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位詞研究五十年的文化論文

時間：2024-08-22 08:45:44 文化畢業論文

方位詞研究五十年的文化論文

　　第一，50年來，除了一般的現代漢語語法學的著作和現代漢語教材用專章或專節來研究方位詞外，還有一些論文從方位詞與處所詞的區分、個體方位詞之間的差別與聯系、方位詞的性質、范圍、語法功能、使用狀況等若干方面對現代漢語方位詞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現代漢語詞典》（1978年第1版、1983年第2版、1996年修訂本）一直將“方位詞”作為詞條收錄；《現代漢語八百詞》（1980年第1版、1999年增訂本）的總論《現代漢語語法要點》中，也將“方位詞”作為一個獨立的詞類與“名詞”、“動詞”、“形容詞”等詞類并舉。這兩部詞典是現代漢語較為權威的規范詞典，它們對“方位詞”重要性的認定及其對方位詞具體成員的收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代漢語方位詞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此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還出現了研究現代漢語方位詞的專著，如儲澤祥《現代漢語方所系統研究》，從方位詞構成方所的功能著眼，描繪了一幅現代漢語方位詞的全景圖；齊滬揚《現代漢語空間問題研究》，從方位詞與空間的關系著眼，對方位詞進行了新的分類。這類專著的出現說明現代漢語方位詞的研究已經成為現代語言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現代漢語方位詞研究正在走向成熟。

方位詞研究五十年的文化論文

　　與現代漢語方位詞研究的系統性、豐富性相比，古代漢語方位詞的研究就顯得相對單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古代漢語方位詞的研究較為零散，尚未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統和方法。學者們對古代漢語各個時期的方位詞有過研究，而且有的研究有相當的深度，如唐啟運《論古代漢語的處所方位名詞》[1]、張世祿《先秦漢語方位詞的語法功能》、魏麗君《從〈史記〉一書看方位詞在古漢語中的用法》、侯蘭生《〈世說新語〉中的方位詞》、王ｙīｎｇ＠①《唐詩方位詞使用情況考察》等。不過，這些文章對方位詞的分類、方位詞語法功能的研究、方位詞詞義特點的把握基本上還是現代漢語的一套系統和方法。當然，不容否認，古代漢語方位詞與現代漢語方位詞是一脈相承的，借用現代漢語方位詞的系統和方法來研究古代漢語的方位詞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畢竟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是兩個不同時期的語言，如果能根據古代漢語的特點從研究方法、研究內容上尋求更多的研究切入點，古代漢語方位詞的研究就會更加深入，甚至有可能反過來影響現代漢語方位詞的研究。不過，我們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古代漢語方位詞的研究沒有自己的特色，因為仍有不少學者根據古代漢語詞類活用較多的特點，研究方位詞的活用現象，如余心樂《方位詞在古漢語中的動詞功能》，張軍、王述峰《論古漢語方位詞用如動詞》；也有一些學者從古代漢語方位詞的特點入手，提出適合于古代漢語方位詞劃類的標準（如上文提到的唐文和侯文），這些研究都考慮到了古代漢語方位詞自身的特點，應該說還是頗有見地的。

　　2.方位詞的溯源工作做得不多，每一個方位詞發展的歷史脈絡還不明晰，古代漢語方位詞的整體狀況目前還未弄清楚。

　　學者們對方位詞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狀況給予了一定的關注，如王力《漢語史稿》、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志村良治《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香坂順一《白話語匯研究》等專著都有專節論及一些方位詞的歷史面貌；同時張萬起編《世說新語詞典》、劉堅、江藍生主編《近代漢語斷代語言詞典系列》、白維國編《金瓶梅詞典》、周定一主編《紅樓夢語言詞典》等詞典也或多或少地收錄了一些方位詞的詞條；還有一些論文也專門研究某一時期方位詞的狀況（如上文提及的對先秦、漢代《史記》、南北朝《世說新語》、唐代唐詩中的方位詞的研究）。不過，從整體上討論古代漢語方位詞全貌的目前只看到《論古代漢語的處所方位名詞》這一篇，其將討論范圍限定在“表示處所的方向和位置”的“處所方位名詞”，并從表義特點、語法功能的角度提出劃歸“處所方位名詞”的標準，并根據此標準確定了古代漢語方位詞的部分成員。盡管唐文論述周密，但連唐文自己也認為“古代漢語處所方位名詞究竟有多少？看來這是一個還值得研究的問題”，由此可見，古代漢語方位詞成員數量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為什么這個問題的研究尚不深入呢？這實際上與古代漢語個體方位詞的歷史發展研究得不夠充分有直接關系。目前，單純方位詞的溯源工作已經有一些成果，有不少文章對“東、西、南、北、中、里、外”等單純方位詞的來源進行了追溯，如蔣逸雪《釋四方》、周曉陸《釋東、西、南、北與中——兼說子、午》；楊伯奎《說“中”》、胡念耕《唐蘭釋“中”補苴》、田樹生《釋“中”》、鐘如雄《“里”義探源》、汪維輝《方位詞“里”考源》、張玉春《說“外”》等；一些漢語史的著作也對某些單純方位詞的來源進行了舉例性的分析。不過，每個單純方位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用法尚未弄清楚。同時，相對于單純方位詞來說，合成方位詞的溯源工作基本上沒有專文論及，即使有，也是散見于各種詞典、漢語史的相關著作。既然方位詞這個集合的每一個成員的發展軌跡都尚未弄清，那么各個歷史時期方位詞的整體面貌自然就無法明晰，這樣一來，要弄清古代漢語方位詞成員的數量自然也是難上加難的。同時，在對古代漢語方位詞的成員進行界定的時候，有的學者并未將古今一脈相承的方位詞與古有今無的方位詞區分開來，所謂“古代漢語方位詞”是應該涵蓋古今一脈相承與古有今無這兩種情況呢？還是只指“古有今無”這一種情況呢？還要再進行界定。

　　綜上所述，如果說現代漢語方位詞的研究已經處于或正在處于成熟期的話，那么古代漢語方位詞的研究目前還處于發展期。語言學界應該在繼續深化現代漢語方位詞研究的同時，將古代漢語方位詞的研究提到研究日程上來。

　　第二，如上所述，50年來，普通話方位詞的研究已經頗具規模，與之相比，方言方位詞的研究恐怕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

　　早在195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就為調查河北省方言編寫了《方言詞匯調查表》，這個調查表到1981年正式發表在《方言》第3期上，成為方言學界進行詞匯、語法調查的依據。該表“大致按意義分類排比”，其中有一類就是“位置”類，表中列舉了一些合成方位詞（如“上頭、下頭、左邊、右邊、中間、里面、外面、前邊、后邊、旁邊”）、一部分方位指示詞（如“哪兒、什么地方”）、表處所的方位結構（如“路上、手里、鄉下”）、時間詞（如“以前、后來”）。從該表選詞的原則來看，歸入“位置”這個義類的詞應該是“常用的”、“方言中有異同的”、“意義單純范圍確定的”一類詞，顯然歸入這一類的方位詞也具有此類特征。也就是說，至遲在20世紀80年代，方言學界就開始將方位詞作為一種常用的、有方言特色的詞來關注了。20年來，方言學界積累了豐富的方言方位詞的原始材料，不過，這些材料大部分側重于方言方位詞的列舉和釋義，對方言方位詞的形式特點、語法功能研究得還不充分。

　　從方言學的專著來看，將方位詞作為專章或專節來研究的并不多，大都是將方位詞置于分類詞表中的一個義類（“方位”或“位置”）之下，進行方言方位詞詞匯形式的列舉。不過，近幾年有些專著也對方位詞進行過專題研究。如陳澤平《福州方言研究》就專門用了一節（第七章第三節）來分析福州方言方位詞的形式特點，只是這樣的專著較少。

　　從方言學的論文來看，以方言方位詞為論題的論文并不太多。目前筆者收集到的有5篇，較早的一篇要算20世紀60年代金有景《蘇州方言的方位指示詞》（注：另外，嚴格地來說“方位指示詞”現在一般歸入代詞中，不過在六七十年代有一些語言學家將這類詞也歸入方位詞。趙元任《漢語口語語法》就將“這里（兒）、哪里（兒）、那里（兒）”看作雙語素方位詞。），接下來到了90代，《方言》上刊載了兩篇這方面的論文，一篇是李錫梅《江津方言詞尾“頭”和方位詞“高”》；另一篇是鄭懿德《福州方言的方位詞》[2]；還有其他一些雜志也刊載了這方面的論文，如柏恕斌、丁振芳《魯南方言“的”“的個”及方位詞的特殊用法》、何天祥《蘭州方言里的“上”與“下”》。這些文章中以鄭懿德的研究較為全面，她在較為詳盡列舉福州方言方位詞的基礎上，從方位詞的內部結構、語法功能（主要是在句中充當句子成分的功能）、方位詞重疊的語法意義及重疊后的語法功能（主要是在句中充當句子成分的功能）等方面對福州方言方位詞進行了條分縷析的研究。此外，還有一些涉及方言方位詞的論述，一般都是研究某一方言語法的文章中的一部分而未獨立成篇，如黃伯榮主編的《漢語方言語法類編》中，陜西華縣、四川江津、云南玉溪、浙江寧波、上海這5處的方言方位詞的研究資料就取自研究這些方言語法的文章。這其中以許寶華、湯珍珠對上海話方位詞的描寫較為系統，他們不僅列出了上海話方位詞總表，而且還對上海話與普通話差別較大的方位詞作了區分，同時分析了新老派在使用方位詞上的異同。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盡管進行方言方位詞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較為豐富，也有一些學者作了一些較為深入的研究，但總體來說，從研究的深度、廣度來看，與普通話方位詞的研究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二

　　從研究角度來看，從形式入手研究方位詞的較多，從概念表達和方位詞文化內涵入手研究方位詞的不多。

　　第一，如上所述，50年來學者從空間、時間概念表達的角度研究方位詞的不多。

　　較早注意從空間概念表達的角度研究方位詞的是呂叔湘，早在20世紀40代他就在《中國文法要略重印題記(1982)》中提出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研究語法，一個是“從聽和讀的人的角度出發，以語法形式（結構，語序，虛詞等）為綱，說明所表達的語法意義”；一個是“從說和寫的人的角度出發，以語法意義（各種范疇，各種關系）為綱，說明所依賴的語法形式”，并且在此書中用“詞句論”和“表達論”分別從這兩個角度對漢語的特點進行描寫，而且將方位詞作為表達“方所”這個范疇的一種重要形式來研究。該書的這種“先立意義（觀念）范疇，再論述每個范疇的表達形式”的研究視角可以說是從空間概念表達的角度研究方位詞的先導（注：盡管《中國文法要略》是以文言和白話作為分析對象的，但其列舉的方位詞與現代漢語的方位詞基本一致：上、下、左、右、前、后、內、外、中、旁、東、西、上頭、底下、前頭、頭里、后頭、面前、背后、里頭、外頭、左邊、右邊、旁邊、東邊、西邊。）。

　　呂氏的這種思想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房玉清的《實用漢語語法》中得到繼承發展：一方面，在研究觀念上房氏除了認同呂氏的兩個研究角度外，還針對外國學生學習漢語的實際情況，認為外國學生“要解決聽懂和讀懂的問題，必須對漢語的句法結構進行從形式到意義的分析和學習；要解決用漢語表達的問題，必須了解漢語某些特有的語法范疇及其表達形式，必須對漢語的某些語法范疇進行從意義到形式的分析和學習”；另一方面，在研究內容上，房氏認識到“空間”、“時間”之間的內在聯系，將“空間”和“時間”放在同一個范疇——“時空范疇”中研究，在第十八章“時空范疇”中，除了從空間概念表達的角度說明方位詞的特點外，還注意到方位詞在表達時間概念上的重要作用，并明確提出“用方位詞表示時空概念，是漢語的一大特點”（注：《中國文法要略》將方位詞放在“方所”范疇中研究，在“時間”范疇中并未說明方位詞在構成時間詞上的功能，只是列舉了一些有方位語素的時間詞，如“前天”、“后天”。）。可以說在《實用漢語語法》中，從表達時空概念的角度研究方位詞的觀念已經十分明確了。

　　如果呂、房二氏還是從概念如何用方位詞表達這種表層的意義與形式的關系研究方位詞的話，那么劉寧生則是從“漢語看待物體空間關系的方式這一角度，聯系認知過程說明漢語為什么用這些方位詞表達這些特定的意義，為什么另一些說法在科學性上是有根據的甚至是惟一正確的，而在日常語言中卻是盡力避免的”[3]。顯然，后者借助了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認知語言學是“一個以我們對世界的經驗以及我們感知這個世界并將其概念化的方法、策略作為基礎和依據進行語言研究的語言學學派”[4]，如果從美國加州大學語言學教授Ronald W.Langacker1976創建“認知語法”開始算起，該學派至少有二十幾年的歷史了，不過，國內對這個學派的介紹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作為“引進國外語言學的窗口”，《國外語言學》從1990-1999年陸續發表了不少譯介的文章，對認知語言學功能主義的語言觀、非客觀主義的認知觀、認知語言學的經驗基礎以及認知語言學的一些核心問題如范疇化理論、隱喻系統、意象和意象圖式、句法的象似性等等都作了詳細深入的譯介。

　　由于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不是一個自足的體系，它是客觀現實、人的生理基礎、認知能力等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5]，因此，其研究語言不再從形式結構入手，而是從概念結構入手，“從認知上對語言結構作出系統的而不是零碎的、嚴格的而不是隨意的合理解釋”[6]。這種新的研究思路得到國內不少學者的響應，因此，出現了一批運用認知語言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漢語方位詞與空間表達關系的論著，劉寧生的這篇就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此外，李宇明《空間在世界認知中的地位——語言與認知關系的考察》，運用認知語言學隱喻的認知觀，對空間隱喻的兩種類型——時間的空間隱喻和社會的空間隱喻進行了研究，認定“空間圖式是一種能產性極強的認知圖式，人們習慣于把空間的范疇和關系投射到非空間的范疇和關系上，借以把握各種各樣的非空間的范疇和關系”，這一研究對漢語方位詞既能表示空間又能表示時間、等級的表義功能作出了一定的解釋；張煉強《時空的表達和修辭》將表示空間概念的詞語用于表達時間概念歸因于人類的認知特點（認知時間要以某種客觀標志為中介，而這一中介又和空間以及人們的視覺行為相聯系），從另一個角度為方位詞既能表示空間又能表示時間提供了解釋；龍治芳《試論多維空間詞匯意義的認知原則》認為，不同方位詞或同一方位詞表示的不同方位義受制于人們觀察多維空間物體的基本認識規律和原則（注：即定向原則（人在觀察自然時所處的位置對時間、空間和間和物體的認識的作用。人從不同的視角觀察物體會對它們產生不同的印象）和格式塔原則（物體受本身結結構決定的外部形態對時間、空間和物體的認識的作用），它們都是觀察自然和形成概念的方法。），并從認知的角度對方位詞詞義產生的原因做了分析；廖秋忠《現代漢語篇章中空間和時間參考點》、《空間方位詞和方位參考點》[7]以及方經民《現代漢語方位參照聚合類型》都是從時空概念表達的方面說明方位詞在描寫某一物體所處的空間、時間上的作用，并且以此來給方位詞做新的歸類。

　　盡管八九十年代語言學界運用認知語言學的方法，從概念表達與方位詞關系的角度對方位詞的形式和意義做出了一些新的闡釋，不過，這種闡釋還主要集中在方位詞表示時空概念這兩種表義功能上，對方位詞的其它表義功能尚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由于“認知”本身是抽象的、主觀的，因此，認知語言學的解釋也有一定的主觀化傾向。因此，目前運用認知語言學的方法來對方位詞進行系統的研究還要慎重。

　　第二，從文化內涵來研究方位詞的材料也不多。除了一些方位詞溯源的論著中有少量提及外，目前見到的專篇論文有張德鑫《方位詞的文化考察》[8]、周前方《方位稱謂詞的語言文化分析》、蔡培桂《說“東”——談談“殷人東渡美洲的問題”》、李啟文《論古人是如何看待方位的》、范慶華《“東、西、南、北”及其文化內涵》等5篇。

　　其中張文從古代方位詞的多種表達形式、方位詞的文化象征、文化色彩等方面對方位詞的文化內涵作了較全面的分析；周文則選取有方位語素的稱謂詞作為研究對象，對方位語素應用于這類稱謂詞的文化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蔡文則將“東”的起源與移民史聯系起來，提出了“‘東’字字形的起源與殷人東渡美洲有直接關系”的獨到論斷；李文將方位概念的產生及其所指與古人從整體上把握世界的宇宙觀聯系起來，分析它們之間的內在關系，從而探究出方位概念產生的文化根源。范文從“東、西、南、北”四方組合的順序、四方的詞義、詞義演變、詞語運用等方面探究出中國的某些社會制度和習俗。這些文章都注重將方位詞的研究與中國文化的底蘊聯系起來，有不少新的發現。不過，這樣的研究比起方位詞的形式研究來說，數量顯然還是偏少。所以，如何更進一步研究方位詞的文化內涵、方位詞與古代文化的關系，應該是今后方位詞研究的一個重點。

　　三

　　從研究方法來看，方位詞的個體研究較多，方位詞的比較研究較少。50年來，單個方位詞的研究不在少數，現代漢語內部方位詞的比較研究（注：目前見到的有：羅日新《“里、中、內”辨義》；［日本］高橋彌守彥《是用“上”還是用“里”》；郭振華《方位詞“內”和“里”》；鄧永紅《“在X下”格式及與“在X上”之比較》。）、古代漢語方位詞與現代漢語方位詞的比較研究、普通話方位詞與方言方位詞的比較研究、方言間的方位詞的比較研究、漢語與英語以及其它外國語的方位詞的比較研究都不多（注：目前見到的有陳滿華《從外國學生的病句看方位詞的用法》。）。

　　“比較”一直是語言研究的一種重要的方法。對于“比較”的重要性，不少語言大家都有過精辟的論述。如呂叔湘在《通過對比研究語法》[9]中指出“要認識漢語的特點，就要跟非漢語比較；要認識現代漢語的特點，就要跟古代漢語比較；要認識普通話的特點，就要跟方言比較。無論語音、詞匯、語法，都可以通過對比來研究”；李榮在《關于語言研究的幾個問題》指出：“比較是研究詞匯的好辦法。”

　　同時，語言學界運用比較的方法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績。李如龍在《論漢語方言比較研究——世紀之交談漢語方言學》（未刊稿）中，就提出“漢語方言學是從比較研究起家并由比較研究向前推進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語法學界也注重普通話與方言、現代漢語與古代、近代漢語的比較研究，如朱德熙《北京話、廣州話、文水話和福州話里的“的”宇》、《漢語方言里的兩種反復問句》等，尤其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邢福義明確提出“普（現代漢語共同語）——方（現代漢語方言）——古（古代、近代漢語）”“大三角”的研究方法，使語法學的研究“越來越接觸到漢語語法特點的本質”[10]。

　　盡管語言學界運用比較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不過，還是存在一些不足。就方言學來說，“方言詞匯的比較研究還沒有認真進行”（李如龍《論漢語方言比較研究——世紀之交談漢語方言學》，未刊稿），方言方位詞與普通話方位詞的比較研究、不同方言的方位詞的比較研究還未引起應有的重視，相應的成果也不多，因此，方位詞的比較研究也是今后方位詞研究的一個重點。

　　【參考文獻】[1] 唐啟運.論古代漢語的處所方位名詞[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1):80-88.

　　[2] 鄭懿德.福州方言的方位詞[J].方言，1995,(2):151-155.

　　[3] 劉寧生.漢語怎樣表達物體的空間關系[J].中國語文，1994,(3):169-179.

　　[4] 張敏.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3.

　　[5] 石毓智.“女人，火，危險事物——范疇揭示了思維的什么奧秘”評介[J].國外語言學，1995,(2):17-22.

　　[6] 沈家煊.R.W.Langacker的“認知語法”[M].國外語言學，1994,(1):12-20.

　　[7] 廖秘忠.廖秋忠文集[C].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

　　[8] 張德鑫.方位詞的文化考察[M].世界漢語教學，1996,(3):63-73.

　　[9] 呂步湘.通過對比研究語法[M].語言教學與研究試刊，1997,(2):49-16.

　　[10] 華萍.現代漢語語法問題的兩個“三角”的研究——1980年以來中國大陸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發展[M].語言教學與研究，1991,(3):21-37.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钅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