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族經濟法學經濟分析方法的必然性

時間：2024-10-16 12:08:00 法律畢業論文

論民族經濟法學經濟分析方法的必然性

文章以為，作為以民族現象及其為對象的一門交叉學科，民族經濟法學的基本研究是經濟的方法。從必然性和邏輯一致性兩方面來看，經濟分析是必要的。從民族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性、民族經濟法公平的世界觀和經濟的世界觀的同一性、民族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稀缺性三方面看，經濟分析具有可能性。經濟分析的具體方法是本錢效益分析法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關鍵詞：民族經濟法經濟分析研究方法必要性可能性

民族經濟法學是以民族經濟法律現象及其發展規律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交叉學科。它具有二重學科屬性，一方面，它屬于民族學的范疇，進一步講，它是民族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屬于法學的范疇，是從屬于經濟法學的一個學科分支。從學科淵源上看，它是民族學、法學和經濟學三門學科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三者的綜合與分化。同時，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民族經濟法學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經濟分析的方法。

一、經濟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學科水平的標志。巴甫洛夫以為，是隨著研究法所獲得的成就而前進的，研究法每前進一步，我們就更進步一步，隨之在我們眼前也就開拓了一個布滿某種新鮮事物的更遼闊的遠景①。將經濟分析的方法引進民族經濟法的研究可能會招致兩方面的詰難：一是以為這種“不倫不類”會混淆學科之間的界限，甚至會造成某種“領地”的混亂。我以為，經濟分析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雖來自經濟學，但是，它能夠較好地將法學的實證方法和規范分析方法連接起來，從而達到法學研究方法的更新。何況，學科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給學術領域劃分界限的任何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有些東西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我們小社區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塊格格不進的飛地，而明日它也許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與我們分離，企圖規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種詰難也許來自那些崇尚正義價值的法學家。他們以為經濟分析方法的將導致對法的正義價值的削弱。筆者以為將正義與效率對立起來的觀念是不可取的。事實上，任何法都包含著正義和效率，只不過這種正義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經濟分析方法的必要性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歷史必然性。把法作為一種經濟現象來分析，解析法律現象的經濟根源，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法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鳩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羅馬民族興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現象的經濟邏輯：“法律應該和國家的自然狀態有關系；和冷、熱、溫的天氣有關系；和土地的質量、形勢與面積有關系；和農、獵、牧各種人民的生活方式有關系。法律應該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關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財富、人口、貿易、風俗習慣相適應 ”①。德國著名法學家歷史法學派代表薩維尼以為，法并不是立法者創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識的體現。他以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階段，法律就已經具有了某個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們不過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某個民族所獨占的才能和取向，它們只是特定屬性的表象。②歷史法學派代表英國的梅因教授運用歷史的、對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發展史。他對雅利安的民族的各個不同支系，尤其是羅馬人、英國人、愛爾蘭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進行了比較研究，較為系統地分析了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諸多經濟因子：財產、契約、遺囑，并提出了與之相對應的法律范疇：所有權、債、和繼續權，從而形成了一系列貫串著這些特定民族的帶有普遍意義的經濟法律范疇：財產—— 所有權，契約——債，遺囑——繼續權③。功利主義法學派的代表人物邊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經濟分析的最早萌芽。邊沁以為：人類的規律就是“避苦求樂”，正是它支配著人的行為，是人生的目的。無論是從人性還是從自然出發來看，減輕痛苦并增加快樂的行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上是優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權利的（正義的④）。在他看來，增進人類幸福的辦法，應從立法開始。在論述法律的經濟邏輯時，邊沁以為，財產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產生以前是沒有財產的，而一旦消滅了法律，財產也不會存在⑤。邊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代的學者所繼續。
以上法學家對法律這一現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為對象。孟德斯鳩重點研究了羅馬民族的興衰，薩維尼的重點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則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個支系，邊沁則以英吉祥、法蘭西、意大利及俄羅斯民族為嚆矢。他們研究的共同點在于：以法律現象為研究對象，研究特定民族主體法律的經濟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們的研究結論如何，都是民族經濟法經濟分析的歷史開創者。
真正開創民族經濟先河的是亞當．斯密和馬克思。亞當．斯密首次將經濟分析的于法律領域，以此來法學的經濟理性。馬克思創立的唯物論和經濟學不僅分析了法律這一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而且以資本主義為例，剖析了其經濟基礎的全貌并將古典經濟分析所遺漏的相關法律因素如產權⑥、制度、國家和意識形態統統包括進往，進而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形式的本質在于便于資產階級掠奪最高額利潤，三權分立的本質在于
便于各種資本家分享均勻資本收益，資本主義法律體系的本質是資本階級私有財產權的體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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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7頁。
參見[美] 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法律與法律方法》，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頁。
參見[英]梅因著，沈景一譯：《古代法》，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6—9章中有關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筆者注：法律上的權利是該法所持的正義的體現，當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對的。
參見張宏生主編：《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頁。
在《資本論》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譯為“財產權”。
結論。亞當．斯密和馬克思與孟德斯鳩、薩維尼、梅因、邊沁等人一樣，考察的是歐洲國家和民族的經濟法律制度，他們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和論證了自己的，使得每一種理論都在前人理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興起了制度經濟學派，他們對本國民族經濟法律的分析更趨于系統化。其代表人物凡勃倫創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經濟學體系，重點夸大對古典經濟學重市場輕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進過程為基本的經濟理論。主張從制度上修正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律結構。該學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爾還夸大從法律制度的角度論述特定國家和民族法律經濟發展的關系，并進一步夸***律對經濟的作用。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隨著跨國公司的涌現以及全世界的吞并浪潮，各國為發展本國本民族經濟大量立法， 1973年，美國波斯納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經濟分析》①一書，將經濟分析的視角由經濟領域擴大到非經濟領域，完成了經濟學對法學的全面滲透。就像經濟是法學的基本范疇一樣，法律已經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基本范疇，同樣，法律、民族、經濟是民族經濟法學的基本范疇。各學科的相互滲透與接納以及研究方法的鑒戒反映了民族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的復雜關系以及邊沿學科產生的必要性，民族經濟法學正是克服學術界“占山為王”現象的基本學術氣力。
誠然，由于歷史與文化的差異，中西方學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盡相同。尤其在考證源流時，這種差異往往成為障礙。然而，正是這種差異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與“彼民族”的共性體現出應有的學術價值，使得理論的鑒戒、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點、方向和回宿。事實上，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綿延了數千年的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終極解體，中國的法制也由此開始了極其艱難的近化進程。中國法學研究作為中國法制的有機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內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鑒戒。因此，把經濟分析的方法引進我國民族經濟法學研究具有歷史必然性。
（二）邏輯一致性。這里所講的邏輯一致性是指民族、經濟與法律三者之間的內在同一性。這種同一性表現在兩個層次上。
1、民族是一個歷史范疇，它總是處于一定的經濟形式之中。孟德斯鳩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書》、《羅馬興衰原因論》和《法的精神》中，應用了很多民族學的材料。他以為一切社會現象的產生都有它的客觀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間的一切現象，雖說千差萬別，十分別致，但全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產物，全有可循②。這種把民族現象回為一種自然與歷史過程的觀點，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會歷史屬性。馬克思、恩克思在《論猶太人》《英國工人的狀況》《論波蘭》及《***宣言》中，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他們論證了資產階級民族是發達基礎上，打破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決民族題目的根本途徑：“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各民族之間的
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程度”④，這種關系就是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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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中譯本已由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參見《民族學與》，宋蜀華﹑白振聲主編。中心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版。第10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上）《***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唯物主義觀點和唯心主義觀點的對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頁。
在其《學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經濟結構。之后，馬克思創立了其唯物主義基本理論，并把社會形態與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演進密切聯系，甚至以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①。隨著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以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固然千差萬別，但各民族的發展都是沿著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進行的，都是由低級向高級，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前進的；同時，每一個民族在一定時期內，不管這個民族熟悉與否，客觀上都處于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即屬于一定的經濟形態之中的 ②。
2、民族經濟與民族具有邏輯一致性。
如前所述，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把社會形態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演進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一般關系的原理。據此，我以為，任何民族的生產方式以及該民族所處的國家中的生產方式都制約著有關該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經濟關系產生相關的法權關系，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記載了該經濟關系的要求，并與該民族的生產關系相適應，以該民族的經濟發展為基礎，并對該經濟關系有反作用。由于馬克思是從經濟對法律的決定作用和法律對經濟的反作用兩個方面來論證經濟與法的關系原理，于是，在理論界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產生了重經濟建設輕法制建設的不平衡傾向。建國以來，先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掛帥忽視了經濟建設，帶來了新中國經濟發展長期滯緩之后果，后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輕視法制建設，使得經濟建設受到。為了克服這種不平衡性，理論界做了深刻的反思與探索。有學者指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是一種矛盾的運動，相互決定的關系。不同的是，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具有階段性，而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體現于各個階段之中。這種關系也近似體現了經濟與法的關系③。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以為，法律既不是消極被動地反映經濟關系，也不是僅從經濟關系的外部對經濟運行產生作用，它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對經濟運行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顯然，我們傳統理論以為的“經濟決定法律”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看來截然相反，假如從對立同一的辯證法看，既重視經濟對法律的決定作用，也重視法律對經濟的決定作用，“拋開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的偏見，它說明了思想史上對法與經濟關系的熟悉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內部、由個別到一般的理論深化過程，這符合熟悉論的邏輯規律。”④這也是我們提出民族經濟法經濟邏輯一致性的基本理論依據，這種邏輯一致性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⑴、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的原理，民族經濟法律的經濟分析具有邏輯實質性。由于物質生產方式對生產關系（法權關系）極其附屬的法律上層建筑具有決定作用，所以，每一每個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須與同時代本民族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相一致。我國事一個同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經濟法律規范不但在單行的民族經濟法規中存在，而且也體現在刑法、民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基本經濟法律甚至憲法當中。憲法明確規定保護、鼓勵和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民族區域自治法從第25條至底35條都
是關于發展民族經濟的法律規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應規定。在全社會倡導“西部大開發”，發展民族地區經濟的今天，必須將各種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和經濟規律演變為法律邏輯，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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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上）《***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與》。中心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版，第87頁
胡泰來《與法之學——經濟法學科內涵另釋》載《政***叢》1999年第5期第22頁。
周林彬：《經濟學論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族經濟法治貫串于民族經濟的全過程并與民族經濟立法、執法、司法、遵法等法律實踐環節相適應。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長期受封建獨裁、仍奉行“政策主導”的國度，夸大民族經濟法與同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國情相一致、與建立同一的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相一致、與國家的民族經濟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義，這也是我國當前物質生產方式制約性的必然要求。
⑵、從新制度經濟學“法律決定論”的角度看，民族經濟法的經濟具有邏輯的應然性。這種應然性是指，民族經濟法的不同層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為應當在符合《立法法》的實體規定和程序規定的條件下，只能從同本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題中領悟立法的價值取向，確定法律制度的和結構。這些法律規范作為本民族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變量，直接影響著本民族社會經濟運行的本錢效益的高低。這就提出了一個民族經濟法“應該是什么”的。在基本理論層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學、經濟學和法學的復合型學者對當前民族經濟法的實然性進行徹底的反思與修正，使得民族經濟法獲得“先進為主”的地位，為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保駕護航。當前，國內已有學者提出西部大開發應當以法律為主導的觀點，在我國這樣一個民商法和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很不發達的國家，解析法律的經濟邏輯對法律學科建設本身來講意義也非同平常，更不用說法律對經濟運動過程和結果的決定性作用。在經濟全球化和民族經濟日趨國際化的今天，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認可了法律作為經濟的內生變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視。早在1981年，美國就通過了12291號總統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規章都要符合本錢——收益分析的標準①。顯然，民族經濟法作為一種法律資源，其經濟邏輯是不問可知的。在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如何處理國家與民族地區以及民族地區之間、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之間的經濟關系，實際上是一個權利義務的選擇和效益化設計題目。立法者只有正確地評估法律供求，公道地設計權利義務關系，建立預防沖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機制，才能保證民族經濟法的實現。
由是觀之，“經濟決定論”反映了它是對民族經濟法律經驗分析基礎上形成的，解決了民族經濟法實然性的題目。而“法律決定論”則反映出它是對經濟價值分析基礎上形成的，解決了應然性的題目。二者的結合與相互平衡將標榜一種中立的價值觀，使民族經濟法的經濟分析能夠對實際的法律運作和經濟發展提供可選擇的優化方案，從而印證了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兩種路徑相結合的方法的邏輯一致性，也使得對民族經濟法的熟悉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同一的高度。

二、經濟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經濟分析的方法從經濟領域引進非經濟領域尤其是法律領域，在法學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進對民族經濟法的研究雖是筆者的一個嘗試，但這種可能性是顯然的。對于可能性題目的解決，將有利于從理論和實踐結合的高度來增強理論研究成果的實踐能力。民族經濟法的下述特點將構成其經濟分析可能性的基礎。
（一）民族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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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美]理查德·A·波斯納著，蔣康兆譯：《法律的經濟分析》，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頁。
馬克思主義以為法不是在創造經濟關系，而是翻譯和描述經濟關系。民族經濟法作為適用于經濟領域的經濟法下屬的一個獨立的次級法律部分，有著自己特定的調整對象，即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族地區經濟運行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具體地講包括：民族地區的組織治理關系，民族市場治理關系，民族經濟宏觀調控關系以及民族社會保障關系。以上四種關系回結到一點，是一個關于民族經濟治理題目（當然也有民族經濟協作關系的因素）。這些關系的明顯特點在于經濟性，即每一種關系的客體（如人力、資金、政策等）都是一種資源，需要相關治理機制，調控機制和保障機制，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本錢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會福利與個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實際上，從當前經濟法理論研究的情況看，經濟法買通了經濟學與法學之間長期存在的壁壘，經濟法的一些基本范疇也分別來自于經濟學和法學（如效率與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隨著人們對經濟實踐和法律實踐的等量齊觀式的雙重關注，經濟學實現了向法學的全面滲透，以至于人們形象地以為經濟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經濟”構成。這正是經濟法經濟性的明顯標志，而民族經濟法作為經濟法的子系統，其經濟性當然是顯而易見的。
（二）民族法兩個世界觀的同一。
無論是古代法學派，先驗唯心主義法學派、法學派、功利主義法學派、還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派、以及當代西方的法學派和現實主義派別，基本都涉及到了對法的價值取向的選擇。也就是對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熟悉。法史的表明，簡單地將二者對立起來的做法必將把法律引進死胡同。當代西學界基本上把法的價值概括為：自由、安全和同等。自由感鼓勵人們往從事那些能夠自我發展并促進個人幸福的活動，對安全的追求促使人們尋求公共保護，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對同等的追求則促使人們依據一定的公平標準與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為抗爭①。自由、安全與同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與同等，也包含了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財產的自由、安全與同等，這正是公平與經濟兩種世界觀的題中之意。民族經濟法同樣有兩種世界觀：公平的世界觀與經濟的世界觀。由于我國的民族地區地處邊陲，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與內地經濟上存在一定差距，為了縮小和消除這種差距，落實民族地區的公平發展權，國家通過各層次的民族經濟立法體系加強民族經濟立法，使民族經濟的發展在法制的軌道上進行。可以說，民族經濟法正是擔負著發展民族經濟，實現各民族經濟同等的責任，這也是民族經濟法公平世界觀的體現。另一方面，我國多年來倡導的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指出“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體現了經濟建設的重要性。我國的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夸大“效益優先，兼顧公平”的價值取向。正是在這種價值觀的指導下，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才出現了把政策和法律作為資源優先向東部和沿海地區配置的“不公平”現象，從而導致了東、西部經濟社會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區也需要發展經濟這樣一個客觀要求。而從法制意義上講，民族經濟法正是從民族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出發，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給民族地區，以彌補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達到法律配置的公平，終極實現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經濟法的公平世界觀和經濟世界觀是同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本錢效益的經濟的來反思和重構我國的民族經濟法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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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美]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法律與法律方法》。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頁。
（三）民族經濟法律規范的相對稀缺性。
我國民族經濟法律規范的相當稀缺性主要表現在：第一、沒有專門的民族經濟法典。專門的民族經濟法典是調整民族經濟關系的基本法律，它應當對民族經濟關系中的基本作出明確的法律規定，諸如民族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民族經濟法律關系，民族經濟法律責任等。當然，有的學者以為，從全國經濟和民族地區經濟角度上看，國家很難對全國的經濟題目制定一個經濟法典，同樣也很難制定一個民族經濟法典①。在筆者看來，制定同一的經濟法典有困難的原因在于我國事一個多民族國家，而且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的生產方式存在較大差異，誠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這種差異的存在才使得我們制定專門的民族經濟法典成為需要。當前，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的法制環境越來越成為制約因素。為此，法學界要求制定《西部開發法》的呼聲日益高漲，并有一些成果問世。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為制定民族經濟法典的鑒戒和原材料。第二、我國的民族經濟法規范過于籠統、簡單，缺乏可操縱性，有些法律條文孤立無援，無法形成嚴密的法律規范。憲法序言規定：“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民族共同繁榮”。第4條規定：“國家根據少數民族的特點和需要，幫助個少數民族地區加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第122條規定：“國家從財政、物資、技術等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事業”。民族區域自治法第25條至第35條基本上也是相關的一些籠統性規定。如第26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條件下，根據法律規定和本地方經濟發展的特點，公道調整生產關系和經濟結構，努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規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們知道，民族經濟法作為一個法律部分，是由相關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構成的。法律規范有其特定的邏輯結構：假定、處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規范同實際狀況聯系起來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況下這一規定生效；處理是行為規則本身，指權利義務的安排；制裁是指對違反這一規則所采取的國家強制措施。上述法律規定不但從條文本身來講不構成法律規范，而且在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來，從部分法意義上考察民族經濟法，它的供給是相對稀少的。第三、從民族經濟法效力等級上看，我國的民族經濟法的效力較低。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低，經濟關系相對簡單，國家在制定同一的基本經濟法律時，往往賦予民族地區一定的變通適用權，或由民族地區另外立法，制定實施細則。這種委任立法是一種從實際出發的務實做法，但卻導致了民族經濟法的低效力等級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體現出來的民族本位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亂現象的泛濫。
由此看來，在我國，民族法的供給相對于豐富多彩的民族經濟關系來講，具有稀缺性。為了實現對這種資源有效、公道、高效的配置，經濟是一個基本的。

三、經濟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本錢效益分析法。民族經濟法是一種稀缺性的法律資源，它以調整民族經濟關系為己任并且帶有強烈的經濟性。在民族經濟實踐中，不但存在著資本市場、人力市場和技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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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吳宗金：《民族法制的與實踐》，***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頁。

而且存在著作為民族經濟內在變量的民族經濟法的市場——民族經濟法市場。在這個市場上，民族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包括國家、地方、政府、民族經濟組織及其它單位）都作為自身利益的最忠實代表選擇使用相關的民族經濟法律，并盡可能地選擇效益最大化和本錢最小化的交易路徑。因此，本錢——效益分析法成為民族經濟法經濟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總是由經濟效益和非經濟效益兩部分構成的，因而本錢——效益分析法將不可避免地分解為本錢——收益分析法和本錢——效果分析法。前者屬于市場經濟的基本方法，通過對凈收益的來進行分析。即凈收益即是總收益減往總本錢。該收益并非民族經濟法實際的生產所得，但是，它預防了損失的進一步擴大，并將失衡的經濟關系恢復原位，實現了民族經濟關系中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的雙向平衡。誠然，對民族經濟法律效益的評價除了凈收益的分析之外，還應當考慮機會本錢的大小。民族經濟法的選擇性規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經濟法律關系主體超越法律界限的選擇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條件制約下，選擇任何一種行為都意味著不可能選擇另一行為，亦即以另一行為作為機會本錢的，所以主體往往選擇直觀看來效益最大的行為以求得利益的獲取。本錢——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顯得難以操縱，因此并未作為民族經濟法經濟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經濟效益不但可以在經濟效益上反映出來，而且還有諸多的現實表現。假如由于民族經濟法的實施而使得民族地區經濟滑坡，那勢必會引起民族地區秩序、安全、公同等價值的扭曲，這當然是一種反面效果，應當從立法、執法、司法、遵法等法律實踐的某一個環節上找出原因，解決。假如由于民族經濟法的實施使得民族地區經濟繁榮、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那么它的經濟效益和非經濟效益都得到體現。假如經濟發展了，卻帶來了社會道德淪喪、環境污染、資源破壞，那就說明機會本錢太大或者民族經濟法制不健全，需要進行徹底的反省。
（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在法學史上，規范分析法和實證分析法經常存在某種程度的對立。規范主義總是以既定的價值標準作為出發點，對法律行為的選擇作出倫理判定，并力圖通過這種價值來矯正法律行為，使之與法律的目標相一致。實證主義則不然，它作為一種的態度，反對任何先驗的思辨，并力圖將其自身限定在經驗材料的范圍內，從而把學術的對象限定在“給定事實”的范圍之內，這實際是把價值排除在法學研究之外，把法學的任務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實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圍之中。作為一門新興的邊沿學科，脫胎于法學、經濟學的母體，民族經濟法學首先應當確立一定的價值，這種價值就是實現民族經濟的發展和民族社會的全面公正，這就耦合了法學的規范主義方法。同時，由于這種價值的核心是經濟的世界觀和公平的世界觀的結合，它也和經濟學的要求相一致。這樣，規范分析對民族經濟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樣由于民族經濟法學與民族學之間的“血緣”關系，民族學夸大的田野調查方法是實證主義方***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經濟法的研究必然要繼續這種傳統，并將它發揚光大。具體地講，應當通過對民族經濟法律題目基本事實和現象的再現和描述，揭示民族經濟法律運行過程中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實然面貌，并對它的主客觀因素進行分析和綜合，以說明民族經濟法律現象背后的經濟邏輯。假如說規范主義為民族經濟法設立了價值目標，實證主義則通過實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實現民族經濟法的應然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經濟法的研究必須拋棄傳統法學“即此非彼”式的方***上的一元論，為民族經濟法方***開辟一片希看的田野。

參見歐陽康：《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頁。
[美]亞歷克斯．英克爾斯著，陳觀勝、李培茱譯：《學是什么》，社會出版社，1981年版，第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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