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之取向
【內容提要】縱觀中國幾千年政治文化史，和平主義始終是貫穿其中的命脈與價值取向。這亦可從馬克斯·韋伯和羅素等西方大家的論著中窺見一斑。這一取向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因素共同培育與形塑的結果。【英文摘要】Asurveyofthethousandsofyearsof
我國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對世界四大文明的發祥地考察后曾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中華文明為什么沒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那樣，在時間和空間的無限中銷聲匿跡而綿延不絕、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個社會沒有形成一種遠征的力量。[1]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現了一種“中國威脅論”論調。《大國的興衰》一書的作者保羅·肯尼迪撰文，稱全球化將使中國受益，反過來威脅美國的地位，“美國現在擁有不可撼動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紀續寫榮耀”，理由是中國可能趕上來。耶魯大學商學院院長杰弗禮·加騰(JeffreyGarten)在《商業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經濟對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依賴，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一旦中國經濟受到戰爭、恐怖襲擊、社會動亂、自然災害的打擊，美國經濟的“生命線”就可能被掐斷。針對這一論點，一些中國學者也紛紛撰文指出：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國勢日盛，對他國的土地與資源并無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維護本國的合法權益。而且回顧歷史，中國式的戰略文化和戰略思維，一直是指向和平的。“親鄰善友，國之寶也。”[2]和平主義精神便顯而易見。不過，這種和平主義的宣講也招致了許多學者的反駁。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崇尚和平的事實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實也不勝枚舉。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海外學者和西方學者，可以贊揚中國人的深刻、廣闊、單純、恬靜、勤儉等美德，似乎還很少承認中國是一個和平之邦。[3](P34)特別近代以來，中西雙方的接觸常常是通過戰爭形態表現出來的。義和團運動之后，中國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點“好感”，被一掃而空，很多西方學者都認為中國是一個“野蠻”、“殘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個結論：恐怕實在難有這樣的民族和國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讀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和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的《中國問題》以及相關資料，然后重溫了中國數千年文明史，對這一問題便有所厘清：中華民族實在是一個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義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積累而沉淀下來的精神財富，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眾的心理的、知識的、生活的結構之中，并通過人們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而得以延續。盡管這種延續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而有所發展、嬗變，但中華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綿延不斷地得以保持。被譽為“世紀的智者”的大哲學家羅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間，在中國進行了長時間的講學，講學完成之后，他根據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中國問題》一書。書中說中國人向以博大的文化為榮，而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別人。正如羅素所言：“他們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國雖是兩千年帝國的后裔，然而對帝國的熱衷卻已極其淡漠了。”[4](P154)在這種文化熏染下的中國人非常驕傲，以致驕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誠如羅素所言，“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有驕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國”[4](P154)。按羅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國人愛好和平已習而成癮。中國歷史上雖征戰連綿，但老百姓是天生愛好和平的。羅素接著論證了這一個觀點：“我不知道哪國的詩人會像白居易那樣，塑造了一個自殘逃避的新兵……他們和平主義扎根于深思熟慮的觀點，事實上扎根于他們不愿意改變任何所見到的一切。”[4](P154)馬克斯·韋伯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指出：“中國盡管戰事頻仍，但進入歷史時代后，即逐漸成為和平化的世界帝國。”[5](P30)韋伯首先承認，中國文化的發展最初是以純粹默武主義為標志的。但隨著文官當政，意識形態自然地轉向和平主義。[5](P32)因此，和平主義自有文明史以來，基本上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脈絡。
綜觀中國歷史，除卻一些失常的行為，中國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中國與異族的戰爭中，多半是因異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戰；抗戰勝利，亦能適可而止，以窮兵默武為戒。中國自秦以來屢筑長城就是明證：長城是由歷史命運鑄成的一座巨大的紀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擊，是積淀著一種內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漢時，有個叫陳湯的，他以單車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遺族這支強敵，回到朝內，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歡迎，還受到種種責難。就是因為中國有“興滅國，繼絕世”的理想，這理想便代表一種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國人至少在士人階級，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橫掃歐亞兩洲，英雄氣概，史無前例，然最終也落得個“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評價。同時，中國歷史上的名將，立大功，建大業，但重文輕武的傳統始終沒變。在歷史上能不朽的軍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將之風，國人視班超高于李廣、衛青，其故在此。馬克斯·韋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國被鄙視，就像在英國亦受過200年的蔑視一樣，一個有教養的士人是不會在社交場合中與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輕武的傳統，雖曾使中國流于文弱，但正是這文弱之氣，成就了中國和平主義之源。
二
任何精神氣質的獲得，都離不開具體的土壤。和平主義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質，更離不開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制約。
(一)自然環境的影響
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當然也是人類意識或精神形成的基礎。地理環境對人類和人類社會有一定的決定作用，雖然這種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終的。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方式的多樣化，人們開始能動地利用地理環境，于是地理環境對人類具體活動的決定作用就逐漸減輕。生產力越發達，人類對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越大也越深，但這一切都是以地理環境所提供的條件為前提的。
中國的地理位置比較優越，大部分領土處于北溫帶，氣候溫和，雨量充沛，為發展農業提供了最適宜的條件，我國黃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農業區，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黃河文明。與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藍色文明相比，黃河文明是一種大陸文明。占主導地位的傳統政治思想是建立在農業生產基礎上的。農業的重要地位決定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重視。西方政治文化強調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而中國古代思想家地主張“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實質，就是強調人的行為與自然協調。由這種地理環境決定的思想長期實踐的結果，是實現對完滿和諧的和平精神的追求。
(二)社會環境的制約
社會環境的制約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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