1963），字翰怡，號貞一。1882年出生于南潯。1911年，劉承干為“避難”遷居上海，開始了他的藏書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資三十萬余，共得書籍六十萬卷”，成為近代私家藏書的顯赫人物。
那么，劉氏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從身無數卷而成為近代藏書量最豐富的私人藏書家呢？
首先，劉氏藏書公共圖書館運動已經聲勢浩大，但私家藏書業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礎，嘉業堂正是新舊交替時代的產物。
其次，湖州一帶民間素有藏書之風，自古以來多藏書家，所謂“上自都門，下殆海舶，茍得一善本輒蛛絲馬跡緣沿而購取之”就是最好的寫照。項士元在《浙江藏書家考略》中也說：“以地域言，杭、嘉、湖、寧、紹五屬為最盛，臺、溫次之”，而“嘉、湖之間，藏家尤盛”。根據吳晗的不完全統計，湖州歷代入流的藏書家有沈約、丁樸等24人，清末四大藏書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再次，劉承干藏書業的興起與其實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清時劉家已是南潯巨富之一，被列于“四大象”第二位。據周慶云《南潯志》記載，劉承干的祖父劉鏞先“執業于棉綢店”，后因嫌收入不多，轉而從事湖絲生意，“不數年業翔起，當同治初，已殖財數十萬，號巨富”，“微鏞幾殆晚年，富益不資。”據說家財已達一千萬兩白銀。劉鏞死后，劉承干并得到其繼父、劉鏞長子劉安瀾的份產，頓成豪富。且劉承干本人又是上海灘有名的大地產商，這一切均為其藏書、刻書事業提供了有利條件。
第四，劉家讀書、著述的風氣比較濃厚，劉鏞雖然“少賈未嘗學問，然多賓接儒林魁石類。”長子劉安瀾“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乃備征諸集，創為略例，自順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國朝詩萃》之輯。”次子劉錦藻就是《皇朝續統考》的作者。劉承干本人也極好讀書和版本目錄之學，因此有志于藏書也就能夠理解了。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舊家大族紛紛避居上海，大量散賣收藏的古籍。一時之間，“藏書家與書賈，群視此為貿易之場。”而且，一些著名的目錄版本學家齊集上海，使他藏書的鑒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繆藝風、葉昌熾、張元濟、沈曾植、董濤、王國維、羅振玉、勞乃宣、吳昌綬、馮煦、況周頤等均為劉氏的藏書、刻書作出過貢獻。

二
1910年至1924年嘉業堂藏書樓建成為劉承干藏書業的興起階段。
劉承干的藏書業發軔于1910年參觀南洋勸業會之時，據劉承干先生后來回憶說：“宣統庚戌，南洋開勸業會于金陵，貨駢集，人爭趨之。余獨徒步狀元境各書肆，遍覽群書，兼兩載歸。越日書賈攜書來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書。”其萌發藏書之意源自于兩大目的：一則為助生父劉錦藻編著《皇朝續文獻通考》，二則為完成繼父劉安瀾未竟事業，使《國朝詩萃》能早日殺青。因此，劉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詩文集為藏書的重點。次年辛亥革命爆發，侯馬貴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歸，則爭貸所儲書籍，以易錢米。”這為劉氏的藏書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便“博收廣取，無求不給”。當時北方徐世昌為編《晚晴簃詩匯》也在大量收購清代詩文集，形成劉徐南北爭購的局面。而劉承干挾雄厚財力，愿出高價，“凡書賈挾書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備之書，不論新舊皆購置。”所以，“書估踵門如市。”不數年，購進了幾十家藏書家所散之書 “幾有海涵萬家之勢”了。
由于劉承干購書出手大方，因此它的藏書多為書商主動送上門的，也有相識的藏書家介紹轉賣的。常上門的書商有博古齋主人、綽號“柳樹精”的蘇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續傳燈錄二冊，博古齋送閱”。有“書林怪杰”江寧人錢長美，有杭州人陳立言、李紫東，還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書商，他們為劉承干送來了幾十家藏書家所散之書，綜而言之，主要來源于以下各家：

1、繆荃孫的藝風堂藏書。“藝風之守山、學津兩巨編，亦歸于劉”。 “藝風以精易米，翰怡持函目見示……，共宋本十四種、鈔本四種”等。
2、郭調元的藏書。“南宋本班范兩書，……本朝自藝蕓書舍歸于郭筠仙侍郎，翰怡專人輦金至長沙載歸”等。
3、繆蘅甫東倉書庫藏書。“翰怡出示群籍，皆書肆送來樣本，太倉繆蘅甫舊藏也”等。
4、孫問清的藏書。“翰怡出示西涯十二詠詩意圖，……馮蓮塘前輩舊藏，歸孫問清同年，問清近染心疾，其家持以出售，索三百金，又新序黑口密行本，云元刻”等。
5、盧青厓抱經樓藏書。“又以書目大小九冊見示，云是鄞中盧青厓抱經樓所藏”。“翰怡又以抱經樓續來八冊見示”等。
6、朱氏結一廬藏書和書版。“毛氏本義十六卷，精鈔本，收藏有……唐棲朱氏結一廬圖書記，朱文大方印”，“夜翰怡又贈書十三部三十五冊，……以上皆仁和朱氏結一廬所刊，翰怡得其版付印”等。
7、獨山莫氏藏書。“翰怡出示舊本，書皆有影山草堂藏印，獨山莫氏之書盡出矣”。“說文字原一卷，有莫友芝圖書印，朱文方印”等。
8、寧波天一閣藏書。“箬溪疏草六卷，明嘉靖刊本，此書天一閣舊藏”。“疑獄集四卷，嘉靖刻本，天一閣藏書，用明公牘紙印”等。
9、豐順丁氏持靜齋藏書。“皇極經世索隱二卷，丁氏持靜齋舊藏”等。
10、清內閣大庫藏書。“東坡先生后集殘本，……薄棉紙，淡墨印，舊為清廷內閣大庫藏書”。
此外，歸諸嘉業堂的還有吳縣顧氏藝海樓、吳昌綬雙照樓、王氏彊學簃的藏書等，至于其他小藏家藏書更是不勝枚舉了。
在收購古籍的同時，劉承干還花費大量錢財請人抄書。其中以《清實錄》、《清史列傳》最為珍貴。《清實錄》是清代官修的編年體史料長編，當時全國僅有一部正本保存在北京故宮，1920年，劉承干雇人將此書抄錄出來，據說，“抄校之費，殆近二萬金”，這部抄本即為國內少見的副本之一。《清史列傳》也是劉承干雇人從北京國史館抄錄出來的，它是定本《清史稿》的底本，其中的二千余篇傳記未被趙爾巽的《清史稿》收錄，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由于兩部抄本價值極高，因此成為嘉業堂的鎮庫之書，人談嘉業堂必言二書。
這一階段，劉承干在藏書的同時，還刻印了大量書籍，“即使孤本，也從不自秘，而是揀有價值者刻板印刷，廣為流傳”。他的刻書從民國二年即已開始，“先后梓印不下百數十種”。《嘉業堂叢書》、《吳興叢書》、《求恕齋叢書》、《留余草堂叢書》的大部分，影刊宋本四史的前三史，《嘉業堂金石叢書》、《遼東三家詩鈔》、《章氏遺書》等都是這一階段刊印的，但多為隨刊隨印，并未結集。就幾部叢書的選輯來看，其主題各有側重，“有曰《嘉業堂叢書》著，則聚蕭齊以后罕傳之撰述，以津逮后學也；有曰《吳興叢書》者，則搜其鄉先輩之書，以存鄉幫也；有曰《留余草堂叢書》者，則擇先儒性理格言諸編，以扶翼世教；而《求恕齋叢書》則最錄近時人著述”。
劉承干的刻書態度是嚴肅的，“每決定刻印某一種書，事先必請專家鑒定，專家推薦以后，再請對這門學問最有權威的學者校訂稿本。”然后請名人作序作跋。《吳興叢書》的跋多側重作者生平、所刊書的和得書過程。《求恕齋叢書》的序則重學術源流、得書刊印過程，而《嘉業堂叢書》的序偏重校勘之學。
劉氏印刷的書一般“是由南京姜文卿、揚州周楚江、湖北陶子麟、北平文楷齋等刻書處刊刻的。”其中較為難刻的珍版宋本則送擅長臨摹各類字體的饒星舫寫樣，然后交給“能刻仿宋及軟體字者”、“精妙不弱于東鄰”的黃岡陶子麟刻板印刷。如劉承干以紅梨木刻成，每部價值高達三百元、深受學者歡迎的宋刊四史，即是饒、陶的經典之作。“《史記》蜀本首冊校畢，自卷二后即可依次而及，為饒訊芳攜歸黃岡。”“寫樣之時，饒星舫以潘本互勘。”“陶為鄂渚乎民，善仿宋，……翰怡延之來刊四史。”劉氏所刻的書因此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為當時文化人稱道，王漢章在《刊印總述》中稱劉承干的刻書是“近三十年來，木版家刻書之最精者”，是“近代木刻書之代表者”。

1920年，劉承干經過十年的購書、抄書、刊書，所收藏書的數量已相當可觀，其上海寓所的儲書場所—求恕齋已是書滿為患、聚薈如山。為使苦心搜集而來的古籍善本得到妥善保管，劉承干在南潯劉氏家廟旁，“購地二十畝、斥金十二萬，建設斯樓為藏書之所”。藏書樓于1920年破土動工，歷時5年于1924年冬建造完成，取名嘉業藏書樓。“嘉業”二字源于溥儀賜給劉家一塊九龍金匾上的文字，這塊金匾的得來是由于劉家“于光緒奉安時，捐納巨資以助種樹，奉御筆賜以欽若嘉業之名”。
那么，劉承干為何要將藏書樓建在離上海有二百里之遙的南潯，而不就近建于上海呢？這要從其“非徒藏之，又將謀所以永其傳”的藏書目的來理解，而在宗族觀念濃厚的劉承干看來，達到這一目的的唯一途徑就是“隸之義莊，與宗人共守之”，也就是說，只有將藏書樓建在家鄉，才能使藏書永遠流傳下去。

三
嘉業堂藏書樓的興建，是劉承干藏書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標志著他的藏書事業已臻于全盛，這種繁榮的局面一直延續到1934、1935年。在這一時期中，劉承干的藏書量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藏書樓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作制度并對所藏圖書進行了整理編目、對外業務往來也達到了最高峰。
藏書樓落成后，大江南北的書商紛紛聞風而來，劉承干則是來者不拒大量收購，藏書數量一日三增，至1930年左右劉氏停止購書時，總藏量已有二十萬冊六十萬卷。那么，這些藏書有些什么特點呢？概而言之，約有數端：
第一，藏量豐富，號稱六十萬卷，其規模是其他私人藏書家所不及的。如宋代藏書量最豐富的鶴山學院藏書十萬卷，明代大藏書家毛晉的汲古閣和目耕樓所藏僅八萬四千余冊，大名鼎鼎的天一閣藏量也只有七萬卷。再看晚清四大藏書家的藏量：海源閣盛時為二十萬八千三百卷，鐵琴銅劍樓十余萬卷，宋樓十五萬卷，八千卷樓一萬五千余種。因此，時人說嘉業堂藏書樓“暉麗萬有，倍足空前絕后”。
第二、藏書以明清詩文集為主。由于劉承干藏書的最初目的，一是為其生父編著《皇朝續通考》，二為完成繼父《國朝詩萃》的編纂工作，故藏書品種的選擇重在一個“用”字，而不是專重宋元版本之“收藏鑒賞家”。因此，成為當時明清文集的收藏大家，所謂“其時風氣，明清兩朝詩文集，幾乎無人問津，茍有得者，悉趨于劉氏”。就樓藏，有明刊本二千種，“其中明人集部約六百種，許多為四庫未收”。清刊詩文集五千種。而宋本“總計七七，復本五種”；元本“總計七八，復本五種”，重明清、輕宋元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藏書重史部、集部，輕經部、子部。藏書中經部計501部21411卷5648冊，史部1685部56003卷2005冊，子部1133部29052卷13021冊，集部4482部83236卷34828冊，這一特點也與其藏書目的密不可分。
第四、鄉邦文獻搜集豐富。樓藏地方志約有四千種，除去復本，計有1158部32522卷15957冊。其中海內珍本有62種，還有不少其他類型的地方文獻。
第五、收藏有眾多抄校本和稿本。抄校本大約2千種，而明抄《永樂大典》42冊、《明實錄》500冊、劉抄《清實錄》、《清史列傳》、紅格寫本《宋會要》等均被譽為海內孤帙。稿本中較為珍貴的有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焦循手書詩稿、劉喜海《金石叢稿》等。
嘉業堂藏書樓就性質而言屬于舊式私家藏書樓，沒有訂立過如公立圖書館般嚴密的規章制度，但藏書樓在日常管理中，實際上還是形成了一些制度。以編目部為例，計設職員四人、工友四人管理。藏書樓并設有讀者閱覽室對外開放，如有熟人或名人介紹，國內外學者均可以來看書、抄書。在這一方面劉承干比較開明，只要有人介紹，連宋版書他都愿借，不僅允許借抄，還答應免費借去翻印。《浙江圖書館館刊》4卷3期底頁有一出售萬歷《仙居縣志》的廣告，“原本為嘉業堂劉氏所藏，歷劫僅存，允為人世瑰寶，近由邑人李鏡渠設法向劉氏借抄。”在藏書樓的閱覽，由“專人取書，一般客人只能在平房借閱”。

藏書樓成立以后，有職員四人進行管理：編目主任周子美，月薪30元，任職8年，1932年至上海圣約翰大學任教后，由助手施維藩（韻秋）接替。另有嘉興人王善繼負責刻制大小書箱和書櫥并兼管庶務，二人月薪均為20元。還有劉承干的堂弟劉君實專司清點卷數、敲蓋圖章等事，月薪16元。工友四人，分管門房、廚房、花園和打雜，月薪10元。加上其他費用，書樓日常開支一年約為三千元，主要通過“置田若干畝，取息以為常費”來維持。
這一時期藏書樓的任務除了接待來賓、刊印書籍外，還著眼于編訂書目和對外交流。早在藏書樓建立之前，劉承干已請人編《嘉業堂藏書志》，此書初由繆荃孫編撰，繆過世后由董康續任，董在繆稿基礎上，一則作了大量的刪削，二則著重于增補劉承干1919年以后新買之書，但由于種種原因，這部書最終并未完稿。
藏書樓成立后，周子美、施韻秋二人主持整理嘉業堂的全部藏書，并編訂藏書樓藏書書目。書目體例仿《四庫總目》但又有所變通，共分為經、史、子、集、叢書、志六大類。經部細分為正經、書、禮、春秋、五經總義、四書、小學等類；史部細分為正史、紀事本末體、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類；子部細分為儒、法、農、醫、天文、算學、術數、、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道家類；集部細分為別集、總集、詞曲類；叢書部細分為前代、近代、、郡邑、匯刻類；志部不分細類。經過前后五年的努力，編成目錄十二冊：經、史、子、方志、補編各一冊，集部明代以前一冊、清代二冊、總集及叢書合一冊、抄本二冊、善本書目一冊。此外，還編撰了《求恕齋書目》、《留余草堂書目》各一冊，《嘉業堂善本書影》五冊，《嘉業堂明刊本書目》一冊。
這一時期，嘉業堂的刻印書雖然沒有前一階段那么聲勢浩大，但規模依舊不小，主要是將以前的各叢書匯編成套，“復明《嘉業堂叢書》當時多隨刊隨印、陸續發售，故得者往往未能配成完帙計，更將原書匯印全部。”同時也繼續刊印新書補入幾部叢書，1926年的《王章詩存合刻》、《漫堂文集》三十六卷，1927年的《王荊公詩集》，1928年的《三國志》（影刊宋本）、《春秋公羊疏殘》七卷，1930年的《嚴州金石錄》三卷、《云溪友議》三卷等被補入《嘉業堂叢書》；1928年的《董禮部集》， 1929年的《月河所聞集》等被補入《吳興叢書》；1926年的《漢管處士年譜》、1928年的《蕉廊錄》等被補入《求恕齋叢書》；其余如《中庸切己錄》等被補入《留余草堂叢書》。除此之外，劉承干還利用收回藏書樓的舊書版印刷了一些書，“刊了出售定價，略收一些工本費，但有交情的仍可以贈送的。”
從1913年起至此時，劉承干共投入近二十萬元，計刊刻了《嘉業堂叢書》56種750卷220冊，《吳興叢書》64種850卷，《求恕齋叢書》30種241卷，《留余草堂叢書》10種60卷，影刊宋本四史450卷144冊，《嘉業堂金石叢書》5種50余卷，《遼東三家詩抄》3種9卷，《王章詩存合刻》2種17卷，加上《章氏遺書》、《舊五代史注》、《晉書斠注.》等，共刻書177種3015卷，“所刻諸經單疏本為阮校所未見，子史百家亦多當代罕見之籍，而于元明遺老所著及其譜狀，搜羅尤伙”，這也可說是嘉業堂刻書的特點。
這一階段，嘉業堂藏書樓在全國圖書館系統中具有較高的地位，編目部主任周子美加入了中華圖書館協會，1929年1月參加了協會的第一次年會，并成為協會宋元善本書調查委員會十二位委員中的一員。同年，劉承干被聘為中華圖書館協會參加第一次國際圖書館會議委員會的委員，嘉業堂刊刻的《邠州石室錄》、重刻蜀大字本《史記》參加了國際圖書館會議的展覽。同時嘉業堂與國內其他圖書館、出版機構、私人藏書家的往來也十分頻繁，進行業務交往和古籍的互通有無。其時，全國著名的藏書家如傅增湘、張元濟、徐乃昌、劉世珩、潘明訓、張鈞衡、蔣汝藻與劉承干有密切的交往，北大校長蔡元培、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知名人士均到訪過藏書樓。商務印書館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張元濟曾向劉承干借過《舊五代史》、《明史考證捃逸》等書，并借了宋版《漢丞相諸葛武侯傳》、《竇氏聯珠集》、《鶴山先生大全集》刊入《四部叢刊》中。

四
數盡則窮，盛滿則衰，至1934、1935年間，劉承干已開始零星賣書，將宋刊蜀大字本《史記》、宋白鷺洲書院本《漢書》、一經堂本《后漢書》、宋刊元補本《三國志》、淳祐刊《竇氏聯珠集》等書賣給了“專購宋元刻本”的寶禮堂潘明訓。其它如藏書樓內部制度不夠完善、劉承干興趣全部轉移到商業活動上均是造成藏書樓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日本的侵華更是加快了嘉業堂的中衰。
1937年杭嘉湖地區淪陷后，藏書樓工作全面停頓，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絕日本人所謂“駐兵保護”的要求后，劉承干通過賄賂偽軍，于一日夜間用船將三萬余冊珍本運往上海寓所，其中大多為明刊本，其余也有清乾隆以前的版本。對無法運走的書籍均抽去第一冊，并將它們藏入劉氏家宅的天花板之上。
抗戰期間，南潯鎮的房屋有三分之二被焚毀，那嘉業堂何以未被破壞呢？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種姑且稱之為“送書得福說”，其主要說的是，由于在藏書樓全盛時劉承干常送書給日本的松崎鶴雄，因而日軍侵華后，松崎關照他的妻舅“牧少將”如到南潯，應妥善保護嘉業堂。后“牧少將”任杭嘉湖地區日軍司令官，故未毀書樓。另一種為“九龍金匾保護說”，其主要認為當時駐扎在南潯的日軍因見到藏書樓有溥儀題字的九龍匾，了解到劉家與溥儀的關系，因而未破壞書樓。二種說法孰是孰非呢？我們還是看一下劉承干先生在《求恕齋日記》中的自述：“當日兵戰時，曾為松崎鶴雄號柔甫，是王壬秋弟子，通中文，昔在大連曾與往還者，函致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渠為妻舅）囑為保護，由松井派牧次郎（杭嘉湖司令官）到南潯出示保護，并見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頗客氣。”由此可見，目前流行的兩種說法不盡正確。此外，書樓未毀的另一原因許寅先生在《“傻”公子作出的“傻貢獻”》也已提到，那就是日本人收羅古籍一重版本，二重全帙，而藏書樓的大量珍本已被劉承干運往上海，且留余的書又被抽去首卷，日本人因此認為書樓價值不高，于是為了宣傳的需要，借松崎與劉承干相識的關系，做了個順水人情。
這一時期，嘉業堂藏書業的衰落還表現在劉承干的幾次大規模散書上。
第一次規模較大的散書是在抗戰時期賣給中央圖書館的明刊本1200種，稿本30余種。其過程大致如此：抗戰爆發后，南京中央圖書館內遷重慶，得到一筆下撥的建筑經費，但當時法幣貶值極快，“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朱董事長騮先先生，……提議將原撥本館之建筑費移購善本圖書。”于是，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聰“奉命至港滬授購，……而吳興張氏、劉氏、金陵鄧氏、番禺沈氏諸家之書乃歸諸本館。”劉氏的書是經鄭振鐸、徐森玉、張元濟的介紹而與蔣復聰秘密成交的。這批書價值很高，其中不乏善本，成交后書被運到香港，但不巧為日軍發現并掠到日本。抗戰勝利后方重歸我國，1949年移往。
第二批大規模賣出的是400余種明刊本，它們都是經買主張叔平精心挑選的，內中同樣有不少善本，但其價值則稍遜于中央圖書館所購的那批書，現收藏于杭州大學圖書館善本庫。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抗戰時期劉氏大規模的賣書僅此二次，但零星賣書還有一些，如牧次郎到南潯向劉氏“要當地志書，因送湖州府烏程、歸安二縣及南潯鎮志，價買《永樂大典》四十三冊，計四萬三千元”。這部《永樂大典》殘本不久送到了滿鐵圖書館。
由于抗戰時期藏書樓元氣大傷，之后便一撅不振，庋藏混亂，圖籍破損。1949年渡江南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遵照周總理妥善保護天一閣和嘉業堂的指示，留下一排戰士專門保護藏書樓，陳毅并在攻打上海前專程視察了藏書樓。
全國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接管了嘉業堂，浙江圖書館和嘉興地區圖書館派了大批工作人員來樓整理混亂不堪、塵封蠹蝕的藏書，經四個月的時間方才整理就緒。“造具清冊時，共有書籍十一萬余冊，雜志三千余冊，自刻書二萬余冊，木板三萬多片，這就是解放時嘉業藏書樓的主要家底”。此后，嘉業堂一直是浙江圖書館的外縣分館。

如前所述，南京淪陷后，劉承干曾將三萬余冊古籍運到上海寓所，那么，這批書（除賣給中央圖書館和張叔平的外）在建國后的命運如何呢？根據我所掌握的材料，一部分書由劉承干或贈或賣與他的親朋好友，如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王欣夫教授就得了45種。而大部分則分別歸屬于復旦大學圖書館、北京書店、天津中華書店等處。
據華東師大周子美先生介紹，解放后劉承干收入減少，于是委托他和王欣夫找買主，因此，復旦大學圖書館向劉承干購買了一部分古籍。又據當時去劉家購書的復旦大學圖書館潘繼安先生說，復旦圖書館曾先后三次購買了劉氏藏書。
第一次是1954年，劉承干以每本0.35元的價格出讓清刊本2037種，其中經部132種，史部393種，子部160種，集部1133種，志部170種，叢部49種，不少為乾隆以前的善本。
第二次主要是抄本。其中以劉承干在民國初年化數萬元從國史館抄出的《清實錄》、《清史列傳》價值最高，成交價為6千元。
第三次主要是明刊本，外加2部假宋本《烈女傳》、《韓昌黎集》，這批書是劉承干預先搭配好的，買主不能挑選，每本價格5元，其中不少為海內孤本。
復旦圖書館與劉承干原本還有第四次接觸，該批書也是劉氏預先搭配好的，2部假宋本加一批明刊本，但由于劉氏開出的書目中有三分之一復旦已有收藏，且當時古籍書店出售的明刊本開價與劉氏相仿又能挑選，故未成交。
北京中國書店、天津中華書店分別于1958年從劉承干處購買了一些書。“北京中國書店李新乾同上海書店李大宸持葉蕘城介紹信來，要看書。”天津中華書店的王仲珊也是由李大宸陪同到劉家的，“上海書估李大宸同天津中華書店王仲珊來，二次成交書籍。”在此之前，北京某國營書店也與劉承干成交了一批書，“北京書估葛鴻年由春藩同來，以《永樂大典》三十七冊（按：此為劉氏抄本，非嘉靖、隆慶間抄本）售去，每冊四十元，又明版《昭代典則》二十冊一百元”。
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盛極一時的嘉業堂藏書至此大概已經散失殆盡了。

五
綜觀嘉業堂藏書史，自興起至衰落前后不過半個世紀，呈現出興起得快衰落也快的特點，這種“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流星般的藏書過程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雖然辛亥以來還存在私家藏書賴以存在的基礎，但要求廢除舊式藏書機構，建立新式的公共圖書館已形成一種的趨勢，如嘉業堂般的藏書樓已日益暴露出不適應的弱點，三十年代，蔡元培參觀嘉業堂后感慨道：“可惜太舊了。”就是對此的最好注腳。
其次，劉承干本人主要從事的是工商業，藏書不過是興之所至以及為父親編書而為，就總的情況來看，劉氏于三十年代停止購書后，已將主要的精力重新投入到商業活動中去，而對藏書業則過問較少，熱情大減。
再次，藏書樓制度不嚴密，除了1925年至1935年全盛階段人員配備較齊、分工較明確外，其余時候人手奇缺，幾乎無人管理，正因如此，造成藏書的庋藏混亂。
雖然嘉業堂藏書不長，藏書樓本身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但是劉承干在中國近代藏書史上還是應該占有一席之地的“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私家藏書最多，化費精力、金錢最多的一個，遠遠超過清代以來私人藏書家的巨擘，毫不過分。”他不守歷代藏書家只重宋元本的陋習，而是廣收博取，對于保留古代典籍起了巨大作用。他收藏的明清詩文集，雖在當時不被重視，但在今天來看其中有不少已經成為海內孤本。劉承干本人還是一個比較開通的藏書家，他得書后從不珍秘，不但將孤本、善本任人借抄，而且還大量刊印古籍，廣播為守，使不少瀕亡的古籍因此得以流傳，對傳播古籍作出了貢獻。尤其是劉承干還刊刻了相當的清朝禁書，早在1916年他就刊印了《安龍逸史》，此后又刻了《翁山文外》、《閑魚閑閑錄》、《三垣筆記》等禁書。對于這一點魯迅先生是頗為欣賞的，他在《病后雜談》中說“對于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因為他傳授給我許多知識”。在致楊霽云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但有些書，則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會刻的，所以他還不是毫無益處的人物”。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嘉業堂興衰的半個世紀正是上新舊交替、跌宕多姿的五十年。嘉業堂藏書的出現是那個的產物，其衰落也是時代的必然。盡管劉承干想使他的藏書“世守勿替”，但服務對象相對狹窄的私家藏書樓其生命力是不會持久的，它必然被服務大眾的新式圖書館所取代。

作者：后志鋼 [2001-7-1 2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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