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馬克思經濟批判中價值介入的方式的論文
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批判是馬克思一生所著力的重心。他的經濟批判不是對其經濟事實單純的價值評判或純粹的抽象否定，而是一種融合事實與價值的批判。此種批判蘊含著一種“價值介入的研究方式”，即馬克思在異化勞動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和人類解放理論等研究中，將特定價值目標和價值尺度等德性價值或超越價值通過反思、評判等方式融入經濟事實，而對資本主義進行全面深刻批判的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此種研究方法在馬克思經濟批判的經典文本中有多種方式。這既可通過對其文本進行解讀而呈現出來，也被諸多學者的相關觀點所印證。此論題的探究不僅是其方法論研究的拓新，也有助于彰顯馬克思主義鮮明的理論特質。
一、標立對應于經濟事實的價值尺度
馬克思在經濟批判中為揭示資本主義經濟事實的異化現象，并凸顯此種經濟現實朝向他所描畫的應然世界的演進趨勢，他基于資本主義經濟現實預設了一系列的價值準則或價值目標，并以此作為理據來論證現實的異化及其發展趨勢。
在異化勞動理論的研究中，馬克思借助于價值尺度的標立闡明了雇傭勞動工人及其勞動活動等方面的異化。他將非異化勞動的價值準則描述為“肯定自己”“感到幸福”“自由的發揮”“感到自在”“覺得舒暢”和“自愿”等等。而相對應于此，異化勞動就表現為“否定自己”“感到不幸”“受折磨”“遭摧殘”“被迫”或“被強制”的勞動。勞動異化性質的確證只有借助于非異化勞動的價值準則作為參照才能得以說明。
在論述工人的勞動與其類本質相異化時，馬克思更為明顯地運用了標立價值尺度或價值目標的研究方式。馬克思指出，一個種的類特性或整體的特性表現為它生命活動的性質，此種類特性或類本質也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就人作為一個種的本質而言，其活動或行為應該是自由的自己決定自己的，但在雇傭勞動中，工人既沒有自由，也不可能自主地進行勞動。馬克思正是借助于作為人的類本質的自由自覺這一價值預設而論證闡明雇傭工人的異化這一事實的。
在對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中，馬克思標立了“真正的共同體”和“自主活動”等價值尺度。他基于這些應然價值的預設，對“冒充的共同體”及其“摧殘生命”的生產活動等進行了深刻批判，闡明了他對于科學社會主義的初步認識。他認為人們只有生活于“真正的共同體”中才能實現自己的自由，此種共同體是各個人的自由聯合。“真正的共同體”是自由獲得的保障，也只有每個人擁有自己的自由，這樣的聯合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與之相對，馬克思指出過去依存于國家形式的共同體是“冒充的共同體”，此種共同體的自由只是局限于統治階級所具有的自由，而對于被統治階級則是虛幻或桎梏。
此外，馬克思還標立了“自主活動”這一價值尺度。他認為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條件下的生產活動是“摧殘生命的方式”。而認為自主活動是充分的、不受限制的活動，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這里所設想的所有制是社會財富歸全體個人所有并支配，此種占有與聯合都是普遍性的占有與聯合。他認為在以往的桎梏與腐朽權力被打倒和無產階級能力得以發展的條件下，自主活動與物質生活會變成一致的，個人向完全的個人發展，受制約的交往發展為個人本身的交往，而且，個人的“自發性”消除了。這里所描述的是馬克思對私有制被消滅后的“自主活動”的設想，這是一種對應于被奴役而勞動的價值判斷或選擇。這一價值預設不僅可對比闡明資本主義現實勞動的異化，而且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發展演進描繪了前景。
在反思必然王國時，馬克思借助于人作為目的本身這一價值尺度對其進行了批判。他認為自由王國是在被強制的必要勞動或滿足人們外在目的的生產勞動終止的時候才開始出現，因此，就其本性而言，其存在于必要的物質生產領域的另一個方面或彼岸。馬克思基于文明人與野蠻人之間的關系闡明了這一問題。野蠻人為了生存必然要與自然界進行搏斗，野蠻人所生活的世界就是一個自然的必然王國，此王國伴隨著人及其生產能力的發展不斷壯大。而在自由王國中，野蠻人演變成為了社會人或生產的聯合者，他們能夠合理調節其與自然領域的物質轉換，并合理控制此種轉換，而不是讓一種盲目的或自然力量來宰制自身。他們只需要耗費最少的力量或能量而在尊崇并適合人類神圣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此種物質的變換。馬克思認為此種自由領域還是處于必然的領域，而只有作為目的本身的人的能力得以發揮，才能稱之為真正自由王國的開始，此種自由王國只有基于必然王國才能得以繁榮。自由王國是必然王國的“彼岸”，只有人類作為目的本身，而不是作為“待利用”的工具或手段在發揮作用時，建基于必然王國之上“真正的自由”就開始了。
二、價值介入下的事實詮釋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事實的詮釋不是對其客觀事實的純描述，也不是基于價值預設的純粹推導，而是在這些事實中嵌入了自身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的解讀與詮釋。
在異化勞動理論中，馬克思強調要基于經濟事實進行研究，他首先基于資本主義“當前的”經濟事實，描述了工人的狀況。他們的生產能力與其擁有的財富、所創造的價值與其本身的價值都是成“反比例”的，而且，人的生產是按照生產商品的“比例”而進行的。顯而易見，馬克思在這里所描述的一系列比例關系是一種數量關系，此種數量關系是基于資本主義經濟事實的經驗材料歸納而來的。此種歸納不是純粹價值中立的科學描述，而是滲透著馬克思本人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的，其價值取向在于論證雇傭勞動者失去自由而處于多方面異化的處境之中。這既體現了他對雇傭勞動者的困苦、被壓迫和被剝削弱勢地位的同情，也體現了他對自由、平等與正義等價值準則與價值目標的不懈追求。
馬克思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定位為一種工人與其產品之間異化的現實。他也運用異化或外化的勞動來表述這一事實，甚至指出對異化勞動這一概念的分析，也就是對雇傭勞動現實的分析。他講到，“我們分析了這一概念，因而我們只是分析了一個經濟事實。”可見，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事實時，是將其作為異化的事實來分析的。此種異化正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現實所作的價值選擇與價值判斷的結果。也只有滲入對雇傭工人現實處境及雇傭勞動制度的不平與義憤，馬克思才會得出勞動的異化這一確切判斷。
在對巴師夏和凱里的經濟學批判過程中，馬克思借助于價值選擇或價值判斷對其經濟學所體現的經濟事實進行了嶄新詮釋。他一方面指出他們的經濟學未能從歷史發展的事實來揭示其所應得出的觀點;另一方面批判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經濟體制的違心辯護。此種批判彰顯了馬克思的經濟學不僅是基于經濟事實及其歷史發展的總結歸納，而且，在其中融入了馬克思所作的———雇傭勞動關系并非和諧關系———這一與他們經濟學觀點截然相反的價值判斷。
馬克思認為巴師夏和凱里都試圖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以往的經濟學，并力圖基于資本主義經濟矛盾或生產關系中的沖突來論證其和諧性。他指出，“他們兩人從事寫作的民族環境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卻驅使他們產生了同樣的意向。”他們經濟學的價值取向在于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和諧性，從而抹殺其生產關系的對抗性，并通過此種途徑來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正當性辯護。
馬克思認為巴師夏和凱里是非歷史和反歷史的。凱里把美國人的普遍性當作普遍性，巴師夏的普遍性則是無視一切國家的普遍性。凱里收集了大量材料，但并不是為了認識其內在精神，而是當作無差別的死的材料來處理，并將其用于論證自己的理論目的，論證他基于美國人的立場而抽象得來的觀點。而且，他對這些材料并未采取“批判”的態度。而巴師夏所采用的材料是虛構的，這些事實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從未發生過。馬克思在這里點明了凱里雖然收集了眾多事實，但未能把握其精神實質而介入內在的與社會發展趨勢相切合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而是迷戀于為資本主義社會而辯護。巴師夏并未基于歷史事實來證明自己的結論，因此馬克思將其斥為陳詞濫調。
關于雇傭勞動、利潤和工資之間的關系，巴師夏和凱里認為雇傭勞動與工資是固定的，而利潤是具有冒險性質的，是變動性的。他們以此證明工人無權分得利潤，并應安于一種相對于資本家的從屬地位。馬克思對其進行了堅決批判。他解析了雇傭勞動歷史產生的事實并揭示了雇傭勞動的否定性。就其歷史演進而言，他認為雇傭勞動制度一般是基于奴隸制度及封建農奴制度的基礎上發展演化而來的，也有的是基于較為原始的公有制度中演化而來的。而就其典型形式而言，其是基于行會與等級制度、實物或勞役作為收入的勞動形式、作為農村副業的工業和封建社會的小農業等勞動形式或勞動制度中演化而來的，只有這些勞動制度或勞動形式衰亡之后才可能出現雇傭勞動。所以，雇傭勞動體現為一些勞動或生產關系的解體。
巴師夏和凱里將以往勞動關系中的勞動收入、勞動內容、勞動場所和勞動規模等因素都理解為固定不變的，而馬克思恰恰相反，他認為雇傭勞動是以往勞動關系的否定。馬克思認為勞動本身是固定的，歷史的事實只有一種。他與以巴師夏和凱里為代表的庸俗經濟學家做出了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詮釋，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可見，這里的區別不在于歷史的經濟事實與現實材料，而在于兩者所持的價值尺度與價值追求不同。馬克思抱著對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批判態度，秉持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個人自由發展的價值訴求，由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產生的歷史事實歸納出勞動本身的普遍性，也得出了雇傭勞動是以往勞動形式的否定而且自身也將必然被否定的結論。
馬克思基于歷史經濟事實發展演進的客觀描述，同時嵌入價值這一超越領域或應然世界對其進行了詮釋。此種詮釋體現了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必然生發于現實的經濟事實，而經濟事實的發展趨勢必然朝向普遍性的價值目標與價值準則。
三、現實與未來相統一的理論建構
馬克思在經濟批判中，一方面緊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與現實條件，另一方面堅定指向并執著追求公平、正義和自由等為價值訴求的社會理想。他在處理經濟現實與未來社會之間的關系時，并非是將其看作截然二分的兩條線索，而是基于現實事實中內在矛盾的揭示與分析，來呈現未來社會的必然趨勢，以實現兩者之間的內在融合。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文中，馬克思通過資本與勞動這一內在矛盾的剖析揭示了異化勞動必然會被否定，而共產主義社會必然會實現的發展趨勢。他基于異化勞動中工人與非工人的對立引申出對私有財產的分析，并得出私有財產包含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與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之間的關系。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是一種異己的生產活動，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成為了一種單純的抽象存在，而淪為“絕對的無”或“現實的非存在”;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喪失了一切自然的、社會的規定性，而只具有在不同自然與社會中的同一性。馬克思指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一旦達到極點，就必然是此種矛盾發展的頂點或最高階段，也就是異化勞動的被否定或未來社會的實現。
馬克思認為私有財產包含能動的主體性勞動與客體化資本之間的對立，這是揚棄超越私有財產本身而走向未來社會的內在動力。他認為未來社會是人對異化的否定，也是對人真正本質的占有或復歸于人性社會。未來社會的形成是基于以往社會的經濟發展而生成的，此種形成過程是一種完全的自覺的演進歷史。其是“通過人”占有自身本質的一個揚棄過程，是一種符合“人性”的過程。未來社會是私有制度內在矛盾的必然發展，是在私有制基礎上生成的。它不是完全脫離資本主義經濟土壤的抽象社會或制度，也不是人們頭腦中的主觀臆測。
馬克思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現實與未來社會是動態的統一。未來社會的“生成”活動既是其現實經驗的產生過程，同時也是它被理解被認識的過程。朝向未來社會的革命的生成活動可以從經濟運動中窺見其經驗基礎，也可在經濟運動中窺見其理論基礎。未來社會不是一個僵化的抽象，而是“生成著”的現實，對其理論的認識與把握也是“生成著”的。在1846年的《馬克思致帕維爾·瓦西里耶維奇·安年科夫》一信中，馬克思通過對蒲魯東的著作《貧困的哲學》的批判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現實與平等社會的訴求之間的內在關聯。他指斥蒲魯東割裂了平等這類價值訴求與社會現實運動之間的關系，他不僅借助“虛構”和“想象”來論證其固定僵化的平等觀念，而且還自行發明分工、信用和機器等概念來論證此種平等觀念。蒲魯東停留于抽象的應然世界，而脫離其得以成立的經濟現實基礎，這就割裂了應然社會與實然的經濟事實之間的關系。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將“私人交換制度”這一經濟現實與未來社會這一理想統一于“勞動與其客觀條件的分離”這一內在矛盾之中。馬克思認為“私人交換制度”被未來制度取代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私人交換制度”是未來社會的基礎與胚胎，而未來社會制度是“私人交換制度”內在矛盾的產物，也是其必然發展趨勢。
馬克思指出“私人交換制度”下的等價交換淪為一種平等交易的“假象”，體現為一種生產的“表層”，此種生產不通過交換而占有他人的勞動。此種占有實際上是有產者對無產者的宰制。其形成基礎就是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與其客觀條件相分離，勞動者與其客觀條件的關系變成了對他人的財產或資本之間的關系。馬克思認為，要“使勞動重新把勞動的客觀條件當作自己的財產，就必須有另一種制度來取代私人交換制度，這種私人交換制度，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造成對象化勞動同勞動能力的交換，因而導致不通過交換而占有活勞動。” “私人交換制度”具有內在的不合理與不公平，但這是自封建社會以來資本發展的“必然的假象”，這一“假象”還將在“活的勞動能力與其客觀條件相分離”這一矛盾的作用下繼續發展，最終導致“另一種制度”來取代這種“私人交換制度”。馬克思主要揭示了資本主義現實社會向未來社會過渡的內在原因與動力，并揭示了此種過渡的自然性與必然性，也凸顯了未來社會與“私人交換”社會在相互對立基礎之上的內在關聯。
在論及“資本的流通過程”時，馬克思也提出未來社會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運動的結果。資本主義直接的生產過程是不停頓的運動過程，在此過程中，整個社會財富及其生產本身不斷地得以更新。馬克思引用了歐文《在曼徹斯特的六篇演講》(1837)中的觀點來論證“更高級的社會結構”基于“必要的準備階段”而產生的必然性。歐文描述了資本主義現實社會工人“被置于極端絕望的境地”———他們大部分人享受不到健康、家庭的天倫之樂、閑暇以及童年時有益健康的戶外游戲;他們失去了“真正的生活樂趣”。歐文指出，此種結果的造成并不是“個別人”的原因，這是“遵從”自然規律而發生的，這是偉大社會革命得以進行的必要前提條件與準備[8]。此種必要的準備階段將向著更為完善的社會組織發展演進，并實現“新的聯合”。此種“新的聯合”具有所有成員足額的消費品以保證所有成員具有更高的品質，而且，新聯合的財富也具有更高級的性質。歐文指出資本主義大生產及其制度，增長了人們的能力，使人們了解并接受新的原則與做法，這就成為了實現“更高級的社會結構”的必然基礎。這里的“更高級的社會結構”不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必要準備階段”相分離的，而是一種后者孕育前者、前者表現為后者必然趨勢的關系。
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在批判“重農學派”與李嘉圖的經濟學時，指出他們將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生產方式看作永恒的、必然的東西，而忽視了它只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性的、暫時性的東西。他正確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在特定時期與特定條件下的事物，它的進一步發展必然要走向未來社會或更高級的社會形式。他在評價“重農學派”時指出，他們“把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變成生產的一種永恒的自然形式。對于他們來說，生產的資產階級形式必然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形式……他們把社會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物質規律看成同樣支配著一切社會形式的抽象規律。”可見，“重農學派”將此種現實生產方式視為所有歷史階段都具有的生產方式，這抹殺了經濟事實與未來發展趨勢之間的區別，只重視兩者的同一性，而忽略兩者的本質區別。
在批判李嘉圖時，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是有“界限”的，是有“相對性”的，只是走向更高級社會結構的準備階段。他指出，李嘉圖的經濟學“以純經濟的方式，從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出發，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界限，表明了它的相對性，即它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歷史的并與一定的物質生產條件的有限發展時代相適宜的生產方式。”而且，馬克思還指出李嘉圖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最利于發家致富或最利于進行生產的生產形式。這里馬克思通過批判李嘉圖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絕對化、固定化的錯誤觀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暫時性、相對性和有限性。其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局限性正是它終究要發展到未來社會的必然因素與前提條件。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或發展到未來社會是具有連貫性的發展過程，未來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矛盾作用的結果，也是它內在規律的必然體現。
四、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特質的意義
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事實的過程中體現出來價值介入的諸種方式不是基于資本主義抽象價值預設的邏輯推演，也不是純粹對經驗材料的抽象歸納。他朝著融合此兩種研究方式的中間道路推進，此種研究體現為一種克服唯物與唯心二元分立認識路徑的可能性探索。此種具有構成性、創造性特征的價值介入方式不僅構成了其理論體系不可或缺的內在支撐，也是使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理論特質的內在原因。
第一，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批判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異化勞動、生產關系及拜物教等進行了批判，其批判的立論依據離不開他的價值取向、價值準則等一系列價值訴求。這不僅是馬克思揭示、反思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參照系，也是凸顯馬克思主義批判性或革命性的內在因素。
第二，賦予馬克思主義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體現為基于價值立場與價值取向對雇傭勞動制度及其統治階級的批判性，其科學性體現為馬克思主義與整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及維護無產階級利益的價值取向的一致性。維護無產者的利益是批判有產者的價值目標，批判有產者又是實現維護無產者利益這一價值目標的手段。無產階級是伴隨工業化歷史進程而產生的，其價值訴求體現著整個社會歷史演進的發展趨勢。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的解放及其價值追求，必然要科學地認識整個世界，認識整個社會演進與發展的內在規律。對社會發展規律及其趨勢的認識與把握是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前提條件，只有深刻認識并運用社會發展規律，才能使其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并實現其價值訴求。
第三，賦予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價值觀的統一。基于對世界的正確認識與把握才能對其作出合理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合理的價值判斷與選擇又是正確認識世界的必要前提條件。馬克思的價值介入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價值取向與價值原則是基于他對世界看法抽象把握的結果;另一方面，馬克思在認識與把握世界觀時，他不僅嵌入了整個世界發展所呈現的價值規范，也嵌入了自身所認可并持有的價值意識。
第四，實現思想史上的偉大變革。馬克思經濟批判的價值介入方式是將德性價值或超越價值嵌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并在事實與價值的張力中對資本主義經濟現實進行詮釋與反思，而開出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等具有鮮明特質的嶄新思想，實現了人類思想史上的偉大變革。
馬克思主義不是價值中立“冷冰冰”的社會或歷史科學，而是實現了社會事實與自由、正義等價值訴求的生成性統一和自覺性契合的批判理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對資本主義經濟事實的描述中蘊含一系列價值訴求，這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內在支撐，如果抽去這些價值因素，馬克思主義就會淪為它的反對者所竭力追求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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